“五日登州府，千年苏公祠。”这句流传千年的民谣，道尽了百姓对北宋文学家苏轼的深切感念，也揭示了一个深刻命题：一名官员的价值，不在于任期长短，而在于是否真正为人民做了实事。

北宋元丰八年（1085年），苏轼赴任登州军州事，实际主政仅五日，却以两道奏章——《登州召还议水军状》与《乞罢登莱榷盐状》——直击边防与民生痛点，赢得“千年苏公祠”的历史铭记。

其实，如果连路程在内，苏轼的“登州时间”，远不止五日。从接到任命到离任回京，前后长达八个月。在这段时光里，他深入民间、体察疾苦，登蓬莱阁、观海市蜃楼，写下“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的千古绝唱；更以政治家的敏锐与文人的良知，洞察到登州作为边陲重镇的国防隐患与盐政积弊。他没有因即将调离而敷衍塞责，也没有因任期短暂而无所作为，反而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民请命，为国谋安。

当然，每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情境，苏轼的做法并不能直接套用在今天。但是从苏轼的实践中，我们可以获得不少启示。

首先，以民为本，强化责任担当，摒弃“过客”心态。苏轼在登州的作为，核心是“为民”二字。他看到百姓“咫尺大海，顿食贵盐”，灶户流离失所，便力主废除榷盐制度；他目睹水军“武艺惰废”，边防空虚，便上书整军备战。这两件事，一件关乎民生冷暖，一件关乎国家安危，都不是“短期工程”，却都是“根本大计”。他不因任期短暂而推诿，不因个人升迁而回避，体现的正是“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的为政初心。

这启示我们：无论身处何种岗位，都应把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要摒弃“临时工”“过客官”的心态，强化“主人翁”意识，把每一段任期都当作“责任田”，把每一项工作都当作“终身事”。正所谓“在位一日，尽责一天”，真正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扛在肩上。

其次，实事求是，坚持问题导向，力戒形式主义。苏轼没有在登州搞“形象工程”，也没有留下“纪念雕塑”，但他敢于触碰矛盾，勇于承担责任，体现了“为官避事平生耻”的担当精神。

今天，我们推进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纷繁复杂：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乡村振兴的结构性难题，营商环境的制度性梗阻……这些问题，往往积弊已久、牵涉面广，解决起来殊为不易。但正因如此，更需要党员干部有“啃硬骨头”的勇气和“钉钉子”的韧劲。要坚持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研究，践行“一线工作法”，做到“入境问农，首见父老”，听真话、察实情、谋实策，避免“拍脑袋决策”。同时，要力戒形式主义，警惕“盆景式”创新、“作秀式”调研、“报表化”落实，追求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实际成效。

再次，追求“潜绩”，涵养精神境界，实现价值传承。苏轼离开登州已近千年，但他的精神却流传下来。“一诗二状三美四至”的文化符号，已成为“仙境海岸 品重烟台”城市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苏轼在登州的任期虽短，却留下千年回响。可见，青史留名与官阶并无本质联系，而是与做事相联系。

真正的政绩，往往不是立竿见影的“显绩”，而是润物无声的“潜绩”。制度建设、文化培育、生态治理、人才培养，这些工作需要时间沉淀，却能影响深远。党员干部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甘当铺路石，愿做栽树人。要将个人价值融入时代洪流，不计较个人得失，始终坚守我们党的初心使命。

汲古润今，鉴往知来。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应常思“我来此地为何？留下什么？带走什么？”“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只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之中，方能在有限的“任期”里，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精彩答卷。

（作者为上海市司法局三级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