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在鲁南抗日根据地有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万三爷”，他就是临沂兰陵县(原苍山县)上大炉村的万春圃。万春圃原是当地一个有名的庄园主，后来加入革命队伍，1943年5月任八路军鲁南军区副司令员，成为鲁南抗日时期革命队伍中的一名出色领导者，1946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时他又随部队进城，接管济南，曾担任济南市政协副主席。1972年，万春圃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

万春圃出生于地主家庭，家有200多亩良田和500多亩山场。自幼爱骑射，善结交，性格豪爽，讲义气。早在1918年，万春圃就组织民团自卫武装，保境安民。抗战以前，在鲁南山区他是一个有威望、有影响的实力派，在群众中威信很高，影响很大。在当时，万春圃有三个响当当的名头：一是“万三爷”, 因他排行老三，又是当地大户，故人称“万三爷”。二是“万会长”,全面抗战爆发后，万春圃组织抗日“联庄会”,担任会长，所以人们又称他“万会长”。三是“万支队长”、“万副司令”,八路军115师到鲁南以后，他曾担任“边联游击支队”支队长，后来边区游击支队与苏鲁支队合并，他又调任八路军鲁南军区副司令员。

万春圃这样一位身份特殊、社会关系复杂的地方实力派，在抗战以前就与中共党组织有着很深的联系。在20世纪30年代，万春圃曾经支持共产党在“联庄会”等地方武装中建立党组织、发展党员。1933年苍山暴动失败后，国民党临沂县当局密令他逮捕共产党员聂立人、聂益人，他暗中通知两人躲避。1934年，他与中共枣庄矿区委员会建立密切联系，他的长子万国华、管家杨春茂、管武装的刘清如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枣庄矿区党委书记郭子化及其他工作人员经常住在他家，进行革命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万春圃组织了一支武装队伍，后来将其发展成一个直辖营。这支队伍人枪四百，武器精良，是一支较正规、有一定战斗力的队伍。在未编入苏鲁支队之前，共产党就在这支部队中开展了大量工作。后来，万春圃把整支武装部队全部交给了党，使其成为鲁南抗日的一支中坚力量，发展成为威震鲁南的山东野战军第八师“老五团”,解放战争期间成为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23团。

1939年1月，中共鲁南特委在万春圃家中成立。2月，中共鲁南特委机关在大炉村突遭日伪军500多人包围，万春圃主动率部阻击敌人。战斗中，他年仅19岁的儿子万国英不幸中弹牺牲，万春圃强忍悲痛高声呼喊：“国英是为国家民族解放而死的，死得光荣，他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在他的激励下，大家英勇杀敌，胜利完成了掩护特委机关转移的任务。

同年夏天，八路军115师师部进驻鲁南后也暂住在他家。万春圃住的三个院落，除留下几间由家人居住外，其他全都让给特委和师部使用。当时他家和八路军机关同在一个大门出入，亲密得就像一家人一样。115师政委罗荣桓、代师长陈光等领导同志，都曾住在他的家里。罗荣桓经常同他拉家常，陈光还将自己的战马送给万春圃。在和党的高级干部和八路军指战员的接触中，万春圃懂得了很多革命的道理，也感受到了罗荣桓、陈光等党的高级干部平易近人的作风和八路军严明的纪律，万春圃和党的感情更亲近了，也更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通过万春圃，共产党同鲁南的地主阶层、士绅名流建立了密切联系。另外，他还献出自家的粮食和木材供应军需，并向至亲好友筹集粮食十几万斤和银洋300元送给部队，支持抗日。后来根据地开展减租减息、土改运动时，他把自家的房子和土地全部交给了抗日民主政府。

抗战以来，万春圃与共产党人一起坚持斗争，同甘共苦，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其中最大的一次考验是：1941年，国民党51军337旅一部，在地方顽固军队王洪九部的配合下，乘中共鲁南区党委和鲁南军区转移外地之机，占领了临郯费峄四县边区县的全部地区和鲁南领导机关驻地上大炉村，俘去了万春圃的女儿万国荣和儿子万国平，他们送书给万春圃：“只要你过来，至少委你个团长。否则就抓你全家，扒你的祖坟。”他回书称：“孩子无罪，杀剐存留随便。我跟共产党是为抗日，不是为当官，抗战这条路我走定了。”最终，国民党顽固派实施的这次人质讹诈行动以失败告终。

1942年10月，中共鲁南区党委、鲁南行署、鲁南军区和边区县根据中共山东分局的决定，在云涧峪村举行几千人参加的大会，祝贺万春圃60寿辰。中共山东分局，八路军115师政委罗荣桓、代师长陈光和政治部主任肖华等均致电祝贺。115 师的“战士剧团”专程由滨海区赶来作慰问演出。会上，万春圃频频向到会人员鞠躬致谢，热泪盈眶地表示：“一定要抗战到底，报答党和人民的关怀。”

万春圃由长期同情支持共产党，到最后成为共产党员，直至无怨无悔献身于共产主义伟大事业，为鲁南区的抗战事业做出了独特贡献，至今在群众中仍流传着“没有万春圃就没有鲁南抗日根据地”的说法。几十年来，他始终坚定跟党走，无论是面对日寇、汉奸、国民党官员威胁利诱，还是在抗战陷入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都始终不渝地支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罗荣桓曾经评价他说：“ 一个从旧营垒中走出来的人，坚持站到了革命人民的这一边，这是一个根本的转变，这个转变确实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