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时期，政权割据四方，军阀林立，中央政府的权威几乎荡然无存。如何重建中央集权，消除那些不可一世的骄兵悍将的威胁，成了各国领导者亟待解决的一道难题。今天，我们就来分析江南地区的杨吴政权，如何在如此复杂的背景下成功实现中央集权。 中原的割据局面，其根本原因在于藩镇割据的局面。自唐朝中期起，藩镇便开始分裂、割据中原大地。这些藩镇有一个共性：防守能力强，但攻城掠地的能力却严重不足。藩镇的掌控者多是精通军务的将领，然而，谁能指望这些以武力为生的将领心怀统一天下的伟大理想呢？

统一天下，往往需要非凡的意志力和巨大的牺牲。他们为何要为一个崇高的理想而奋斗？那么多人难道就轮流去当皇帝吗？事实上，他们最大的政治诉求也不过是地方上的绝对控制权和权力的巩固而已。怪不得，在长达150多年的时间里，居然没有哪个藩镇能动摇唐朝的根基，而中央政府又无力将其消除，形成了一种尴尬的共生关系。 皇权虽然衰弱，但并未彻底消亡。 藩镇主要集中在北方，而南方的吴国政权，却是由一群草莽英雄在唐朝末年艰难打下的江山。这与北方的藩镇截然不同，北方的割据形成，缘起于唐朝府兵制度的崩塌，以及土地兼并带来的大量失地农民，这些农民无路可走，只能投身军旅，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军人利益集团。 这种军人集团的存在，导致了一个异常的现象：皇帝听命于节度使，而节度使却听命于手握军权的大兵。兵强将弱，强将逐将，弱将逐帅。而南方的吴国，虽然拥有富庶的江南地区，却没有北方割据的土壤。吴国的最大问题在于创业集团内部股权的争夺。当年吴国的开国皇帝杨行密，他能够崛起，全赖36位兄弟的相助。杨行密不过是集团中的一位大股东，尽管他掌权，但对于国家大事并没有绝对的话语权。与他平起平坐的，便是三位功臣。

其中，朱延寿，正是杨行密的小舅子。为了消除这个潜在的威胁，杨行密甚至假扮瞎子，骗过妻子，将小舅子诱至自己面前，用匕首将其杀害。这种权力的残酷，暴露了吴国政权的脆弱性。 然而，杨行密临终时，却无法将自己的权力稳妥地交给儿子杨渥。在他病重之时，节度判官周隐曾直言不讳地表示：宣州司徒轻易信馋，喜击球饮酒，非保家之主。更讽刺的是，他建议将权力交给外人，而不是自己的儿子。这种显而易见的政治失衡，预示了吴国政权即将迎来更大的动荡。

果然，杨行密死后，杨渥继位不久便被手下兵变推翻。但这些将领之间，谁也无法彻底制服另一个人，最后大家只能选择共治，立一个傀儡皇帝。吴国的局面，正如那时的历史所言：王权衰微，狼烟四起。 在这样的背景下，徐温如何完成了中央集权呢？

首先，他开始制定和完善法律体系，对元老功臣的行为进行严格约束，禁止他们横行霸道，借机扩展自己的权力。同时，这一举措也获得了百姓的支持，为其后续的统治奠定了基础。崔太，曾是一位团练使，因为虐待百姓而触犯法律，最终被处决，这也是徐温立威的一个典型例子。 其次，徐温采取了打击开国功臣的手段。他通过雷霆手段消除那些拒绝合作的李遇，而对于那些选择投降的刘威、陶雅等人，他则给予了丰厚的待遇和高官厚禄。通过这种方式，徐温不仅削弱了敌对势力，还通过招揽降将来强化自己的权力。历史记载，徐温待这些投降的功臣如同对待自己亲兄弟一般，这种巧妙的手腕，后来甚至影响了赵匡胤。 第三，徐温实施了重文轻武的策略。由于中原地区的连年战乱，大量文人学士涌向南方，江南地区也因其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成为文风鼎盛之地。徐温巧妙地将权力交给这些文人，建立了一支忠诚的文官集团，成功地借助他们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权基础。 第四，徐温选择远离朝廷，这一举措显示了他超凡的政治眼光。虽然坐镇中枢方便掌控朝政，但朝廷本身却充满了不稳定因素，随时可能爆发政变。他的做法与曹操类似，远离权力的核心区域，减少了政变的风险。徐温将自己的儿子徐知训安置在朝廷中，但徐知训因不懂权谋、无礼待父，引发了名将朱瑾的叛乱。幸运的是，远离朝廷的徐温依旧能够从容应对，最终平息叛乱，确保了自己的权力。

最后，徐温发动了对外战争，巩固了自己的军事地位。他先后打败了割据江西的军阀钟传，并多次成功击退吴越王钱镠的进攻。这样，徐温不仅树立了个人威信，也确保了自己对军队的绝对掌控。 徐温的经验表明，中央集权的实现不仅依赖军力，更多的是要铲除任何可能威胁自己统治的力量，并确保自己在权力博弈中的位置牢不可破。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把自己暴露在政治风暴的中心地带，远离权力的核心，保持足够的距离和安全感，这样才能确保最终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