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9月中旬，东北民主联军为了牢牢掌握东北战场的主动权，调集了九个纵队的兵力，发动了秋季攻势，向国民党军占领的多个县城发起了猛烈进攻。经过一系列的胜利之后，我军终于在10月23日开始向辽宁朝阳县城发起进攻。 所谓兵败如山倒，驻守朝阳县城的国民党骑兵师早已被东北民主联军的强大攻势吓得心生恐惧，几乎没有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就纷纷逃命，溃不成军。就在这场战斗即将打响之前，一支特殊的队伍早已在县城外的松岭门村严阵以待，他们就是积极支前的建昌县担架团。担架团的团长名叫于佐军，原是建东县委会的一名股长，虽然心怀参军之志，但他并不是一名正规军人。 担架团的成员大多是普通百姓，但他们每个人都做好了随时冲入战火中救援伤员的准备。从战斗的第一天晚上开始，他们便进入了战斗戒备状态，时刻准备着接受任何命令。到了23日上午十点多，正当于佐军焦急地等待前线的消息时，突然从东南方向传来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接着又是几声枪响。根据马蹄声的判断，似乎是一支大队人马。 于佐军心中一紧，立刻想到了一个可能性：难道是解放军的部队经过？可是为什么会传来枪声呢？担架团已经在东南面布置了岗哨，他心里有些不安，想着希望这只是一个误会。于是，他赶紧带着白允和、牛春儒两名干部前去查看情况。

三人走到村外的关帝庙附近时，只见距离他们20多米的地方走来十多个全副武装的人。于佐军一时难以分辨他们的身份，便大声喝道：站住！哪个部分的？那边的人停下脚步，其中一人答道：我们是七八一师长官部的！听到这句话，于佐军心中猛地一震——这是国民党军的番号！看对方军容不整，显然是从朝阳县城逃出来的敌人。 这时，几秒钟的思考让于佐军迅速做出了反应——对方人多势众，又装备齐全，显然不可能硬拼，但也不能轻易退缩，形势十分紧张。白允和、牛春儒低声问道：于团长，怎么办？此时，对面的人又问道：那你们呢？哪个部分的？这一问让于佐军更加警觉，他心中清楚，绝不能表现出丝毫的慌乱。

忽然，他注意到自己和白允、牛春儒身上都穿着东北民主联军特批的军服，他灵机一动，决定冒险一试。于是，他双手叉腰，语气严厉地回答：我是东北民主联军龙江部队的于参谋长！对方的反应比预想的要剧烈得多，马上慌乱起来，纷纷拉动枪栓，摆出了要战斗的架势。 面对这一幕，于佐军毫不畏惧，大声喝道：不要做无谓的反抗！你们虽然从朝阳县城逃出来，却已经无路可逃！周围到处是我们的部队，你们胆敢反抗，绝对没有好下场！如果投降的话，才有一线生机！看到敌人仍旧犹豫不决，于佐军便大声喊道：同志们，敌人已经自投罗网了！我再给他们最后一次选择的机会，听从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开枪！

此时正值深秋，西风呼啸，树林中的枝叶沙沙作响，景象显得颇为肃杀，仿佛林中真有千军万马的气息。敌人队伍中的一名军官走了出来，举手示意道：于参谋长，不必开枪，我们可以谈判！于佐军毫不犹豫地答道：要谈判也不是不可以，但你们先把枪栓卸掉，然后跟我到关帝庙里去谈。 敌军官答应了这个条件，但提出自己也要带上两名随从。为了消除敌人的疑虑，于佐军答应了他的要求。于是，敌军官带着两名随从，卸下了枪栓，跟着于佐军进了关帝庙。

然而，于佐军心里清楚，一旦敌人发现他只是担架团的团长，而非真正的战斗部队参谋长，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于是，机智的于佐军在敌军官进入关帝庙后，突然掏出手枪，命令敌人交出武器。趁敌人慌乱之际，白允和和牛春儒迅速抢下了三个敌人的枪，并将他们捆绑起来。 经过审讯，得知这名敌军官正是国民党骑兵师副师长吴椿令，他带着900多人逃出了朝阳县城。吴椿令带着十多名随从逃到松门岭村附近时，出于对解放军伏击的担忧，便亲自带队查看周边地形，没想到正好遇上了于佐军。

得知敌人有900多人，于佐军深知这场战斗不好应付，于是马上命令白允和带着100多名配有武器的干部战士赶往担架团驻地支援。好在担架团驻地并不远，白允和带人迅速赶到，将吴椿令的十多名随从全部擒获。 随后，大家进入关帝庙，于佐军已经说服了吴椿令的一个随从，让他带话给正在休息的900多名国民党骑兵，说副师长吴椿令已投降，命令部队就地解散。实际上，敌人在接连的失败之后早已无心作战，听到命令后，部队纷纷哗然，立即散去。

当吴椿令的坐骑在一个山坡被发现时，大家意外地在马鞍下发现了大量绝密情报，包括敌军各个军需储备处的名单，以及东北各省县城的特务组织名单。这一发现，无疑是极为重要的战略情报。 于佐军与敌军相遇时处变不惊、临危不乱，他的机智和勇敢让敌人束手就擒，不仅成功俘虏了国民党副师长，还查获了至关重要的情报。这一英雄事迹在热辽一带传为佳话，各大报刊纷纷报道，东北民主联军领导机关也为他授予了独胆英雄的光荣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