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时代，一个能够屈服于外界压力的人，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领袖。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为举世瞩目的伟大领袖，除了他的卓越能力外，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他从不屈服于外来的压力，始终坚定地坚持自己的信念和主张。这种品质，正是领袖人物最宝贵的特质之一。 1929年，为了打破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围剿，毛泽东与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动出击，向赣南、闽西进军。那一段时间，红军的处境异常艰难。红四军人手不足，物资匮乏，缺衣少食，连武器弹药也捉襟见肘，很多战士拿着大刀、长矛作战。更为困难的是，途中遭遇了敌人多方的围追堵截。要想活下去，红军只能依靠灵活的战术。幸运的是，毛泽东天生具备这种战术的天赋。正是他带领队伍，通过急行军的方式，灵活机动，巧妙地集中兵力歼灭敌人，终于在大柏地战役中取得了胜利。紧接着，毛泽东又出其不意地攻占了长汀。每当红军有片刻喘息的机会，毛泽东便开始分兵打土豪、分田地，发动群众，发展地方武装，逐步建立起红色政权。 然而，随着蒋桂战争的结束，蒋介石腾出手来，准备对付毛泽东。面对新一轮的压力，毛泽东再次采取了避实就虚的策略，深入福建，奔袭歼灭敌军一个营。当敌人反应过来时，红军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毛泽东的游击战术，被他总结为后来闻名的十六字方针，并以此战法获得了多次胜利。但尽管如此，红军的生活依旧艰苦，很多人开始抱怨这种艰难的生存状态。由于毛泽东的建军原则和作战指挥在某些方面并未得到认同，甚至有人开始质疑和指责毛泽东的领导方式，认为他过于依赖家长制的独裁作风。

面对这些怀疑与指责，毛泽东展示了他的强硬态度。他不仅耐心解释自己的做法，但始终没有向外界的压力低头。在当时，红四军的许多指挥官，包括朱德和陈毅，虽然尚显稚嫩，曾对毛泽东的做法产生过怀疑。在一阵大民主风潮的推动下，竟然误将毛泽东的领导权和指挥权剥夺了。最终，陈毅将这一问题带到了中央。 在中央，经过周恩来和李立三等人的集体研究，周恩来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并明确表示，毛泽东的做法是正确的，必须恢复毛泽东在红四军的领导权和指挥权。此时，陈毅迅速带着中央的指示回到了红四军，和朱德一起诚恳地向毛泽东道歉，恳请他重新担任军队的领导。最终，毛泽东重新回到了红四军的领导岗位，继续指挥战斗。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坚持是完全正确的。他的主张为后来的古田会议决议提供了理论基础。这次事件，毛泽东并未屈服于外界的压力，即使面临军队指挥权被夺，他依然坚持自己的信念。这正是一个领袖应具备的重要品质，而这一坚持也使得朱德和陈毅彻底信服了毛泽东，从此成为了他坚定的支持者和追随者。

然而，随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王明的左倾错误开始控制中央，博古成为王明思想的坚定执行者。博古很快从白区来到了苏区，并对毛泽东的主张进行全面否定和打压。这一系列的打压让毛泽东逐步失去了军队的指挥权，不得不回到后方养病。然而，博古和李德接管了军队指挥权后，错误地将战术与苏联模式生搬硬套，不顾中国国情，强迫红军硬拼敌人，导致红军在与敌人作战时屡遭惨败。红军也因此丧失了在中央苏区的立足之地，最终被迫开始了长征。 在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指挥下，红军在湘江战役中遭遇了惨痛的失败，从八万多人减员至三万余人。经历了这次惨败后，红军的指挥权才逐步转交给了周恩来。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内乱后，毛泽东才得以重新回到决策层，并且在伟大的遵义会议后，重掌红军指挥权。 毛泽东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后，指挥红军完成了四渡赤水、出奇兵的战役，不仅化腐朽为神奇，更是帮助红军摆脱了敌人重兵围堵的困境，稳住了红军的局势。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件事尤为耐人寻味。当时，大家普遍主张进攻打鼓新场，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吃肉机会。唯独毛泽东坚决表示反对，甚至提出辞去刚担任不久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以表态，但这一举动仍未能改变决策。直到毛泽东在夜深人静时，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最终说服了他，再由周恩来去说服其他人，才取消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这一举措，拯救了红军免于严重损失，也证明了毛泽东的眼光远见、预判准确。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坚持，红军的命运很可能会走向灭顶之灾。

毛泽东始终保持着决不屈服于外来压力的坚定态度，这种领袖气质深深打动了周围的人。到了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更是提前作出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部署，并强调要坚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毛泽东提倡的游击战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直接阻止了中国陷入日本侵略的深渊。 然而，王明在从苏联回国后，再次企图挑战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公然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观点，并对毛泽东的战略部署进行猛烈批判。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依然没有屈服，在一些次要问题上作出了让步，但在关键问题上坚持自己的立场，尤其是在游击战和统一战线问题上，绝不让步。最终，王明失去了共产国际的支持，毛泽东也因此巩固了自己的领导地位。 可以想象，如果当初毛泽东屈服于王明的压力，今天他又怎么能够获得人民的信任，成为大家心目中的伟大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