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那一刻，汪精卫为首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也彻底走向了末路。随着树倒猢狲散，原本依附于汪伪政府的各级高官们纷纷落得悲惨下场。然而，在这一场风暴中，李时雨这一名高级官员却奇迹般地成为了军统头子戴笠的座上宾。值得一提的是，李时雨可曾是汪伪政府的核心人物之一，深得二把手陈公博的宠信。可当陈公博已经被捕入狱时，李时雨不仅毫发无损，反而摇身一变，成为了敌方阵营的得力助手。

为了消除外界的种种疑虑，戴笠发布了公告，声称李时雨曾是军统安插在汪伪政府中的情报人员，现如今大局已定，特此回归述职。然而，这样的解释显得空洞且牵强。事实上，李时雨的真实身份远非如此简单。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员，而且是一名在敌人内部深耕细作的地下工作者。当他从汪伪政府转向国民党军统情报局时，心中既有兴奋，也有些许的忧虑。毕竟，这不仅是一次机遇，也是一场危险的赌博，自己能否胜任这个逐步升职的角色，内心难免浮现不安。

中央领导许建国对李时雨的升职表示热烈支持，他鼓励道：不要有任何顾虑，敢于向前走，只有深入敌人内部，才能在最终的胜利中占得先机。这番话给了李时雨巨大的信心，让他重新整装出发。然而，尽管在戴笠的身边步步小心，他依然在一次次惊险的时刻，险些暴露身份。

许多人可能都看过2009年播出的电视剧《潜伏》，剧中地下工作者余则成潜伏在军统局，时时刻刻为暴露做好准备，哪怕在睡觉时也保持高度警觉，特别是妻子翠平的到来，让危机感愈加浓烈。虽然电视剧很好地呈现了潜伏的紧张感，但相比于实际的生死考验，剧中的情境远远无法与李时雨所面临的危险和紧张感相比。李时雨正是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凭借过人的智慧与沉着冷静，一步步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与那些名正言顺、步步高升的军统人员不同，李时雨不过是一名空降兵。他不得人心，又时常面临各种猜忌与挑剔，尤其是那位以毒辣眼光著称的戴笠。戴笠，作为蒋介石的亲信，早在1938年就担任了国民党军统副局长，专门为蒋介石铲除异己。戴笠为人狠厉，常被传言：只要看一眼，就能分辨出是否是间谍。许多日本间谍就死于他的手下，给我党的地下工作者带来了无尽的威胁。周总理曾直言：戴笠之死，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可能提早十年胜利。然而，李时雨却偏偏赢得了戴笠的欣赏，这其中离不开他在汪伪政府期间所结交的贵人——余详琴。

余详琴表面上是名律师，实际上却是军统的情报人员。伪满政府倒台后，他开始拉拢那些曾经的可用之才，李时雨便成了其中的一员。余详琴为李时雨编造了一个军统情报人员卧底汪伪政府的谎言，这样既能为李时雨增光，也能为自己攒些面子。除了余详琴的帮助，李时雨也拥有出色的能力。他知道戴笠疑心重，绝不会轻易相信别人，于是他始终保持沉着冷静，展现出从容不迫的样子，从而避免了戴笠的怀疑。

有一次，在一场宴会上，戴笠大肆夸奖了李时雨一番，李时雨则昂首挺胸，与其对答如流，谦逊地说道：学生不才，多亏戴老板的栽培。这一番话，不仅将所有功劳归于戴笠，给足了戴笠面子，也让在场的军统官员都认为李时雨是戴笠的嫡系，为他以后在军统局的工作提供了不少便利。

随着在军统局地位的逐步上升，李时雨开始接触到越来越多的机密情报。在那时，国民党的作战中心主要集中于抢占大城市，而国民党军队的调动情况以及对我党地下情报网的侦查计划都由军统局掌控。每当李时雨发现相关情报，他都会迅速通过安全可靠的手段将其传递给党组织，给与中国共产党足够的时间制定应对方案。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我党反应的越来越迅速，国民党开始察觉异常，蒋介石对戴笠大发雷霆，严令清除内鬼。

尽管李时雨的伪造身份没有任何污点，但他早期曾有过宣传红色革命思想的经历，这让一些眼红的军统情报人员开始怀疑他。在这种情况下，戴笠必须做出决策。为此，他找到了当时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督察长李国章，询问李时雨早年的活动。令他意外的是，李国章也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他当然不会揭露李时雨的真实身份，反而替李时雨辩解：李时雨始终忠于党国，若有不当之处，也不过是迷惑敌人的权宜之计。

戴笠听后，满意地点了点头。之后，李国章还意味深长地提到：难道军统内部的竞争已经如此激烈，连忠心的人都被拉出去挡枪？这话让戴笠心中做出了一个决定。几天后，戴笠发布了一封警告信，内容称李时雨在打入敌人内部时表现出色，并表示需要进一步核查叛国指控，但绝不允许内部互相残杀。

随着戴笠的力保，李时雨得以继续在军统局潜伏。然而，好运并未持续多久。1946年3月17日，戴笠因飞机失事身亡，而随着毛人凤等人的上台，军统局的人员进行了重新洗牌。不久后，我党上海的地下工作者提前得知了军统局准备秘密逮捕李时雨的消息。李时雨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准备立即逃亡，但只能处理掉家中所有与我党有关的书籍和信件，并告诫信得过的司机，千万不要再与自己有任何联系。

1946年9月17日，李时雨终于被沈维汉下令逮捕。在军统局关押的三个多月里，李时雨经受了特务们的严刑逼供和威逼利诱，但他始终没有泄露关于我党的任何情报。与此同时，我党外部的营救行动积极展开，最终将李时雨从上海提桥监狱中救出。然而，特务们为了报复，硬是通过金钱收买了法院人员，将李时雨判了7年零6个月的刑期。

在监狱中，李时雨默默承受着孤独和屈辱，但他从不畏惧死亡，因为他早已为革命献身。李时雨出生在东北，抗日战争初期，他目睹了自己家乡的深重苦难，这更加坚定了他投身革命的决心。他小时候最喜爱《水浒传》，其中及时雨宋江勇敢、无畏的形象深深影响了他。李时雨因此改名李时雨，希望能成为像宋江那样的英雄。

忠肝义胆，保家卫国，这不仅仅是口号，李时雨用行动证明了这一信念。他从天津南开中学到国立北京政法大学，历经考验，最终成为动荡时代中的一位高材生。在学习期间，他接触到了革命思想，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毕业后，党组织安排他成为地下工作者，凭借自己的能力，他成功潜伏进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为我党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作为一名地下工作者，李时雨不仅需要极强的胆识和智慧，还要经得住敌人的诱惑与威逼。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李时雨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他深知国家危难，毫不犹豫地接下组织的任务，投身于这场生死考验之中。

在张学良的警卫团主任好友的帮助下，李时雨顺利进入张学良的阵营，在东北军中担任中尉参谋。在蒋介石的命令下，东北军被迫与红军作战，而李时雨利用自己获得的情报，帮助我军保住了主力。然而，随着蒋介石的补给迟迟未到，东北军将士屡遭困苦，最终动摇，李时雨抓住时机，推动了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抗日。

这件事虽然在李时雨后来的军统局潜伏生涯中埋下了疑虑的种子，但在东北军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圆满。党组织随后安排他前往天津与日军周旋，获取情报。与日军的对抗更加残酷，但李时雨依旧毫不退缩。

他先是凭借法学院高材生的身份进入日伪天津高级法院工作，并通过与天津内的汉奸建立联系，打入日军内部。经过艰苦的努力，他学会了日语，并得到了日军的赏识，最终成为了天津维持会会长。

在天津，他为组织完成了一项重要任务：将一部电台从天津运往北平。虽然电台属于管制品，难以流通，但李时雨通过智慧和努力，最终完成了这一任务。后来的战斗中，他继续传递情报，并成功营救出冯骥。

1939年，汪精卫与日本合作，成立了汪伪政府。党组织通过秘密安排，将李时雨潜伏进汪伪政府，开展地下情报工作。他深得陈公博的宠信，并利用职务之便，将汪精卫的清乡计划传递给了党组织，避免了我党的巨大损失。

然而，汪伪政府倒台后，李时雨进入了军统局，他那过人的伪装能力使他如鱼得水。然而，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却让他面临着隐秘的危险。

1949年2月，经过组织的全力营救，李时雨获得自由，抵达北平。当他穿上久违的解放军军装，向外公布身份时，世人才知道，那个曾被戴笠力保的汉奸，竟然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此后，李时雨在新中国建设中，继续为国家鞠躬尽瘁，奉献余生。1999年12月18日，他在北京病逝，享年91岁。随着往事的解密，他被誉为窃听器，一位为国家献身的英雄。

从高材生到地下工作者，再到国家建设的元老，李时雨的一生充满传奇与挑战，但他始终怀抱着那颗红色的爱国心，展现出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不畏精神。他的事迹告诉我们，那些在暗处坚守的革命先辈们，正是时代的英雄，为我们今天的安定生活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值得我们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