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行密与孙儒的淮南生死对决，起始于大顺二年七月，历时至景福元年六月，长达整整一年之久。 大顺二年七月，孙儒在扬州策马而来，放火焚城，誓言筹集五十万大军，决心一举铲除淮南的最大敌人——杨行密。那个时候，杨行密的力量虽显分散，但孙儒的军队已经凝聚成了一股巨大的威胁，气势汹汹。而此时，杨行密身边最为信任的谋士戴友规再次来到了他身前，极力劝告：孙儒兵力众多，且兵源以蔡军为主，蔡军一向骁勇，生死无惧。我们的军队大多为淮南本地人，身材矮小，力量本就悬殊。若在此劣势下与孙儒对阵，恐怕难以抵挡，况且敌军兵力远超我军，形势更为严峻。在这种紧迫的时刻，戴友规提醒杨行密，必须依赖一些能够独当一面的将领来稳住军心，稳定局势。

杨行密心知戴友规所言极是，尤其是在此前亲自将田覠和刘威下狱之后，形势急转直下，这两位曾败多胜少的将领被重用，也是在无奈之下的选择。此时，杨行密的怒气已渐消，面对如山的压力，他最终重新启用了这两位旧将，期望他们能在绝境中一雪前耻，立下赫赫战功。 然而，转机发生在景福元年，战局的风云突变。刘建峰走后，常州突然被甘露镇的陈可言占领，这个地理位置极为重要的城市，犹如一颗棋子，被孙儒、杨行密与钱镠视为争夺的关键。孙儒虽然兵强马壮，但此时他已陷入多线作战的困境，难以顾及这一战场。相对而言，杨行密却有着精兵少将的灵活优势，张训便率领精锐大军，趁虚而入，直扑常州。

陈可言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不过是周围几位强者之间的一颗棋子，最终他做出了最致命的决定——在慌乱中开门应战。或许如果他选择逃走，历史对他的人生会有不同的书写，但事实却是，张训突如其来，挥剑一击便终结了这场战斗，陈可言的首级随即落地。这场意外的胜利为杨行密带来了不小的声势，而张训也因此获得了杨行密的赞赏，甚至在他感慨万千地评价时提到：一剑下常州，岂不壮哉！ 这场战斗的胜利并没有止步于此。陶雅，杨行密手下的一员将领，也迅速投入了战斗，精准定位孙儒的要地——润州。润州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军事与粮道枢纽，谁能掌握此地，谁便能够在战争中占得先机。陶雅不愧为心思缜密的将领，虽然战斗不像李神福那般声势浩大，但她稳扎稳打，迅速突破了润州的防线，将这一重要地区收入囊中。随着润州的失守，孙儒的后勤通道受到了致命打击。

在这一过程中，孙儒虽驻守宣州，但他所能调动的兵力已经无法有效应对不断变化的局势。与此同时，他的盟友时溥，早在徐州的军事行动中便遭到了朱全忠的监视。当时溥企图通过南侵扬州来为孙儒稳固后方，但很快便暴露了行踪，杨行密毫不犹豫地派出了张训与李德诚，迅速占领楚州，并在寿河大败时溥的军队。时溥的士气崩溃，部下纷纷转投朱全忠，时溥的命运也随之定格——他与妻子自焚于燕子楼，孙儒失去了最后的支持。 然而，局势愈发倾向杨行密，尤其是广德的胜利接踵而至，孙儒的营寨一座座被攻破。而此时的自然天灾，也开始对孙儒进行打压，连日大雨给蔡军带来了严重的水土不服，瘟疫开始蔓延。军中粮草紧缺，孙儒的兵力损失愈加严重。杨行密再次派遣张训断粮线，直接切断了孙儒的最后补给线安吉。 孙儒此时已无退路，困在大雨之中，他的士兵纷纷感染疾病，粮草告急。为了保存实力，孙儒不得不将刘建峰与马殷派往附近寻找粮草，而自己则独守大营。但此时，他心里早已察觉到大势已去，老天似乎正为他清算多年来的种种恶行。孙儒当年以人肉为食的恶行，终于在这一刻找到了报应，那些曾经参与食人之事的士兵，纷纷染病，甚至连孙儒本人也不例外。 在孙儒卧病不起的消息传到杨行密耳中时，杨行密毫不犹豫，决定趁机一举剿灭敌人。田覠率军出征，展现了超凡的战斗力，一路横扫孙儒的五十个营寨，最终，田覠终于在混乱中擒获了孙儒。对于杨行密来说，这不仅仅是胜利的象征，更是对过去多年积累的屈辱与失败的报复。

孙儒的最后结局充满了戏剧性。一方面有历史的两种说法：一种是田覠亲手捉拿，另一种则是孙儒因病重被自己的部下卖给了杨行密。但无论是哪种说法，结局都是一样的——杨行密雷厉风行地斩下了孙儒的首级，并将其送回京师。这个曾一度横行一方、残暴无道的枭雄，终于在与杨行密的对决中败下阵来。 在这场淮南生死战中，杨行密凭借着坚韧的意志与巧妙的策略，最终克服了众多艰难险阻，打破了孙儒的统治，稳固了自己的江山，成为十国之中最强大的君主之一。这一切，都仿佛是命运的安排，让曾经弱小的淮南崛起成了战场上的主导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