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五年（810）冬，长安。一个少年拎着满脑子奇想来冲进士——李贺，七岁成名，韩愈都替他站台。

结果考场门口杀出“神规则”：你爹叫“晋肃”，“晋”跟“进”谐音，所以你不能考“进士”。

韩愈气得写《讳辩》：“那要爹名里有个‘仁’，儿子还不能做人了？”

道理讲明白了，可门还是关着。

被拦在考场外的天才，会就此认命，还是把怒火和抱负，全部烧进诗里？

宗室寒枝

李贺的出身，表面看并不寒微。作为唐宗室郑王一支的后裔，他名义上站在皇族的光影之中，但现实却恰恰相反。

到他这一代，宗室的荣耀早已褪色，只剩下一个并不值钱的血缘标签。

家境衰落的他既享受不到真正的权势与资源，可自身又有着宗室子弟理应有出息、光复李唐中心的隐形责任。

这种位置，本身就极具张力。

它既给了李贺一种天然的使命，也不断提醒他现实的逼仄。

再加上体弱多病的身体状况，他的成长并非舒展型，而更像是被压缩的爆发型：精力有限，情绪却异常集中。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贺极早显露出惊人的才华。

史料明确记载，他七岁便能属辞，少年时期已在当地传名。

在诗歌的创作道路上，李贺可谓是倾尽了无数的心血，经常早出晚归，寻觅灵感，一旦有所感悟， 便立即记录下来。

母亲感叹其“呕心”，并非情绪渲染，而是对现实的准确描述。

李贺真正被推到文坛中央，是从洛阳开始的。

一直以来，李贺因为其宗室血缘的关系，有着科举入仕，中兴李唐的责任。

元和二年，李贺赴洛阳谒见韩愈，随后韩愈将此事告知友人皇甫湜，二人一同回访昌，想要亲眼看看这位少年诗人的真实水准。

这不是一次礼节性的拜访，而是一场实打实的当面验才。

韩愈、皇甫湜到来之后，并未让李贺事先准备，而是当场要求他即兴赋诗。正是在这种情境下，李贺写下了后来广为流传的《高轩过》。

需要强调的是，《高轩过》的完成，并非灵光一闪的偶然，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

李贺的诗歌创作并不依赖应酬技巧，而是建立在极为扎实、近乎偏执的投入之上。

上文已经说过，李贺平日就喜欢四处寻觅灵感，随得随录，反复锤炼语言和意象，把全部精力都压在如何把诗写到极致这一件事上。

正因为如此，面对突如其来的即兴要求，他才能迅速调动长期积累的素材与表达能力，当场成篇。

《高轩过》写成之后，韩愈、皇甫湜当即为之折服。

这种认可，并非来自私人情分，而是基于作品本身的完成度与气势。

因此，洛阳的成名，并不是一段被美化的传奇，而是一次清晰的定位：李贺在诗歌道路上的立足点，从一开始就不是仕途技巧或世故圆融，而是以持续、高强度的创作为唯一依托。

这条路既艰辛，也孤独，但在当时，这是他能够抓住、也只能抓住的那一条路。

进士门前的荒唐——才华走到尽头，却被一句话拦下

洛阳成名之后，李贺面前原本只剩下一条看似顺理成章的道路——进士科举。

对一个出身寒落、又无强大门第支撑的年轻诗人来说，科举几乎是唯一能够把才华转化为现实位置的通道。

李贺本人也正是沿着这条逻辑前行的：有诗名、有前辈认可，下一步，自然是走进考场。

元和五年（810），李贺赴长安，准备参加进士科举。

此前，他已在河南府试中获隽，这并非空手而来，而是诗文能力得到官方层面的确认。

换句话说，从考试资格与文学水准来看，他并不站在门外。

真正的问题，出现在考场之外。

就在应举之际，因小人嫉妒，遂有人提出异议：李贺之父名“晋肃”，“晋”与“进”同音，按避讳之说，其子不得应进士科。

这一说法，在当时的礼制体系中并无明确先例，却被硬生生拿来当作阻断理由。

它不是对文章的否定，也不是对品行的质疑，而是一种近乎牵强的文字联想。

面对这种情况，韩愈面力辩，写下《讳辩》，明确指出这种说法站不住脚：

若以此类推，父名中含仁、义等字，其子岂非连做人都要避讳？

这篇文章逻辑清楚、态度鲜明，所针对的，正是这种无限上纲的“嫌名”之说。

但现实并未因道理而让步。

尽管有韩愈力挺，李贺最终仍未能进入进士考场。

这一结果的关键，并不在礼法是否合理，而在当时科举运行中，对风险的回避与对异议的默认。

宁可不取一个才华横溢却有争议的考生，也不愿在程序上留下口实。

这对李贺而言，是一次实质性的断裂。

此前的挫折，大多发生在创作层面；而这一次，被切断的，是通往现实世界的唯一通道。

重要的是，他并非败在文章、学识或声名之下，而是败在一种无法反驳、也无法预料的规则运用上。

才华走到了门口，却被一句不可生生拦下。

从这一刻起，李贺的人生轨道开始发生偏移。

进士之路被堵，他只能转而依靠门荫与荐举，去换取一条更狭窄、更低阶的仕途路径。

第四部分：奉礼郎三年——官位给了，心却无处安放

元和六年（811），他通过门荫，被授予太常寺奉礼郎这一从九品的小官职。

对外看，这是一次补偿；对李贺本人而言，却更像是一条被迫接受的旁路。

奉礼郎的职责，并不涉及决策与施政，多为礼仪性事务，位置低、升迁空间有限。

李贺在长安任此职约三年，其间始终牢落，既无显著调动，也看不到清晰前途。

这并非个人失误，而是制度本身所能提供的上限——门荫出身的小官，本就难以进入真正的权力通道。

但真正让李贺感到逼仄的，并不只是官职的卑微，而是心理落差。

在此之前，他经历的是洛阳成名、名家认可、府试获隽；

而此时，现实却要求他在繁琐礼仪中消磨精力，把全部锋芒压缩进一个几乎不会被注意的位置。

需要指出的是，李贺并未在奉礼郎任上消极度日。

相反，他仍在持续写作，在诗歌创作中越发精进。

这段时间，见惯官场黑暗的李贺写了大量的讽喻诗。

也正因为如此，这三年的意义，并不在官职本身，而在于一次清醒的认识：这条路，并不能把他带到想去的地方。

进士失败尚可归因于偶然规则，而奉礼郎的停滞，则让他清楚地看见了自身处境的天花板。

于是，离开，开始成为一个现实选项。

第五部分：离开长安——去潞州，把抱负押在另一条路上

元和九年（814），李贺做出了一个并不突兀、却极具分量的选择——辞去奉礼郎，离开长安。

他前往潞州，投奔友人张彻，并进入昭义军节度使郗士美府。

这一步，意味着他正式放弃以中央官僚体系为核心的仕途路线，转而尝试在藩镇幕府中寻找施展空间。

这一选择，并非一时冲动。

在进士之路被堵、京官体系封闭的情况下，幕府成为少数仍可能容纳才学之人的现实出口。

李贺并非不愿做事，而是此前始终没有被给予真正做事的机会。去潞州，是他对现实所能做出的最大调整。

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李贺突然转向军功或实务型人生。

他的根本仍在诗与思考之中。

潞州之行，更像是一种空间上的转移：离开熟悉却令人窒息的长安，走向相对开放、也更动荡的环境。

在这一过程中，他所接触的，不再只是礼仪与案牍，而是边地气象、军旅现实与地方权力的运行方式。

李贺在赴潞州途中写下多首诗作，这些作品明显带有行旅与边塞气息。

然而，这条路并未真正展开太久。

幕府生活并没有给李贺带来稳定的舞台，也未能扭转他日渐衰弱的身体状况。

短暂的尝试之后，他终究还是要面对最根本的限制——精力、健康与时间。

离开长安，本是一次主动出走；但命运并未给他足够的长度，让这次转身发展成新的篇章。

元和十一年，身体每况愈下的李贺回到昌谷故居。同年冬去世，年仅二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