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卷二百八十四《儒林传·曾质粹》记载了明成化初年的一件大事，山东守臣上言，嘉祥县南武山西南，元寨山之东麓，有渔者陷入穴中，得悬棺，碣曰‘曾参之墓’。这段历史事件发生在大明朝成化年间，当时，山东嘉祥县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当地一名渔民在南武山陷入一个塌陷的洞穴中，意外地发现了一个悬挂的棺木和一块墓碑，上面清晰地刻着曾参之墓。这块墓碑的出现，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大家纷纷猜测，是否是儒家四圣之一的曾子的墓地重现人间，这是否是一个象征着天下太平的吉兆。 当时的明宪宗朱见深皇帝得知此事后，喜上眉梢，立即下旨把这次考古发现作为年度的重大事件处理。皇帝命令在南武山的墓地上进行修建，保护先贤的遗址，封树丘陵，并且建立了祭祀的飨堂和神路。这项举措立即让嘉祥县动工修建，并仿照三孔的布局，增建了府、庙、墓等一系列纪念性建筑。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嘉靖时期，明世宗朱厚熜下达了诏令，要求民间寻找曾子的后代并给予奖励。各级官员展开了积极的寻找工作，最终在江西吉安永丰县找到了曾子的第五十九世孙——曾质粹。嘉靖十二年（1533年），在吏部侍郎顾鼎臣的推动下，曾质粹一家得以迁回嘉祥县，回到曾子的故乡居住。直到嘉靖十八年（1539年），朝廷正式授予曾质粹翰林院五经博士一职，子孙世袭。曾质粹最终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以69岁高龄辞世。 此时，曾子的府、庙、墓以及官方确认的曾氏后人，都让山东嘉祥县成为了曾子故里的有力证据。然而，当这一消息传至费县时，当地的官员却无法接受这个结论。费县的知县、县丞等人纷纷表示，历史上的文献记载明确指出，曾子故里应当在费县的南武城（今山东平邑县魏庄乡南武城），而非嘉祥。他们认为，这些记载无可辩驳，不容改变，因此多次上书山东巡抚及三司衙门，要求上级单位主持公道，撤销嘉祥县的曾子故里之论。 然而，嘉祥县已先一步得到了皇帝的批准，这无疑等同于国家级的认可，面对这样官方的背书，谁也无法轻易推翻这个结论。这便开启了长达百年的明清曾子故里之争。 曾子无疑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之一，临终时更是将自己的弟子托付给他，历代的儒家学者尊曾子为宗圣。《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明确记载了曾子的故里在南武城，同时提到，澹台灭明也是武城人。关于曾子故里的结论，问题就在于这段历史记载中的南武城和武城两个地名的区分。

关于嘉祥县将曾子故里申报为南武城的举动，费县地方始终不予认同，认为这是一种公然造假。虽然如此，出于对曾子后裔的尊重，费县并未激烈反对，只是在形式上进行了反驳。直到明天启四年（1624年），费县当地将子游祠改为二贤祠，并将曾子列为主祀神之一。清代乾隆时期，费县的曾子故里问题得到了解决，朝廷正式批准了二贤祠的改建，并为澹台灭明增祀为三贤，这一争议才逐渐得到官方的确认。 而最终，费县的曾子故里被正式确认，清代政府也在嘉祥的南武城设立了曾点墓碑，百年的争执终于迎来了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