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堪称“开年大戏”的电视剧《太平年》播出后，迅速成为话题之作。作为一部历史正剧，它不仅在收视与口碑上双双丰收，更带动了一股五代十国历史阅读热。多家图书电商与电子阅读平台的数据显示，相关历史读物销量显著上升。许多观众在追剧之余，主动摘下“剧情滤镜”，去了解真实的钱弘俶、赵匡胤，探寻那段常被忽略的乱世轨迹。

对大多数观众而言，“五代十国”是一段模糊甚至混沌的历史。多数人或许只记得其结局——赵匡胤黄袍加身后，中原大部分地区逐步实现统一。然而，具体是哪“五代”哪“十国”，其间政权如何更迭、统一如何一步步实现，却少有人能说清。《太平年》的播出，正好弥补了这一认知空白，激发观众主动去了解那段“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纷繁年代。

但必须明确，《太平年》并非历史纪录片，也不是教科书的影像版。剧中不少戏剧张力十足的情节，在真实历史中并未发生。如果认为看了这部电视剧就达到了“学历史”的目的，只会事与愿违。

比如，在剧情前期的汴梁保卫战中，后晋皇帝石重贵竟与后来的吴越国主钱弘俶、后周皇帝郭荣、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共处一室，并展开了一段堪称“名场面”的对话。不久后，年轻气盛的钱弘俶居然在朝堂当众刺杀叛将张彦泽。这些场面虽引人入胜，却纯属虚构。历史上的汴梁之役，因后晋主力倒戈，契丹军未遭多少抵抗便占领了后晋都城，并无剧中的激战与英雄群像。

至于“山越社”“黄龙社”“秦淮社”等组织，更是艺术创造。我国历史上虽偶有民间结社，但如剧中一般深入影响朝局、与政权明暗配合的江湖体系，实难想象。《太平年》借这些虚构社团，尤其是安排女主角孙太真成为出身“黄龙社”的“小女侠”，为乱世权斗增添了侠义与柔情，冲淡了历史本身的冷峻与残酷，使故事更具观赏性，却也与真实的政治博弈拉开了距离。

当然，评价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价值，本来就不必因情节虚构而吹毛求疵。《三国演义》也有大量虚构情节，但并未影响其成为中国人家喻户晓的优秀历史作品。相反，很多人在阅读《三国演义》原文或看了改编后的影视剧以后，激发了对三国时期历史的兴趣，便进一步阅读《三国志》或其他严肃的历史著作。

评价《太平年》亦是如此，除了要求其基本的历史脉络不违背史实，更重要的是看其传递的历史观是否立足正道、观照当下，能否让观众在跌宕起伏的故事里，读懂治乱兴衰的规律，体会和平统一的珍贵，进而真正愿意走近历史、思考历史。

《太平年》之所以把钱弘俶这个“亡国之君”作为主角，显然是把其决策的“纳土归宋”作为角色的高光点。在人物形象设计中，钱弘俶并非传统意义上昏庸无能的亡国君主，而是勤政爱民、治理有方，让吴越国在战乱频仍时期得以安享太平。他治下的吴越政权对中原王朝的认同，并非简单地迫于武力威胁，而是基于对统一大势的清醒认知与对百姓安危的深切考量。他最终选择放弃抵抗，并非怯懦妥协，正是为了避免吴越陷入战火屠戮，以一己之“失”换天下之“安”。

电视剧抓住这一核心，跳出“亡国即耻辱”的固有叙事，让观众看到了乱世之中“和平”的重量，也读懂了“统一”背后的人文温度。借由钱弘俶这一历史人物的演绎，电视剧也在告诉观众，真正的“太平”并非“偏安一隅、固守一方”的安逸，而是建立在国土统一、民族团结基础上的治理清明、国家富强、政权稳定。

相应地，《太平年》对乱世的具象化刻画，诸多令人不寒而栗的“大尺度”画面，也在细微处传递着正确的历史观。剧中没有美化战争，也没有粉饰乱世。残破的城池、流离失所的百姓、动辄刀光剑影的杀戮，都还原了五代十国“礼崩乐坏、战乱不止”的底色。这些画面或许沉重，却能让观众直观感受到“宁为太平犬，莫为乱世人”的无奈，也让钱弘俶“纳土归宋”的抉择更具分量。

除了抽丝剥茧地呈现“大历史脉络”，《太平年》也借由主角的视角，将封建王朝的治理问题娓娓道来。“钱塘自古繁华”，未受战乱侵袭的吴越国虽然表面歌舞升平、民生安乐，但也暗流汹涌。剧中，钱弘俶出使汴梁回到吴越，意外登陆当时的台州宁海，却发现这片看似安宁的土地上，潜藏着地方官吏盘剥百姓、豪强势力割据一方的隐患。这些情节虽经艺术加工，却真实地反映了地方治理失控、基层权力寻租的困境。正是目睹这些乱象，钱弘俶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让百姓安居乐业，不仅依赖良好的资源与环境，更需要强大而有秩序的中央治理、清明且有力的统一政令。

《太平年》用影像搭建了一座通往历史的桥。看过电视剧，不妨翻开史书，去认识一个更复杂、更真实的五代十国。那里不仅有英雄豪杰的博弈，还有制度嬗变的轨迹、经济民生的权衡，以及无数平凡人在大时代中的挣扎与选择。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观剧的热忱之后，真正完成一次历史启蒙，从往事中汲取观照现实、启迪未来的智慧。

王钟的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2月15日 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