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随着战争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东北野战军已经顺利进入关内，继续以地域划分部队已显不合时宜。中央军委随即下发了《关于各野战军番号改按序数排列的决定》，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整编。在这次整编中，东北野战军改名为第四野战军，原有的各纵队也被调整为军，其他机关也作了相应的调整。这不仅是名称上的改变，人员的变动也同样剧烈。原林罗刘组合就此分裂，罗继续留在北京，没有随部队南下，后转任总政领导工作；而刘则被调任十四兵团司令员，负责前线指挥，后期还参与了空军建设。罗荣桓至少还是继续挂着第一政委的职务，而刘亚楼则彻底告别了指挥部的参谋工作，转而投身于新的职责。

刘亚楼的离去，意味着参谋长的职位空缺，然而，令人疑惑的是，四野的两任参谋长竟然都是外调过来的。明明有两位从东北战场一路过来的副参谋长，为什么还要从其他地方调人呢？

一、来自华北军区的两位参谋长

1949年4月，四野在经过一次大胜后雄风不减，继续南下，准备与中南的白崇禧集团展开决战。此时的四野已经拥有四个兵团，兵力接近百万，庞大的规模让指挥变得尤为关键。由于刘亚楼被调任兵团司令员，四野也没有设副司令员的计划，中央军委便决定从华北军区调来萧克和赵尔陆，分别担任第一参谋长和第二参谋长。

为何选择他们两位？一方面，华北已被确定为中央机关驻地，后续的战斗任务将交给其他战区，华北的兵力与干部相对充裕，能够抽调出人手来支持四野。另一方面，萧克和赵尔陆与四野并非陌生，他们曾一起参与过南昌起义、湘南起义和上井冈山等战役，这份深厚的革命情谊使得他们能够迅速适应并有效配合四野的工作，迅速完成部队的磨合与部署。

这两位参谋长在四野的工作也基本随大军走到了战争的最后阶段。1950年5月，萧克奉命回北京，而赵尔陆则继任第一参谋长。到了1952年8月，赵尔陆也调离了四野，那个时候战争大多已结束，部队的管辖权逐渐转移至中南军区，四野不再设立参谋长一职。然而，除了萧克和赵尔陆外，四野还有两位副参谋长——聂鹤亭和陈光。这两人都在抗战结束后就加入了四野，与四野有着更深厚的渊源，然而，直到四野撤销野战军番号，他们两人依然未能转正，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原因？

二、几次挨批却不服从指挥的聂鹤亭

聂鹤亭的经历比起陈光有些不同，但也有些相似。他曾担任红四军参谋长、红一军团代参谋长，甚至在晋察冀军区担任参谋长，对军事指挥有着丰富的经验。最初，他还曾担任过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参谋长，直到刘亚楼调任野战司令部，聂鹤亭才被调任辽吉军区司令员。从履历来看，聂鹤亭本完全有资格担任四野参谋长，但为何最终这个职位没有落在他身上呢？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性格过于强势，容易与上级发生冲突，尤其不太服从指挥。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接近尾声，聂鹤亭受命率领七个师解放沈阳。在这个过程中，国民党新一军的许赓扬师长主动联系聂鹤亭商讨起义事宜。按照规定，这类事务应该经过上级的批准，但聂鹤亭直接同意了。101指挥部得知此事后，斥责他：起义？打到城下了才叫起义？并认为这不算起义，只是投诚。罗荣桓也认为，聂鹤亭未经请示就擅自做决定，违反了组织纪律，因此批评了他。起初，聂鹤亭不以为然，觉得问题不大，但在罗荣桓的单独谈话后，他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认真写下了检查。

此后，聂鹤亭又在北平解放时犯了类似错误。那时他进城开会时，未经许可擅自闯入了长安大戏院观看演出，遭到纠察队拦住。最终，事情闹到了罗荣桓那里，聂鹤亭再次受到了批评。两次事件表明，聂鹤亭虽有能力，但性格中的傲气与不服从命令的态度，注定了他无法担任四野参谋长。直到1958年，他仍敢公开质疑林彪的地位，并声称自己比林彪更有经验，这种态度也进一步加深了他与101的矛盾，最终错失了这个重要的机会。

三、与四司的四次冲突——陈光 陈光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曾在东北战场两度暂代101的职务，他的能力不容小觑。然而，性格上的冲动与决断力，使他与四司产生了不小的矛盾。他与野战司司令部的冲突可以说是多次发生。 日本投降后，陈光奉命前往东北，与罗荣桓的山东部队汇合，并在黑山和北镇一带建立起防线。由于电台的紧急调度，陈光与司令部发生了第一次冲突。当时，野战司要求陈光上交大功率电台，但他以自己的电台已足够为由拖延了交付时间。这让指挥部非常不满，导致两者产生了首次摩擦。此后，陈光与四司的矛盾逐渐加深，包括长春的进攻和东北战场的指挥失误，种种冲突让他与司令部的关系愈加疏远。 最终，陈光的抗命态度在四野南下时达到了顶点。101认为他过于不可控，直接将其调离了战场。正是这种屡次与上级指挥产生冲突的个性，使得陈光最终无法再担任重要职务。 这两位副参谋长都具有出色的军事才能，但性格问题却影响了他们的命运。无论是聂鹤亭的傲气，还是陈光的刚愎自用，都让他们错失了原本可以承担的重要职务。最终，四野参谋长的职位并没有给他们，历史上对他们的评价也因此深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