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腾双骏 三国展华章

——青铜马与的卢马的千年回响

□马军

汉水汤汤，流过多少岁月；古城巍巍，驰过多少骏骥。

襄阳这片“兵家必争之地”，厚重的历史尘埃下，不知埋藏了多少金戈铁马的传奇。

2008年10月，襄阳樊城菜越墓地，一尊长、高均为163厘米，重达720斤的青铜马破土而出，震撼了考古界和襄阳文化圈。

菜越墓出土的青铜马。摄影：杨力

随着对菜越大墓中青铜马等出土文物的进一步研究，我市考古专家叶植将目光投向了三国早期董卓麾下的大将张济，推断这匹青铜马很可能是他的随葬之物。

无独有偶。在襄阳，还有一匹马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这匹马的故事因其主人刘备而闻名于世，代代流传，这便是“马跃檀溪”的典故。当时，刘备托身荆州，为避蔡瑁之害，纵马南奔，马陷檀溪水中，危急关头，的卢马一跃三丈，越檀溪而去。刘备从此挣脱了寄人篱下的命运束缚，在诸葛亮的辅佐下，终成一代国主。

马跃檀溪雕塑。摄影：马军

一匹是托体于青铜，幽埋于地下1800多年的战马；一匹是屡现于史册，流播于众口约1800年的名驹。这是一种怎样的因缘，使得这两匹马能够跨越时间的阻隔，共同诉说襄阳的三国往事？

一、凉州铁骑归于襄阳

在襄阳的三国历史中，基本上看不到张济的名字。要说有，那也是沾了他侄子张绣的光，而张绣后来的显赫，却是沾了张济的光。张济死于襄阳，张绣发达于襄阳。

张济（？—196年），凉州武威郡人（今甘肃省靖远县），董卓麾下将领。正史对他的记载不多，因襄阳菜越大墓中的这匹青铜马，张济方得以在1800多年后重回大众视野，并为襄阳人所知。

中平六年（189年），“董卓之乱”爆发，天下分崩离析，群雄逐鹿，成为三国历史的序曲。张济作为董卓西凉军的主要将领，因战功赫赫，被任命为骠骑将军，封平阳侯。董卓被杀后，张济与西凉将领李傕、郭汜等人反攻长安，挟持皇帝。之后西凉将领内部火并，屯驻弘农的张济因军中缺粮，于建安元年（196年）率部进入当时最为富庶安稳的荆州地界。同年10月，在攻打穰城（今河南邓州市，一说为攻打襄阳城）时中箭身亡，被安葬于汉水北岸的樊城。

张济之所以能葬在樊城，还因为刘表的荆州刺史（后升荆州牧）之位乃董卓把持下的朝廷所任命。如此说来，张济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南下荆州，是投靠刘表而来。据《资治通鉴》中记载，张济死后，刘表曾对属下说：“济以穷来，主人无礼，至于交锋，此非牧意。”这说明，张济是在与刘表一方交战中死去的，只是不知张济和刘表后来为什么会兵戈相见。

张济死后，其侄张绣接收了张济的军队。刘表招诱张绣，供其给养，命张绣屯驻宛城和穰城对抗曹操，以为荆州之北藩。

厚葬张济，或许是张绣与刘表合作的重要原因之一。

菜越墓中出土的青铜马，是目前全国出土的最大的青铜马，其肌肉线条遒劲，昂首嘶鸣之态栩栩如生，反映了汉末青铜制造的高超技艺。

考古专家推断，这匹马很可能仿自张济生前的坐骑。它额前有纛（dào）饰，为汉末三国时期高级将领战马的标志性装饰，《后汉书·舆服志》记载：“纛，以牦牛尾为之，大将所建。”由此可以推测，这匹马曾伴随主人驰骋凉州、转战中原，最后来到襄阳，或与张济同死，其形其魂被熔铸于青铜之中，长立于主人身侧。

此外，一同出土的象鼻流提梁铜壶（可能来自印度或交州）和鎏金铜鏂（多见于西南地区），既暗示了墓主人与西域的关联，又反映了墓主人流动征战的经历，同时也体现了襄阳在南北交流、文化融合中的独特地位。

二、的卢名驹龙腾于渊

张济死后，张绣、刘备在刘表、曹操间的“轮转经历”颇具传奇性。

建安元年（196年），张绣在宛城与曹操纠缠时，正是刘备投靠曹操的第二年。这一年，曹操要送刘备一匹马，要刘备去马厩自选，刘备开始在最好的马厩中挑选，“历名马以百数，莫可意者”，只好来到最低等级的马厩，从中选了一匹最瘦弱的马：“有的颅马，委弃莫视，瘦悴骨立。刘备抚而取之。”（《晋傅玄·乘舆马赋·序》）不承想，这匹形销骨立的的卢马，竟在后来大放异彩。

建安四年（199年），张绣弃刘表投曹操。刘备反曹操投袁绍。

建安六年（201年），刘备弃袁绍投刘表。刘表安排刘备守新野，干的正是张绣之前干的活儿。

刘备在荆州度过了7年多时光。其间，他广交豪杰，礼贤下士，名声日隆，却也引起了刘表及其亲信蔡瑁、蒯越等人的猜忌与防备。

正是在这种微妙而危险的政治氛围中，“马跃檀溪”的传奇故事不期然地发生了。

据《三国志》注引《魏晋世语》说：刘表宴请刘备，蔡瑁等人欲设伏加害。刘备察觉后，借如厕之机骑上的卢马仓皇出逃，至襄阳城西檀溪，马陷于溪水中。就在追兵逼近的危急关头，刘备急呼：“的卢，今日厄矣，可努力！”的卢马仿佛通晓人语，竟一跃三丈，越过檀溪，刘备方得以脱险。

这一幕被裴松之注入《三国志》，又被罗贯中在《三国演义》叙述得活灵活现，更是被后世文人反复咏叹，成为“天命所归”的经典隐喻。

的卢一名的来历，是指马“白额入口至齿”的特征，在相马术中这种特征被视为“凶马”，有“妨主”之说。然而，正是这匹“凶马”，在关键时刻展现了非凡的灵性与忠诚，助刘备脱困去厄。

刘备骑马脱困后，奔往南漳，得遇水镜先生司马徽，从而引出了“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的著名荐言，最终通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确立了三分天下之策，奠定了帝业之基。

可以说，的卢一跃，不仅救了刘备性命，更间接地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三、双马交会于三国枢纽

当疑为张济随葬之物的青铜马一出土，便与刘备的的卢马在时空上产生了奇妙的交会。空间的同一性，时间的连续性，都把各自的叙事目标指向三国早期的襄阳，指向了刘表，深刻揭示了襄阳在汉末三国时期的特殊地位以及刘表在三国形成中发挥的特殊作用。

首先，襄阳是三国历史的发源地，是三大军事集团的角力场和缓冲地。

因“董卓之乱”，董卓得以把持朝廷，刘表亦因董卓而得任荆州刺史，后移治所于襄阳。

刘表驻襄阳，看中的正是其“南援三州，北集京都，上控陇坻，下接江湖”（蔡邕《汉津赋》）的枢纽地位。

襄阳在天下的地位是如此重要，刘表又把这重要之地治理得如此富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这样一个让天下的“野心家”都觊觎的地方，却由一个缺乏政治野心的人所掌控。刘表治理荆州，一直奉行“保江汉间，观天下变”（《三国志·刘表传》）的保守方略。因此，北方的曹操，关中的张济、张绣，江东的孙氏，益州的刘璋，乃至寄居于此的刘备，各方势力在此渗透、碰撞，或结盟或对抗。青铜马的主人殒命于此且归葬于此，的卢马的主人在此获得命运转机，这些都是襄阳作为“三国角力场”的生动体现。

其次，马是乱世中武人命运与权力的核心象征。

在冷兵器时代，良驹是武将的第二生命，也是力量与身份的体现。

菜越墓出土的青铜马是唯一存世的铸于三国时期制作精美、金身龙魄的等身青铜马。从它的外形特征和身上的装饰，可以推测出主人的身份和地位。可以说，青铜马的铸造，凝固了一位将军对战马的终极眷恋，它以极尽写实的艺术手法，将墓主在另一个世界继续纵横驰骋的渴望表达得淋漓尽致。

刘备的的卢马，则被赋予了更多的传奇色彩和命运寄托。它挣脱了“凶马”的标签，在关键时刻爆发出超越凡俗的力量，成为“天命所归”的象征，极富戏剧性地完成了刘备从“皇叔”一跃成为未来帝王的叙事要求。

其三，二者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命运归宿与历史记忆。

张济、张绣叔侄出身西凉边地，凭借勇武在乱世中挣出一片天地。张济战死沙场后，以巨大的青铜坐骑陪葬，是一种厚重、具象的物质化纪念，践行的是武将“马革裹尸”的人生理想。张绣则与曹操几战几和，最终成为曹操阵营里功勋卓著的高级将领，也成为三国历史中最具传奇性的人物之一。他们的轨迹，是汉末地方豪强的缩影：在夹缝中求生存，在抉择中觅出路。

而刘备“马跃檀溪”的故事，在经过《魏晋世语》《三国演义》等作品的渲染后，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绝境逢生的历史叙事，升华为一个关于忠诚与机遇的经典文化意象，以强大的感染力成为了整个民族的文化记忆。

四、马蹄声声余音绕梁

今天，已有“中华第一青铜马”美誉的青铜马静静地矗立在襄阳市博物馆展厅内，向每一位参观者诉说着1800多年前的往事。

它的出土和对墓主身份的研究，为襄阳三国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证据，为襄阳的三国历史增加了鲜活的内容。的卢马则在历代文人的咏叹中，形象不断升华，内容不断丰富，无论是苏轼的“波中忽见双龙飞”，还是辛弃疾的“马作的卢飞快”，都让这匹马的形象随着诗词的韵律在每个人的心中奔腾不息。“马跃檀溪”遗址，如今成为襄阳不可或缺的文化地标，与诸葛亮的隆中、刘表的“荆州古治”城墙一起，构成了襄阳独特的三国文化景观。

菜越墓出土的青铜马，是历史的“定格”，它将一位将军的戎马一生永恒地浇铸在金属之中，沉默而冷峻；刘备的的卢马，是历史的“飞白”，它在惊险瞬间的纵身一跃，跃出了无限的叙事可能，紧张又温暖。

这一实一虚、一静一动，不仅是马的形象的展示，还是其主人命运的见证，更是时代洪流与地缘政治在襄阳的缩影。

襄阳，注定是英雄豪杰演绎传奇的舞台。

马，作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军事资产与文化符号，在这里被赋予了超越动物本身的意义。它们或是主人权力与荣耀的延伸，或是绝境中命运转折的关键，最终都化为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中极富动感的瞬间。

当年青铜马出土时，我曾在菜越大墓中目睹它的雄姿。今天，在博物馆中再次凝视这匹青铜马，总会从它的静默中联想到的卢马飞跃檀溪时的矫健身姿。它们一匹静默于地下，承载着一位将军未竟的远征梦；一匹奔腾于传说，托起了一位王者坎坷的崛起路。

襄阳这两则与马有关的故事，超越了地域与时代，成为一曲回荡在历史长廊中的永恒交响。

(原文刊发于《襄阳晚报》2026年2月13日 0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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