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境内三皇同时执政,标志着南宋嘉定四年、大金大安三年以及蒙古太祖六年的交汇。尽管表面上国泰民安,实则如同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
在南宋宁宗赵扩登基的第七个六月,这位43岁的君主已显白发苍苍。人们常说皇帝的位子好坐,但真正成为皇帝后,方知其艰辛。正当此时,宰相呈报,依据宋金“嘉定和议”,南宋与金国的关系由“叔侄之国”降为“伯侄之国”,今年需向金国支付30万两“岁币”。赵扩阅后不禁长叹,随即派遣以户部员外郎余嵘为首的外交使团,以祝贺金国大安皇帝完颜永济生辰为由,前往金国进贡岁币。
尽管金宋两国摩擦不断,但两国交战时仍遵循不斩来使的原则,因此在表面上两国关系尚可。依照惯例,宋朝使节来访时,金国礼部会全程接待,与他们同吃同住,这不仅是一种礼节,也是为了防止宋使窃取情报。外交活动结束后,金国会派人将宋使礼送出境。
此番情形颇为不寻常。余嵘及其随行人员抵达金国边境的涿州时,负责接待的金国使者告知余嵘,我国内正遭遇一些小问题,恳请大人返回本国。待事态平息后,我国皇帝将派人前往大宋进行回访。
余嵘曾多次往返于金国,却未曾遭遇过被拒之门外的尴尬。他立刻察觉到金国国内必定发生了重大变故。令人困惑的是,即便皇城司(宋朝的特务机构)也未提供任何情报,究竟发生了何事,以至于大金国竟然将国际事务置于一边。
余嵘展现出极高的政治洞察力,立刻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当时他无法采取行动,只能无奈地空手返回。一回到宋境,朝廷的情报便迅速传来。据悉,大金国此刻正与北方的蒙古族激烈交战,形势极其严峻,金军接连遭遇败绩,蒙古军队已逼近宣德地区。正因为军事上的连连失利,金国被迫暂停了与宋朝的外交互动。由此推断,蒙古族对大金已构成了巨大的军事压力。
余嵘立刻将这一情况与过往的大辽以及当时的金国历史联系起来,发现两者情形颇为相似。俗话说“风水轮流转”,如今难道轮到女真族遭遇不幸了吗?那么宋朝又该如何应对?是重蹈覆辙,再次联合金国灭掉辽国,还是另辟蹊径,采取不同的策略?
余嵘归朝后迅速呈上奏章,内容指出:“当前,蒙古势力强盛,正值女真势力初兴之际,金国民众士气低落,形势如同旧辽国衰亡之时。”其意在于警示金国灭亡在即,亟待对策。为核实这一信息的真实性,宋宁宗赵扩接连派遣使者出使金国,但均未能得到回应,反而遭到劝退。南宋的君臣们已深刻认识到,这个曾经强大的金国确实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事实确实如此,此时金国正遭遇自建国以来最严峻的生死考验。现任皇帝为完颜永济,是金朝的第七位君主。此时的完颜永济正处于焦虑之中。这位皇帝的统治并不成功,仅在位五年,就目睹了大金由盛转衰,内外交困,未曾有过安宁日子。最终,他还因政变而被手下所杀,以致于在他驾崩后,连一个庙号都未能获得。在金国的十位皇帝中,除了海陵王完颜亮外,仅有他卫绍王完颜永济未能获得庙号。
大金与蒙古之间的冲突源远流长。鉴于两者均为由游牧民族缔造的帝国,大金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兴起持有本能的警惕和疑虑。为确保自身政权的稳固,大金持续关注着对方的发展动态。当时对金朝构成最大威胁的,正是蒙古族,那时他们被称为鞑靼。
为了抑制鞑靼人口的膨胀,大金每隔三年便派遣军队进行北伐,执行“剿杀”策略,仅针对男性,不伤害女性。身高超过车轮的男子被尽数杀死,而身高不足车轮的男子则被砍掉大拇指,从而丧失了拉弓射箭的能力,这一举措被称为“灭丁”。其目的是为了控制蒙古男性人口,预防他们可能发生的反叛和骚乱。
尽管蒙古民族如同巨石下的顽强野草,面对这种粗野的政策,它们的意志并未被摧毁,反而愈发坚韧不拔。随着铁木真的崛起,鞑靼族如同裂变般迅速壮大。他们迅速统一了漠北草原,大金的衰败就此开始。就在那一年的二月,蒙古军开始南下,向大金发动了攻击。结果是大金节节败退,最终陷入了亡国的危机。
在此情形下,大金采取了一项极其错误的政策——“以宋代偿”,即北方失去的领土,由南方来补偿。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将蒙古侵占的领土转嫁给了南宋。原本南宋内部对于是否与蒙古联合对抗金国意见不一,主要担心会重蹈北宋的覆辙。
金宣宗完颜珣的这一举措,却将南宋推向了蒙古一方。而且,战局开始对金军不利,许多城池被攻占后又失守,宋军从四面八方发起了全面反攻。此时的大金可谓是四面受敌。为此,在兴定二年,金宣宗主动向南宋伸出了和解的“橄榄枝”。然而,南宋对此反应坚决,甚至拒绝金国使者入境。于是,南宋与蒙古联合对抗金国的策略正式确立。
从宋朝的角度来看,与金国结盟以消灭辽国是错误的决策,然而,与蒙古联合消灭金国则不能一概而论为错误。这是因为辽国已经高度汉化,并且与宋朝保持了长达百年的兄弟关系。宋徽宗在盟约中自动放弃了天朝上国的地位,加之宋朝过于自信,表面上看似强大的国家实则内部问题重重。更未料到金国突然反目,这直接导致了北宋的覆灭。
所谓的与蒙古联合对抗金国,起初是蒙古方面更为积极。嘉定七年,蒙古曾试图与南宋商讨此事,但南宋并未作出回应。到了嘉定十一年,蒙古再次提出,南宋依然没有给出实质性的反馈。
南宋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与金国结盟对抗蒙古原本是其最初的政治策略。正是由于金国的错误策略迫使南宋改变立场,在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南宋被迫走上了与蒙古联合消灭金国的道路,不得不与蒙古结盟。
最终,南宋在联合蒙古消灭金国的问题上,整体战略显得极为谨慎。尽管存在一些失误,但与北宋时期采取的一系列激进措施相比,仍有着显著的差距。南宋不仅吸取了联金灭辽的教训,正因持有这种谨慎的心态,才能充分备战,凭借微不足道的国力持续抵御蒙古的侵略。
南宋联合蒙古固然出于对仇敌的仇恨,但其核心目标却是“与蒙古和平共处”。这符合南宋的利益,是南宋唯一正确的选择。
联蒙灭金之举,其重要性在于它不仅结束了宋金之间长达百年的深仇大恨,洗去了徽、钦二帝被俘的耻辱,而且对于南宋而言,也意味着获得了一段宝贵的时间来准备。这段时间可以用于加强长江防线的构建和整备,以及更深入地了解这个比契丹和女真更为强大的新邻国。南宋真正面临的挑战在于其后采取的“端平入洛”策略,这是一种急于求成的举动。如果南宋自身实力不足,那么蒙古人占领临安将只是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