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邱会作被安排到了西安,开始过上了看似平凡、普通的生活。与大多数人的平凡生活不同,他的生活依然有所特殊——毕竟,组织安排了住宿、发放生活费、医疗报销等一系列福利,看上去,待遇还算不错。可是,奇怪的是,邱会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生活中的琐事总显得异常斤斤计较。 邱会作,曾是六十年代军队中的赫赫有名的将领,担任过政治局委员、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军委办事组成员等多个重要职务。自1959年起,他被提拔为总后勤部长,接下来的岁月里,他对总后勤部的建设起到了积极而深远的作用。然而,后勤工作自战争时期以来,一直不受重视,很多战士宁愿冲锋陷阵,也不愿意投身于后勤,形成了后勤工作是给老弱病残做的的偏见。实际上,在1955年授衔的将领中,真正来自后勤岗位的比例并不高,大多数都来自军事、政工和参谋系统。
新中国成立后,总后勤部吸纳了不少老一辈的干部,这些老干部多是红军时期的,普遍存在年龄大、身体差、文化程度低的问题,因此在执行工作时,效率常常低下。即便是胜利后的新时代,战争的阴影依然存在,随时都需要为战备工作做准备,这群年迈的老干部如何支撑起如此繁重的任务呢?因此,邱会作便想尽办法把这些老干部逐步调整到其他岗位,给年轻且有能力的干部更多机会。为了提升效率,他特别注重干部的年轻化。例如,他把一些曾担任过老资格红军干部的二级部部长,如汤平、韩纪振等,提拔为一级副部长,再让年轻、有经验的人担任二级部部长,这样一来,办事效率大大提高。 当时,邱会作率先对老干部的岗位调整作出了改革尝试。那时,关于老干部退休的规定和待遇尚未出台,导致许多部长身边都有十多个副部长。这种现象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邱会作主持总后勤工作长达12年,直到1971年,突然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直到1981年,经过了整整十年的沉寂,邱会作才被安置到西安。组织为他安排了住房,并规定了月度生活标准。有人在他前往西安之前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想了想,答道:冬天有暖气,有个独立的洗澡间就好。看似不高的要求,可到了他入住的地方,现实却与他的期待大相径庭。房子里没有暖气,也没有洗澡间。 邱会作多次向上反映情况,尽管对方答应协调解决,但最终只有一个锅炉被送到他家中。锅炉的效果并不好,排放的烟雾和灰尘严重影响了邻居,经过改造后,屋内依然充满了灰尘。或许正因为这件事,最初的简单要求未能实现,邱会作对生活中的细节变得特别斤斤计较。他在回忆录中反复提到,晚年的他几乎每次回忆起当时的生活,都是围绕着取暖问题展开的。第二年,换成了煤炉,但有时候煤不供给,或者他得自己去找煤炭,甚至跑到户外捡柴火。每年冬天的取暖问题,成了他不得不应对的难题。 对于邱会作来说,这不仅仅是寒冷的问题。几十年前,北方的冬天异常寒冷,温室效应还未严重,很多老人会因寒冷而病重甚至死去。他的孙女曾在寒冷的冬天被冻哭,可以想象那时的天气是如何严酷。 另一个困扰他的问题,就是洗澡。因为没有暖气和洗澡间,他只能到大池子里去洗澡,这种不便给他带来了不少困扰。如果家里有暖气和洗澡间,他完全可以在家里解决这些基本需求,但现实却迫使他每次都要去外面洗浴。总的来说,取暖和洗澡问题成了他最关心的生活琐事,而这两个问题,在他十多年的西安生活中始终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直到1992年,邱会作的生活才得到了真正的改善。这一年,他被解除附加刑期的限制,重新恢复了自由。从1987年到1992年,剥夺他的五年附加刑期终于结束,这标志着他真正走向了自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