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邱会作被安排到了西安，开始过上了看似平凡、普通的生活。与大多数人的平凡生活不同，他的生活依然有所特殊——毕竟，组织安排了住宿、发放生活费、医疗报销等一系列福利，看上去，待遇还算不错。可是，奇怪的是，邱会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生活中的琐事总显得异常斤斤计较。 邱会作，曾是六十年代军队中的赫赫有名的将领，担任过政治局委员、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军委办事组成员等多个重要职务。自1959年起，他被提拔为总后勤部长，接下来的岁月里，他对总后勤部的建设起到了积极而深远的作用。然而，后勤工作自战争时期以来，一直不受重视，很多战士宁愿冲锋陷阵，也不愿意投身于后勤，形成了后勤工作是给老弱病残做的的偏见。实际上，在1955年授衔的将领中，真正来自后勤岗位的比例并不高，大多数都来自军事、政工和参谋系统。

新中国成立后，总后勤部吸纳了不少老一辈的干部，这些老干部多是红军时期的，普遍存在年龄大、身体差、文化程度低的问题，因此在执行工作时，效率常常低下。即便是胜利后的新时代，战争的阴影依然存在，随时都需要为战备工作做准备，这群年迈的老干部如何支撑起如此繁重的任务呢？因此，邱会作便想尽办法把这些老干部逐步调整到其他岗位，给年轻且有能力的干部更多机会。为了提升效率，他特别注重干部的年轻化。例如，他把一些曾担任过老资格红军干部的二级部部长，如汤平、韩纪振等，提拔为一级副部长，再让年轻、有经验的人担任二级部部长，这样一来，办事效率大大提高。 当时，邱会作率先对老干部的岗位调整作出了改革尝试。那时，关于老干部退休的规定和待遇尚未出台，导致许多部长身边都有十多个副部长。这种现象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邱会作主持总后勤工作长达12年，直到1971年，突然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直到1981年，经过了整整十年的沉寂，邱会作才被安置到西安。组织为他安排了住房，并规定了月度生活标准。有人在他前往西安之前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想了想，答道：冬天有暖气，有个独立的洗澡间就好。看似不高的要求，可到了他入住的地方，现实却与他的期待大相径庭。房子里没有暖气，也没有洗澡间。 邱会作多次向上反映情况，尽管对方答应协调解决，但最终只有一个锅炉被送到他家中。锅炉的效果并不好，排放的烟雾和灰尘严重影响了邻居，经过改造后，屋内依然充满了灰尘。或许正因为这件事，最初的简单要求未能实现，邱会作对生活中的细节变得特别斤斤计较。他在回忆录中反复提到，晚年的他几乎每次回忆起当时的生活，都是围绕着取暖问题展开的。第二年，换成了煤炉，但有时候煤不供给，或者他得自己去找煤炭，甚至跑到户外捡柴火。每年冬天的取暖问题，成了他不得不应对的难题。 对于邱会作来说，这不仅仅是寒冷的问题。几十年前，北方的冬天异常寒冷，温室效应还未严重，很多老人会因寒冷而病重甚至死去。他的孙女曾在寒冷的冬天被冻哭，可以想象那时的天气是如何严酷。 另一个困扰他的问题，就是洗澡。因为没有暖气和洗澡间，他只能到大池子里去洗澡，这种不便给他带来了不少困扰。如果家里有暖气和洗澡间，他完全可以在家里解决这些基本需求，但现实却迫使他每次都要去外面洗浴。

总的来说，取暖和洗澡问题成了他最关心的生活琐事，而这两个问题，在他十多年的西安生活中始终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直到1992年，邱会作的生活才得到了真正的改善。这一年，他被解除附加刑期的限制，重新恢复了自由。从1987年到1992年，剥夺他的五年附加刑期终于结束，这标志着他真正走向了自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