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国祥

我长期在古都洛阳从事都城考古工作。洛阳自周代以来即被视为天下的中心，被誉为“天下之中”“土中”“中国”等，也是中国古代十几个王朝的建都之地。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便在洛阳设立专门的工作队，对汉魏洛阳故城、隋唐洛阳故城等多座都城遗址，展开持续数十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从考古实践的角度看，这两处同属当今洛阳却性质不同的都城遗址，恰好构成中国城市考古中两种基本工作范式。

两座洛阳故城

我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汉魏洛阳故城这类“旷野型”遗址。这座城址位于今洛阳市区以东约15公里洛河北岸的台地之上，其遗址区地表多为农田，现代干扰较少，属于典型的“旷野型”遗址。这为考古勘察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工作条件：考古队可以从容制订长期的学术规划，按既定目标系统揭露城墙、城门、道路、宫殿等关键要素，逐步厘清从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到北魏时期近500年间城址的形制格局变迁。我们通过对这座早期都城制度的探索，能够看到秦汉时期的都城是以多宫制的形制与面貌呈现，而都城中严格的单一宫城及中轴线格局，则经过逐渐发展而演变形成。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位于今洛阳市区正下方的隋唐洛阳故城。这座始建于隋大业元年（605年）、在唐代作为帝国“东都”、并于武周时期改称“神都”的壮丽都城，其宫皇城及部分里坊遗迹与现代城市高度重叠。对此类“古今叠压型”遗址，难以采用系统性揭露的工作方法，考古工作难度更大，成果显现周期更长。其考古工作只能采取一种“见缝插针”式的路径，哪里有城市建设，哪里就可能获得一个狭小的工作窗口。每一次考古发掘都像在拼积木，拾取一块历史拼图。幸运的是，经过几代考古人不懈努力，累积无数个零散点位资料，这座“地下都城”的宏伟格局——尤其是其高度制度化的中轴线结构——得以被逐步拼合并重新认知。

隋唐“两京制”与中轴线

要认识隋唐东都洛阳城，须将其置于“两京制”的框架下去理解。在隋唐最繁华的时期，长安与洛阳均是王朝的都城，分称“东京、西京”（或“东都、西都”），合称“东西两京”，皇帝将两京视作其东西二宅，在不同时间段分别承担着国家政治中心的职能。这种制度安排，使洛阳的都城建设，具备了完整的制度规格与政治意义，即都城具有明确的建筑轴线，宫皇城建筑严格对称分布。

隋唐时期的都城规划理念和“两京制”，造就了中国古代著名的隋唐盛世和大一统格局，在都城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甚至远播东亚。日本在营建平城京（奈良）和平安京（京都）时，在制度理念与空间格局上，主要承袭了隋唐都城的形制和面貌，其采用“左京”和“右京”的分区制度，以及平安京“左京”称“洛阳”、“右京”称“长安”的做法，显然是吸收了中国中原的“两京”制度。后来，平安京西部（右京）因地势低洼而逐渐衰落，城市重心转向东部高亢地区，故后世京都也就有了“洛阳”“京洛”“洛都”的称谓。

我们数十年来“拼图”式考古工作的一个核心成果，就是在考古学上确认并初步呈现了隋唐洛阳城的南北中轴线。这条轴线南起天然山阙——伊阙（龙门），向北依次经过定鼎门、天街、天津桥、天枢（文献记载武周时期所立）、端门、应天门、明堂（隋代乾阳殿、唐代乾元殿）、天堂，直至宫城大内北门玄武门，体现出与“象天立宫”观念相关的空间表达。尤为关键的是上述重要节点建筑均有考古实证，由此重新建立起了一条由实地证据构成的历史空间链条。

在相关部门的主导与推动下，通过遗址覆罩保护、地面标识及模拟展示等多种方式，这条沉寂于地下的都城轴线，得以在现代城市生活中被重新感知。这并非简单的古建筑复建，而是让确凿的考古学信息转化为了可感知、可解读的文化景观。

广州：在连续层叠中追寻历史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广州，就会发现其城市考古的处境，与隋唐洛阳城有相似性。

广州也是一座极为典型的“古今叠压型”城市，两千多年的建城史在同一片土地上持续累积。早期的考古工作同样是零散和点状的，近几十年来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随着北京路“千年古道”等遗迹的揭露、南越国宫署遗址与木构水闸遗址等的系统发掘，以及近年来一系列配合城市建设的考古新发现，人们手中的“历史拼图”越来越多，广州古城的面貌愈发清晰。

通过这些扎实的考古工作，我们得以在文献记载基础上从实物层面观察广州古城生动的生长轨迹。例如，可清晰“看到”城市南界是如何随珠江河道的演变与冲积扩展而逐渐南推；宋代又如何因应经济发展与军事防卫需要进行了大规模扩城。这些都是被考古一点点证实的历史过程。

关于广州城市中轴线的形成，考古材料为我们提供了时空坐标。

从中国古代都城制度演变的背景来看，都城中明确的“建中立极”轴线观念，一般认为至曹魏洛阳城时期趋于明确，并逐步强化其制度表达，以太极殿为核心确立至尊地位。这一制度历经魏晋南北朝演化，至隋唐达于鼎盛，成为后世都城规划的重要范式。晚唐至五代十国时期，中央权力结构发生调整，宫皇城空间组织趋于复杂化，多重宫院格局增强。

对照这一宏观脉络，再看广州的考古发现，格外具有启发性。目前，在南越国时期的宫署遗址中，虽可见单体建筑的轴线对称特征，但尚未发现具备制度化、贯穿全城的都城轴线体系证据。

现有考古资料表明，至五代十国时期的南汉国，在今北京路一带的宫城遗址中，建筑群已呈现一定程度的南北向轴线组织特征。这一变化，与晚唐五代以来地方政权强化都城礼制表达的整体趋势相呼应。

可以推测，北京路一线作为广州传统政治核心空间的轴线设置，可能在晚唐至宋时期逐步确立并得到强化，其形成过程与岭南政治地位的提升及制度文化整合密切相关。这既是广州城市地理发展的内生结果，也是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下，都城礼仪文化向岭南的传播及“在地化”转化的生动例证。

人们之所以投入数十年时间，在洛阳、广州及各个地方进行这种需极大耐心与毅力的“拼图”工作，其动力根源不仅在于学术，这更源于一种普遍的人类情感：对自身来处的追索——这是一种“对家的热爱和追问”。如同一个人会追寻自己的家族与籍贯，生活在一座城市中的人们，也天然渴望了解脚下这片土地的故事。一座拥有深厚历史的城市，如果其最辉煌的文明证据永远深埋地下，不为市民所知，那将是莫大的文化遗憾。

因此，现代城市考古的使命，绝不止于撰写发掘报告。其更关键的一步，在于思考如何将重要的考古发现，转化为城市公共历史记忆的一部分。就像在洛阳，我们努力让中轴线的关键节点“走出”考古报告，“走入”现代城市空间。对广州我同样抱有深切期待。回想我20多年前第一次到广州时，曾探寻城市核心而所得有限；如今再到北京路，历史展示已融入繁华街区，这正说明了考古工作的价值与进步。随着考古工作的持续深入，在符合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能否在未来的城市规划中，为更多的古代城市关键遗迹预留出展示与阐释的空间？

让考古成果从学术圈走向公众，让历史痕迹从地下走到地上，融入当代市民的日常生活，这是一项复杂的、需要考古学家、城市规划者与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长期工程。但这正是城市考古工作的终极价值所在——它不仅关乎过去，更关乎一座城市当下的文化底蕴与未来的精神塑造。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建筑考古专委会主任委员）

在现代城市中寻找古城轴线 ——以洛阳与广州城市考古为例

来源：羊城晚报 2026年02月13日 版次：A05栏目：作者：钱国祥

□钱国祥

我长期在古都洛阳从事都城考古工作。洛阳自周代以来即被视为天下的中心，被誉为“天下之中”“土中”“中国”等，也是中国古代十几个王朝的建都之地。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便在洛阳设立专门的工作队，对汉魏洛阳故城、隋唐洛阳故城等多座都城遗址，展开持续数十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从考古实践的角度看，这两处同属当今洛阳却性质不同的都城遗址，恰好构成中国城市考古中两种基本工作范式。

两座洛阳故城

我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汉魏洛阳故城这类“旷野型”遗址。这座城址位于今洛阳市区以东约15公里洛河北岸的台地之上，其遗址区地表多为农田，现代干扰较少，属于典型的“旷野型”遗址。这为考古勘察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工作条件：考古队可以从容制订长期的学术规划，按既定目标系统揭露城墙、城门、道路、宫殿等关键要素，逐步厘清从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到北魏时期近500年间城址的形制格局变迁。我们通过对这座早期都城制度的探索，能够看到秦汉时期的都城是以多宫制的形制与面貌呈现，而都城中严格的单一宫城及中轴线格局，则经过逐渐发展而演变形成。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位于今洛阳市区正下方的隋唐洛阳故城。这座始建于隋大业元年（605年）、在唐代作为帝国“东都”、并于武周时期改称“神都”的壮丽都城，其宫皇城及部分里坊遗迹与现代城市高度重叠。对此类“古今叠压型”遗址，难以采用系统性揭露的工作方法，考古工作难度更大，成果显现周期更长。其考古工作只能采取一种“见缝插针”式的路径，哪里有城市建设，哪里就可能获得一个狭小的工作窗口。每一次考古发掘都像在拼积木，拾取一块历史拼图。幸运的是，经过几代考古人不懈努力，累积无数个零散点位资料，这座“地下都城”的宏伟格局——尤其是其高度制度化的中轴线结构——得以被逐步拼合并重新认知。

隋唐“两京制”与中轴线

要认识隋唐东都洛阳城，须将其置于“两京制”的框架下去理解。在隋唐最繁华的时期，长安与洛阳均是王朝的都城，分称“东京、西京”（或“东都、西都”），合称“东西两京”，皇帝将两京视作其东西二宅，在不同时间段分别承担着国家政治中心的职能。这种制度安排，使洛阳的都城建设，具备了完整的制度规格与政治意义，即都城具有明确的建筑轴线，宫皇城建筑严格对称分布。

隋唐时期的都城规划理念和“两京制”，造就了中国古代著名的隋唐盛世和大一统格局，在都城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甚至远播东亚。日本在营建平城京（奈良）和平安京（京都）时，在制度理念与空间格局上，主要承袭了隋唐都城的形制和面貌，其采用“左京”和“右京”的分区制度，以及平安京“左京”称“洛阳”、“右京”称“长安”的做法，显然是吸收了中国中原的“两京”制度。后来，平安京西部（右京）因地势低洼而逐渐衰落，城市重心转向东部高亢地区，故后世京都也就有了“洛阳”“京洛”“洛都”的称谓。

我们数十年来“拼图”式考古工作的一个核心成果，就是在考古学上确认并初步呈现了隋唐洛阳城的南北中轴线。这条轴线南起天然山阙——伊阙（龙门），向北依次经过定鼎门、天街、天津桥、天枢（文献记载武周时期所立）、端门、应天门、明堂（隋代乾阳殿、唐代乾元殿）、天堂，直至宫城大内北门玄武门，体现出与“象天立宫”观念相关的空间表达。尤为关键的是上述重要节点建筑均有考古实证，由此重新建立起了一条由实地证据构成的历史空间链条。

在相关部门的主导与推动下，通过遗址覆罩保护、地面标识及模拟展示等多种方式，这条沉寂于地下的都城轴线，得以在现代城市生活中被重新感知。这并非简单的古建筑复建，而是让确凿的考古学信息转化为了可感知、可解读的文化景观。

广州：在连续层叠中追寻历史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广州，就会发现其城市考古的处境，与隋唐洛阳城有相似性。

广州也是一座极为典型的“古今叠压型”城市，两千多年的建城史在同一片土地上持续累积。早期的考古工作同样是零散和点状的，近几十年来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随着北京路“千年古道”等遗迹的揭露、南越国宫署遗址与木构水闸遗址等的系统发掘，以及近年来一系列配合城市建设的考古新发现，人们手中的“历史拼图”越来越多，广州古城的面貌愈发清晰。

通过这些扎实的考古工作，我们得以在文献记载基础上从实物层面观察广州古城生动的生长轨迹。例如，可清晰“看到”城市南界是如何随珠江河道的演变与冲积扩展而逐渐南推；宋代又如何因应经济发展与军事防卫需要进行了大规模扩城。这些都是被考古一点点证实的历史过程。

关于广州城市中轴线的形成，考古材料为我们提供了时空坐标。

从中国古代都城制度演变的背景来看，都城中明确的“建中立极”轴线观念，一般认为至曹魏洛阳城时期趋于明确，并逐步强化其制度表达，以太极殿为核心确立至尊地位。这一制度历经魏晋南北朝演化，至隋唐达于鼎盛，成为后世都城规划的重要范式。晚唐至五代十国时期，中央权力结构发生调整，宫皇城空间组织趋于复杂化，多重宫院格局增强。

对照这一宏观脉络，再看广州的考古发现，格外具有启发性。目前，在南越国时期的宫署遗址中，虽可见单体建筑的轴线对称特征，但尚未发现具备制度化、贯穿全城的都城轴线体系证据。

现有考古资料表明，至五代十国时期的南汉国，在今北京路一带的宫城遗址中，建筑群已呈现一定程度的南北向轴线组织特征。这一变化，与晚唐五代以来地方政权强化都城礼制表达的整体趋势相呼应。

可以推测，北京路一线作为广州传统政治核心空间的轴线设置，可能在晚唐至宋时期逐步确立并得到强化，其形成过程与岭南政治地位的提升及制度文化整合密切相关。这既是广州城市地理发展的内生结果，也是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下，都城礼仪文化向岭南的传播及“在地化”转化的生动例证。

人们之所以投入数十年时间，在洛阳、广州及各个地方进行这种需极大耐心与毅力的“拼图”工作，其动力根源不仅在于学术，这更源于一种普遍的人类情感：对自身来处的追索——这是一种“对家的热爱和追问”。如同一个人会追寻自己的家族与籍贯，生活在一座城市中的人们，也天然渴望了解脚下这片土地的故事。一座拥有深厚历史的城市，如果其最辉煌的文明证据永远深埋地下，不为市民所知，那将是莫大的文化遗憾。

因此，现代城市考古的使命，绝不止于撰写发掘报告。其更关键的一步，在于思考如何将重要的考古发现，转化为城市公共历史记忆的一部分。就像在洛阳，我们努力让中轴线的关键节点“走出”考古报告，“走入”现代城市空间。对广州我同样抱有深切期待。回想我20多年前第一次到广州时，曾探寻城市核心而所得有限；如今再到北京路，历史展示已融入繁华街区，这正说明了考古工作的价值与进步。随着考古工作的持续深入，在符合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能否在未来的城市规划中，为更多的古代城市关键遗迹预留出展示与阐释的空间？

让考古成果从学术圈走向公众，让历史痕迹从地下走到地上，融入当代市民的日常生活，这是一项复杂的、需要考古学家、城市规划者与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长期工程。但这正是城市考古工作的终极价值所在——它不仅关乎过去，更关乎一座城市当下的文化底蕴与未来的精神塑造。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建筑考古专委会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