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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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以为魏征只是一个不怕死的直臣,那你可能低估了他。
他敢当众让皇帝下不来台,是因为他早就算清了李世民的心理红线。
这是一场从玄武门之后就开始的长期政治配合。
文|潇湘倦客
公元643年2月11日,大唐帝国的脊梁,一代名相魏征走完了他跌宕起伏的63年人生。
消息传到宫中,唐太宗李世民悲痛万分。他下令辍朝五日,亲笔为魏征撰写碑文,并留下那段流传千古的著名感言:
“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这段话,为中国历史定格了一个近乎神话的君臣典范。
然而,当我们翻开史书,剥开那些温情脉脉的赞美,会发现一个更有趣、也更现实的逻辑:魏征的“直言”,并非天生的正直;李世民的“纳谏”,亦非纯粹的克己。
这是一场关于“明君”与“铮臣”的深度合作,是两个顶级政治家共同缔造的历史神话。
大众印象里的魏征,似乎生来就是为了怼人而存在的。但真相是:在遇到李世民之前,魏征在官场上的表现,堪称“圆滑”甚至“平庸”。
隋朝末年风起云涌,魏征先是投奔了起义军李密。在瓦岗寨那个群雄逐鹿的舞台上,魏征曾向李密献上十条计策,李密一条都没听。按理说,这时候的魏征应该拿出后来那种“犯颜直谏”的气势,甚至以死相逼吧?
但他并没有,他只是默默地退下,看着李密一步步走向覆灭。
后来他随李密降唐,并被派往山东招抚李勣,却不料被夏王窦建德俘虏,顺势也就降了窦建德。在窦建德手下,魏征表现得更加平庸。等到窦建德兵败,魏征又被李世民生擒,这才又辗转到了太子李建成的门下,担任了太子洗马(太子的秘书长)。
在李建成身边,魏征确实表现出了敏锐的战略眼光。他敏锐地察觉到秦王李世民的威胁,曾多次建议李建成尽早下手杀掉李世民。但这仅属于“谋略”,而非“直谏”。在这个阶段,魏征追求的只是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尽到一个谋臣应有的职责,而非千古名节。
直到“玄武门之变”的发生,魏征作为废太子的党羽,被李世民带到跟前审问。
李世民厉声问:“汝离间我兄弟,何也?”这声质问充满了杀意。
魏征神色如常,只回了一句:“皇太子若从臣言,必无今日之祸。”
这句话很有讲究。它既不否认曾经建议李建成先发制人的事实,也展现了对前主的忠诚,但更主要的是一种极高的自我推销技巧。
“正因为您的才能和威胁如此之大,我才劝太子动手”,变相的吹捧了李世民的强大。同时也暗示自己的确有先见之明和谋略,只要你敢用我,我就能帮你避免废太子的灾难。
从那一刻起,魏征正式开启了他的“铮臣”职业生涯。他敏锐地察觉到,李世民需要一个儒家“明君”的标签,而魏征也需要一个铮铮“谏臣”的归宿。
很多人忽略了贞观之初李世民面临的窘境。
尽管他通过暴力手段夺取了政权,但在以儒家礼教为治国基础的唐代,杀兄、逼父、屠弟的行径,在道德上是毁灭性的。他急需一种方式,向上天、向天下豪杰、向后世史书证明他的统治合法性,不在于血统和武力,而在于“道义”。
什么样的皇帝最有道义?那就是能容纳异见、虚怀若谷的“明君”。
魏征的身份,对李世民来说是恰到好处。魏征曾是李建成的死党,如果李世民连曾经想杀自己的政敌都能容忍,并且委以重任,那么天下谁还会怀疑李世民的博大胸襟?
对于魏征而言,他看透了这一点。他知道,自己在李世民身边,不是一个简单的臣属,而是一个“标志”,他只有扮演好这个“标志”的角色,才能体现出更大的价值。
而且,只要他敢说,只要李世民能忍,这个“标志”就能不断升值。
这段关系最精妙之处在于,它始于精明的政治计算,却最终结出了真实的善治果实。
后世文人常把魏征塑造为一个不畏死难的道德圣人,但这其实是对魏征政治智慧的错误理解。魏征之所以敢“怼”李世民,是因为他精准地计算过李世民的心理红线。
在《贞观政要》中,魏征曾专门论述过“良臣”与“忠臣”的区别:
魏征对李世民说:“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
李世民不解,问为什么。魏征答:
“良臣,稷、契、咎陶是也。忠臣,龙逄、比干是也。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独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远矣。”
这哪里是圣贤的教诲?这简直是和皇帝的公开表白。
魏征在告诉李世民:我不想死,我也不想让你背上昏君的骂名。纣王杀了比干,反而成全了比干忠臣的美名,自己却被后人骂了千年。我今天之所以怼你,是为了让你能成为千古明君,同时也让我获得像稷、契那样的后世美名,咋俩是互相成就,实现共赢。
魏征非常清楚,李世民对“名”的渴望,远超他对“利”的渴望。只要魏征的谏言能增加李世民的“明君”形象,李世民就算再气,在想杀他,也不会下手。
最著名的例子是那次关于封禅的争论。李世民立下赫赫功勋,想去泰山封禅。魏征死活不同意,理由是老百姓刚过上几天好日子,经不起折腾。
李世民连发三问,情绪已经到了爆发边缘:“你是觉得我功劳不够?还是觉得我德行不行?还是觉得中国(中原)未安?”魏征避开了这些致命的问题,转而从现实利益出发,谈及当时的隋末创伤未愈、接待开支巨大等问题。
最终,李世民妥协了。他真的不明白这些道理吗?不,他需要魏征给他一个“因为体恤百姓而放弃封禅”的借口。这个借口,比封禅本身更能收买民心。
如果说魏征是本色演出,那李世民就是影帝级的演技。
史书上有这么一段记载:一次李世民下朝后火冒三丈,大喊:“会须杀此田舍翁!”(早晚要杀了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忙问是谁,李世民说:“魏征每廷辱我。”(魏征每次都在朝堂上让我下不来台。)
最后还是长孙皇后穿上朝服下跪祝贺,说:“主明则臣直。”李世民听后才平息了怒火。
这个故事常被用来歌颂皇后的贤德和李世民的克制。但深思一层:既然李世民如此生气,为什么他在朝堂上不发作,偏偏要在回到后宫后,当着老婆的面大喊大叫?
这极可能是一种政治姿态,他需要通过这种方式,让外界知道:魏征真的很过分,而我真的很能忍。这种“忍”的张力越大,李世民的“明君”形象就越立体。
当然,魏征也配合默契。他谏言时,往往选择在大庭广众之下,甚至在李世民兴致最高的时候。
比如李世民玩鹞鹰玩得正高兴,魏征过来了,李世民吓得赶紧把鸟揣进怀里。魏征明明看见了,偏偏要拉着李世民聊长篇大论,最后把那只鸟活活闷死在怀里。
这个细节极具张力。
魏征真的不知道这样会弄死皇帝的爱鸟吗?他当然知道。但他要的就是这种“为了大义,不惜得罪君主小嗜好”的戏剧冲突。而作为君临天下的皇帝真的怕到如此地步吗?当然不会,李世民要的就是这种效果,虽然失去了一只鸟,却在史书上赢得了一个“勤政爱民,甚至不敢当面玩鸟”的好名声。
这哪是斗争?这就是双簧啊!。
所谓的“贞观之治”,本质上是一次由魏征与李世民共同成就的政治成果。
魏征摸清了李世民作为通过血腥政变上位的二代君主的焦虑:他既怕被质疑接班的合法性,更怕被后人比作杀兄弑父的隋炀帝。所以,魏征的谏言,几乎全是针对隋炀帝曾经犯过的错:好大喜功、奢侈荒淫、闭塞言路。
魏征把隋炀帝作为历史的“反面教材”,而把李世民当作现今的“励志典范”。
他告诉李世民:
“怨不在大,可畏唯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李世民则回应:“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
这种对话,在当时其实是带有极强的宣传色彩的。魏征负责编剧,李世民负责主演。他们共同缔造了一个时代对“理想政治”的全部想象。
如果故事停留在魏征去世的那一天,那将是完美的童话。但历史的迷人之处,就在于它的底色往往是灰色的。
魏征死后不久,李世民便怀疑魏征曾把自己生前的谏书故意留给史官看,以博取后世名声。特别是当太子李承乾谋反案的发生,由于魏征生前推举的侯君集和杜正伦卷入本案,这让李世民怀疑魏征与他们结为“朋党”。
愤怒之下,李世民亲手推倒了自己亲笔撰写的魏征墓碑,甚至取消了魏征长子与公主的婚约。
直到后来征讨高句丽受挫,李世民才叹息道:“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此行也。”于是又派人去重新立起了墓碑。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那份所谓的君臣情谊,并不是牢不可破的情感,而是基于政治利益的产物。
魏征活着的时候,李世民也仅仅将其作为新朝的“标志”,始终对他存有戒心;当李世民感到皇权受到威胁或挑战时,那面“镜子”就变得碍眼了,同时这也是“关陇集团”对“山东士族集团”天然存在的忌惮。
而当李世民受到前所未有的挫折后,表现出来的悔恨,其实并非简单的思念故人,而是下意识的感觉到对魏征谏言的依赖。
原本只是基于政治利益的互相成就,最后发现成了他决策和纠错的关键机制。然而当魏征死后,这套他长期赖以的决策机制也随之失效了。
魏征借李世民,从一个瓦岗寨的俘虏,变成了永垂青史的“一代名相”。而李世民借魏征,从一个满身血腥的篡位者,变成了万世景仰的“天可汗”。
他们之间,不是单方面的施舍,而是顶级的合伙。
这种“互相成就”,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
第一,是魏征的自律与智慧。他从不为私利而谏,他的直言始终包裹在“为大唐长治久安”的外壳下。
第二,是李世民的远见与胸襟。他明白,在这个位置上,听好话是本能,听坏话是胸怀。
643年的那个春天,魏征闭上了眼睛。他或许在最后时刻还在思考:这一次,我给这位皇帝留下的名声,够他享用多久?而这位皇帝,又将如何在没有我的未来里,继续扮演好明君的戏份?
魏征走后,大唐的盛世还在继续,但那种“犯颜直谏”的清正之气,却在漫长的帝制时代里,逐渐演变成了一种稀缺的、昂贵的、甚至致命的奢侈品。
参考文献:
《旧唐书》《新唐书》《贞观政要》《资治通鉴·唐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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