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篇文章，我将着重探讨中国娼妓业的发展历程。对于夏商时期奴隶妓女是否就是宫妓和家妓的前身，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虽然有学者提出这种观点，认为当时的妓女种类可能是宫妓和家妓的雏形，但我个人对此持保留态度。许多资料来自《列女传》和《管子》，这两本书的历史地位不言而喻，但它们并非第一手史料。在缺乏直接文字记载的情况下，我们讨论夏商时期的娼妓业，其实是在瞎子摸象，很难真正看清全貌。因此，对于这一段历史，我选择略过不谈，直接从春秋战国时期说起。 春秋战国时期的确发生了两件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官妓的兴起，宫廷中的妓女开始流行，并且这一风气逐渐蔓延至民间。官妓首次出现在文献中，比如《孟子·尽心篇》中的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和《墨子·辞过篇》的当今之君，其畜私也。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便描绘了宫廷内充斥着妓女的场面。 然而，单单这样说还是太过笼统，我们不妨举一些具体的例子。比如，齐景公当政时，朝中有左为倡，右为优，楚庄王继位后，他的生活奢靡，甚至形容淫于声色，左手拥秦姬，右手抱越女。吴王夫差的后宫更是美女如云，甚至有官妓数千人之说。由此可见，朝廷的奢华生活不仅体现在君主身上，士大夫阶层也不甘示弱。像卫国大夫公良桓子的家中，就有妇女衣文绣者数百人，而赵国平原君的婢妾妓女也有百数。可以说，官僚与贵族阶层的奢华风气直接影响了普通百姓，民间的娼妓业在当时得到了广泛的蔓延。

第三，设立妓院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优待游士，吸引人才。当时诸国间纷争不断，齐桓公希望通过美女吸引更多的人才，服务于齐国的发展。最后一个原因，则是为了满足齐桓公个人的私欲。齐桓公不仅是雄主，而且是个好色之徒。《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提到昔桓公之伯也，内事属鲍叔，外事属管仲，被发而御妇人，日游于市，便是说他一边沉迷享乐，一边继续经营着国家事务。 管仲和齐桓公所开设的妓院对后世的中国娼妓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春秋各国纷纷效仿，后来的封建统治者也将这种制度视为标准，形成了娼妓文化的长期存在，吞噬了无数妇女的青春和生命。无论管仲当初的设立目的是什么，他无法预见到这个制度的巨大社会影响，最终演变成了数千年中无法根除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