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初，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费晟编著的《万川毕汇：世界环境史国际名家讲座》正式面世，为国内环境史研究与科普带来了一部兼具前沿性与通俗性的重磅佳作。

该书集结全球29位环境史专家的讲座讲稿，以横跨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广阔视角，全景式呈现了环境史学科五十年的发展历程。其打破长期以来的“西方中心论”局限，引入“全球南方”核心概念，将研究视野投向北大西洋世界之外的亚非拉及南太平洋地区；同时突破文理学科壁垒，整合生态学、地理学、海洋学等自然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深入探讨物种交流、微生物传播等跨尺度议题，既是新手能读懂的环境史入门指南，更回应了 “一带一路” 倡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对多样化区域知识的探索。

新书出版之际，费晟教授走进广州方所，以 “广东与远洋世界” 为主题展开分享。他从生态互动、物种传播、技术迁移等独特维度，层层剖析近代广东移民如何借助太平洋贸易和交通网络，在远洋世界留下深刻印记，再现广东人藏于历史中的世界影响力。

讲座中，费晟教授以海参、檀香木、海狗皮等生物资源贸易为切入点，展现了中国市场需求对南太平洋地区的生态影响。他指出，明清时期中国对海参、檀香木的大量需求，推动资源开发从印度洋向太平洋延伸，印尼渔民为满足广东商人需求远赴澳北捕捞海参，檀香木需求更让夏威夷得名“檀香山”，而广东市场对毛皮的追捧，更是催生了南太平洋地区残忍的海狗捕猎方式，直接导致当地物种种群锐减。这些影响并非中国人直接参与所致，而是市场需求以“涟漪效应”向远洋释放的结果。

谈及广东移民的远洋实践，费晟教授打破了海外华工“吃苦耐劳、逆来顺受”的单一标签。他介绍，1818年来自广州西关的麦世英成为有据可查的首位抵达澳大利亚的广东人，而淘金潮下的广东移民以“赊单船票”形式赴澳，拥有更高的自主性。这些移民不仅带来了水车、竹筒引水等华南技术，还在矿区开垦菜园、引入空心菜等蔬菜品种，更形成了华人资本：新西兰首个股份有限公司由广东移民创立，澳大利亚昆士兰的中山籍移民垄断香蕉产业后，将资本回流至香港、广州，更催生了上海南京路的先施、永安等四大百货公司，实现了远洋产业与本土商业的联动。此外，广东移民周祥更凭借木耳贸易积累资本，开创了新西兰乳业工业化的先河，成为当地乳业奠基人。

在互动环节，费晟教授就女性移民痕迹、闽粤移民海外发展差异、19世纪远洋贸易货币结算方式等问题逐一解答，并指出海外华人历史研究也需关注更多女性角色，而福建移民多聚焦东南亚，广东移民则主导了北美、澳新等远洋区域的发展。他还强调，历史研究应看到多元面向，19世纪的中国不仅有国门洞开的被动，更有海外广东人主动参与全球发展的能动性，在世界各个角落留下的精彩故事。

为了更深入探寻《万川毕汇》的学术价值，解锁“全球南方”视角下环境史研究的全新可能，厘清近代广东与远洋世界联结的生态文化脉络，挖掘环境史研究对当下中国参与全球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历史镜鉴，南都记者与费晟教授展开了深度专访。在这场对话中，费教授不仅阐释了“生态-文化网络”的核心内涵，分享了跨洋学术经历与华南本土研究资源的融合之道，也为环境史研究的未来发展与年轻学者的成长指明了方向。

费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史专业博士，慕尼黑大学蕾切尔·卡逊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博士后。现任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山大学香港高等研究院人文与社科交叉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环境史、大洋洲史与华人移民史，在国内外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

—专访—

南都：首先请先介绍一下，《万川毕汇》的编纂缘起于什么契机？

费晟：我是将《万川毕汇》这本书定位为教材来编著的。这是我在中山大学十余年中研究和讲授“世界环境史”课程的产物。这门课程始终注意邀请一流国际学者参与课堂教学，但因为距离和经费原因无法实现优质国际教育资源充分共享。2020年突发且持续的疫情使得学者们普遍接受线上交流，远程在线讲座变得流行，我就决定利用这种教学氛围的变化，更高频度也更系统地邀请海外同行授课，同时也最大限度造福所有对环境史有兴趣的学者与公众。这个系列讲座叫“世界环境史国际名家讲座”，从2021年正式开始直到2023年下旬，累计共有29位国际学者授课，盛况空前。这些讲座不仅较为全面地涉及环境史研究的各种重要问题，还讨论了许多最前沿的学术动态，我便考虑将这些讲稿分类后集结出版，便于未来教学和科普。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编辑团队很支持我的想法，就促成了这本书的诞生。

南都：该书聚焦“北大西洋世界”之外的环境史研究，即亚非拉地区或“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环境史叙事。作为过去三十年国际史学研究中兴起的关键概念，“全球南方”视角如何突破传统环境史的西方中心主义局限？尤其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中国环境史研究能提供哪些独特的本土化视角与实践经验？这些经验对构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环境史”又具有怎样的启示意义？

费晟：这本书主题的选取反映了我对世界史研究的一些个人旨趣。我的学术训练主要是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亚非拉近现代史教研室完成的。亚非拉国家就是所谓“全球南方”的主体。我越研习这些国家的历史，就越觉得南方国家与欧美国家以及它们之间都存在重大差异，但它们的历史命运也有许多共通性与关联性，许多问题都可以溯源至近代以来欧美列强主导的不平等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所以，从一种维护全球正义的学术道德立场出发，考察南方国家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正义问题是一个重大切口，而从编撰全球史以及发掘生态多样性对不同社会历史进程影响的角度看，研究南方国家的环境史也具有特别的参照互鉴价值。但是这本书强调全球南方的立场意识绝不是说欧美环境史不重要，二极管思维与零和逻辑有百害而无一益。只是我以为对当下时代来说，加强对全球南方历史的研究任务更紧迫。我每次路过天安门城楼时都被“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大标语吸引，这凸显了中国参与乃至引领全球治理的理想主义初心。所以我们研究域外问题的学者，绝不可轻视甚至忽视现实中在世界地理与人口中占据多数的主体。

我将想法分享给曾经驻访的德国慕尼黑大学蕾切尔·卡逊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Rachel Carson Center for Environment and Society），其主任毛赫（Christof Mauch）教授当即表示支持这个计划，并且建议我优先从卡逊学者（Carson Fellow）中挑选合适的演讲人。我随后也联系了包括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及约翰·麦克尼尔（John McNeill）在内的国际名家，恳请由他们打响头枪，也得到了慷慨允诺。最终我依托2021年春季学期的《世界环境史》课程，安排了11位国际知名学者参与授课。从2022年开始，我又利用自己定期参加世界环境史组织联合会（ICEHO）常务理事会的契机，新邀请了一批海外同行支持，加上包茂红与梅雪芹等国内师长引荐的若干人选，至2023年春季我又累计邀请18位学者在线指导。所以，这本书能够问世，实在是集体之功。

南都：你曾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与德国慕尼黑大学进行学术研究，在世界环境史研究中，你如何评价澳大利亚与德国的学术风格的差异？这种跨体系方法论的融合，如何具体助力你在环境史与全球南方议题上的突破？

费晟：我去澳大利亚学习是国家留学基金委高水平公派项目资助的。我很感谢这个奖学金，因为澳大利亚高校很难资助中国留学生来研究本国历史。当时在包茂红教授的引荐下，我跟随澳大利亚资深的环境史学术伉俪利比·罗宾（Libby Robin）与汤姆·格里菲斯（Tom Griffith）学习。罗宾教授在环境思想史方面颇有建树，而格里菲斯教授则研究环境社会史与极地史 ，他是参加过澳大利亚南极科考队的文科教授，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我参加极地科考的欲念。我被安排在罗宾教授所在的芬纳学院学习，这个学院以著名病毒生物学家法兰克·芬纳（Frank Fenner）命名，是一个国内很难想象的以学科交叉为基本方法、研究环境治理问题的学院。历史学、政治学、公共管理、生态学、环境科学、林学、遥感测绘等等专业背景的专家都在一个楼做同事，每周三上午开全体成员茶叙会，院长会报告过去一周学院的各种动态以及人员变化。这个机构对我最大的影响是环境史的学科交叉一定要重视自然科学，同时公共决策绝不可迷信科学家的意见。

但我的办公室位于历史学系，因为罗宾教授认为这更利于我熟悉澳大利亚史。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历史学系从教授到研究生，主要研究本国史，少量研究欧美历史，而其他地方的历史，都归在人类学或地区研究院系。比如中国环境史关键的奠基人之一尹懋可教授、东南亚史巨擘安东尼·瑞德教授、李塔娜教授等都在亚太研究院。我认为这种学科组织制度透露出一种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的传统，但是历史系的老师们都很关爱包容我，比如剑桥大学毕业的一位教授免费帮我详细修改过一篇英文投稿论文，以至我要查字典才能重新读懂本人的作品。当然他们也没有想到一个中国留学生能如此话唠。当年每个工作日上午10点和下午3点都有茶歇，大家就会聚在茶水间闲聊，我得到了大量关于澳大利亚社会运作的细节信息，也了解了本地知识精英对本国历史与国际形势的看法。

澳大利亚学术界在制度上毫无疑问复刻了英国的许多模式，也深受美国学界的影响，但是澳大利亚学者也有很鲜明的主体性。比如他们特别强调本土特色的议题，比如原住民本土环境知识、火灾治理、物种入侵等等。另外许多资深的澳大利亚环境史学者未必是历史学专业出身，而是拥有自然科学的学历或者自然资源管理的实践经验，这使得他们的跨学科研究更为顺畅和普及。

博士毕业后罗宾教授与包茂红教授都推荐我去德国慕尼黑大学蕾切尔·卡逊中心（Rachel Carson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and History）做博士后。我以为这个由慕尼黑大学校务委员会毛赫（Christof Mauch）教授创办并主持的中心是无与伦比的环境人文学研究的圣殿。中心慷慨地提供至少相当于德国长聘副教授收入的奖金资助世界各地从人文社科角度研究环境问题的学者驻访。我始终能与接近30名来自全球不同角落的环境史学家、文学评论家以及公共政策专家敞开交流。学者们每周参加一次学术报告午餐会，自愿免费参加论文写作班、德语学习班等等，几乎每个驻访学者都可以组织一次国际学术研讨班，周末可以去阿尔卑斯山远足、参观巴伐利亚的诸多小镇与古迹等等，每个驻访的学者都收获满满，然后通过邮件系统加入所谓“卡森学者”学术网络，如果后来有新成果引发好评，还能“返校”再驻访一次。

我认为我呆过的这两个国家的环境史研究平台有一些共性，第一是强烈的尊重多元历史文化的自觉，特别注重不同地区环境史的差异性，这也符合我们历史学研究根本的价值取向。第二是高度重视学术共同体建设，从人才培养到学术交流，都有制度化的活动保持本单位同事与同行之间的面对面交流。如果说有差异的话，我个人感觉澳大利亚的环境史研究学科交叉程度更高，比如德国的环境史研究有一种传统历史学借鉴自然科学成果与概念创新的特点，但澳大利亚环境史研究可能就更“硬科学”。当然这是我很有限也很肤浅的认识。

德国有殖民主义的历史包袱，对南方国家特别是曾经的殖民地有研究基础，也相对有较强地参与全球治理、参与南方国家发展建设的期许，比如德国的非洲研究以及密克罗尼西亚群岛的研究，而澳大利亚就是南半球国家，也脱胎于殖民地，它更大程度上是基于地理环境相似性来发掘自身的历史特色与全球网络中的节点作用，比如英帝国网络下的南非、印度、南太平洋历史研究，又比如南非、巴西与澳大利亚的物种交流与环境治理研究等等。所以环境史有助于推进全球史研究，在全球南方这个框架下是格外成立的。

南都：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具有深厚的学术根基，尤其以“华南学派”为代表的研究范式颇具影响力。在你构建“真正的世界环境史”实践中，如何与华南本土学术资源相融合（比如民间视角，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推动更具包容性的环境史研究范式？请谈谈对此的理解。

费晟：中山大学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在中国乃至国际学界都享有盛誉，以同事身份与我交流的学者都不希望我用“华南学派”来框定他们，尽管这种称呼简明且形象。后来我也认识到他们的格局与睿智，那就是更在乎锤炼一种研究方法和路径，而不是把自己贴上割据某块地盘的地方史学者标签。这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是研究大洋洲历史的，但是我更希望同行们认为我是研究环境史的，只不过我的经验研究落点在大洋洲。我没有能力研究世界各个角落的历史，但我相信世界各个角落都可以从环境史角度加以研究，所以我指导的许多学生并不一定聚焦大洋洲环境史研究。

中山大学的历史人类学本身建立在非常深厚的明清社会经济史基础上，这里已经包含了大量环境史可以研究的议题与资料，比如美国著名学者马立博（Rober Marks）对中国环境史的研究就深受陈春声等中山大学学人的影响。华南学派对国家基层治理问题的叩问，对田野考察方法的应用、对民间史料与物质文化史料的发掘、对影像记录的重视，以及近年来对海洋史议题的开拓，都显示了其研究的成熟性、体系性与鲜明的问题意识。这都是值得新时期世界环境史乃至世界史研究直接效法的。

所谓“华南学派”的包容性不仅仅是体现在学科交叉层面的，更体现在对个体学者的理解上。比如我始终做世界史研究，但中国史的领导与同事都理解和支持我的工作，宽容我的不当之处，从物质到精神上都保障了我的工作推进。我从2024年开始组织面向全国博士生的环境史冬令营，至今已经三届，从课堂教学到田野考察都得到了华南学派的代表性学者的直接帮助。大湾区自古是中国与海外世界物质与文化吞吐的重大枢纽，一定可以孕育出更精彩的环境史研究成果。

南都：在《万川毕汇》讲座上你提及“生态-文化网络”这一核心概念，强调突破传统的人文交流视角，关注生态与生物层面的跨域交流。能否进一步阐释其核心内涵？相比传统贸易史研究，它为理解广东与远洋世界的关系提供了哪些新的认知维度？

费晟： “生态-文化”网络主要是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的环境史学者提出来的。这些学者普遍出生于曾经的英国殖民地，长期从事殖民地环境史研究。他们的共识在于，不再将英帝国的历史讲述为宗主国与各殖民地互动的故事，而是通过追踪特定物质与文化在英帝国内部的流动或与外部地区的交流来勾勒世界历史，由此不再纠结“中心-边缘”这样的结构性问题。他们与一般的全球史学者的差异在于，他们更强调这个网络中流动的人口与货物的自然属性，包括被人意外带动的疾病流动。他们也关心环境治理思想的跨国性嬗变以及这种嬗变对各地社会生活与生态体系的影响。比如对热带病以及森林破坏的焦虑如何在英帝国内蔓延，这种焦虑如何促成了各地不同的环境管理政策等等。这样，商品与贸易行为就不再只具有经济价值，而具有丰富的生态与文化内涵。换言之，可以把跨国流动的商品及附带的流动要素都视为一种迁移的能量。比如太平洋沿岸的毛皮、海参与檀香木随着贸易流向广东，广东与远洋世界的联系就稳定形成。这种贸易的本质，是中国市场需求与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结合造成远程。这些商品曾经是动物与植物，它们大批量地变成消费品，当然意味着当地生态体系的重大变化。通过对这种变化的分析，就进一步凸显了世界历史的整体性与有机联系性，也充分提醒人们注意自己可能在无意中已经对自然造成了深远影响。

南都：你提到传统研究多聚焦口岸城市，而“生态文化网络”视角则跳出了这一框架。在你看来，这种研究视角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如何克服传统史料中关于远洋生态与移民活动记录较少的问题？

费晟：华南口岸史研究是中西交通史研究的传统重点之一。中山大学是相关研究的重镇，学人辈出，成果丰硕。不过“生态-文化网络”视角不仅关注作为节点或者一种空间的口岸，更关注所谓的资源腹地问题。换言之，它不在乎研究的空间主体是否为口岸，而是这个口岸助力或者配合了何种改造自然的行为。举个例子，通草画研究是广东口岸史研究一个特色议题，而环境史的关注点可能是为了在出口刺激下，当地人会如何改变采集、种植、加工通草的传统方式？会造成景观和生态体系的变化吗？原本可能不太重要的资源现在涉及重大利益，相关的分配机制会引发新的社会矛盾与利益纠纷吗？官方与民间会出台什么新的管理政策或办法吗？我并不知道这些问题是否已经有人研究，或者这些问题可能根本不存在，但我就是想说，环境史会提供原先不存在的研究视角。这些研究必需依靠传统档案史料与民间史料的综合发掘利用，也包括求助考古学与现代生物统计学方法，比如新西兰学者在掌握历史出口记录的基础上，根据特定区域当前的海洋动物数量与自然繁殖率等因素，重建历史上这些地区的动物种群数，评估当年的捕猎规模究竟到何等程度。显然跨学科学者的团队合作就变得很重要。

南都：19世纪末的中国并非只有“被动挨打”的屈辱形象，海外广东人的故事展现了另一种历史可能性。你认为这种多元历史视角的挖掘，对当下我们理解历史、看待全球化有何意义？

费晟：从一种生态要素互动的角度看，人们理解历史现象的辩证性会提升，也能发掘更多历史主体的能动性。比如近代中国是积贫积弱的，在对外关系上通常是被动的受害者，具体到广东海外华侨，在传统叙事框架下，往往贴着被迫出洋，吃苦耐劳、历经磨难、忍辱负重、热爱祖国、福泽故乡的标签。但是我对南太平洋华人社会的历史研究显示了远比这个复杂的场景。首先不出意外地发现，海外华人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群体，很难一概而论，吃相各不相同。其次，华人有很强的与其他群体及权力当局周旋自保甚至反向输出的能力。再次，不少华人在海外边疆殖民地开发过程中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力，在改变局部的自然景观和生态体系时甚至发挥了主导作用，进而影响了当地历史进程。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海外华人移民是一个能动性很强的主体，当母国在政治上、军事上遭遇挫折的时候，他们完全可能利用同一个殖民网络主动走到原本陌生的海外世界，混得风生水起，以民间渠道把物种、文化、技术传播到天涯海角，最终成为全球化中的一种积极活跃因素。所以不管什么研究，还是要落实到具体的人，一定要尊重全球化进程中的复杂性。

南都：当下中国正处于内循环与外循环融合的发展阶段。从历史经验来看，你认为近代“生态-文化网络”的构建逻辑，对当下中国参与全球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有哪些借鉴意义？

费晟：经济活动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最大动因，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则决定性地改变了人与自然界其他要素的关系。理解这些问题，需要一种全球视野以及对网络结构的意识。诸如海参崴、檀香山这些中文海外地名固然反映了中国与这些地方产生联系的原因，但是如果说中国能对这些地方造成明显的生态影响，那主要也是舶来的资本主义体系的运作造成的。不过我个人以为，在现代环境保护思想普及之前，在人们意识不到全球生态具有整体性与有机联系的时代，人类社会只考虑发展经济而不顾及环境后果情有可原。但是今天全球社会已经有了环保的共识，所以在生产、加工、消费、回收环节都应该考虑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当代中国的伟大复兴当然意味着我们在消费和生产上都进一步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全球影响力，如果我们能让这种经济增长建立在生态友好的基础上，那是对全体人类表现出责任担当。换言之，中国社会对健康消费理念的倡导，把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而不仅是产量视为重大目标，不仅有利于中国自身的未来，也有利于地球家园的未来，与其他一些逃避相关责任的碳排放大国形成了鲜明对比。所以在做好自家事务的基础上，投入更多资源到全球环境治理当中，也可以成为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重要抓手。

南都：对于当下的环境史研究，你认为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还有哪些学术空白和有潜力的领域？年轻学者若想从事环境史的研究，需要具备哪些能力或积累哪些知识？

费晟：环境史已经不能用方兴未艾来形容了，它已经有点热门，所以我想一个很重要的意识是，要把它作为一种思考历史、研究历史的视角或者立场，而不是一个专门史。所以我认为古往今来的环境思想与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值得深入发掘，特别是本土知识的活化与创新议题。另外，包括海洋、极地这些传统历史研究关注比较少但影响人类整体生存环境（包括气候变化）特别深的议题，值得大力投入。最后，一定要有学科交叉的意识，注重培养这方面的能力，如果是纯文科的出身，应该考虑积极与自然科学家们交朋友，组团队。

南都：接下来是否有新的研究计划或著作出版计划？能否简单预告一下？

费晟：我在完成一本以澳大利亚环境治理历史为主题的专著，我想说明自然环境要素是如何迫使某种被认为具有普世性的经典国家理论失灵和变化的。另外我还在完成一本科普性的小书，跟我曾经参加的一次长途科考活动有关。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朱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