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知识分子掌权的情况,也出现过农民掌权的情况,似乎知识分子掌权容易走向极右的境地,而农民掌权容易走向极左的境地。
一般来说,人类从氏族公社进入到奴隶社会阶段,已经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奴隶主掌权是历史的选择,而当时奴隶主阶层大多有知识,有文化。即便他们实行残暴的统治,也仍然要持续下去,而不允许奴隶们反抗。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奴隶社会就会土崩瓦解,进入到封建社会阶段。封建社会掌权的皇帝和大臣们也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但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并不能算作纯粹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不注重功名利禄,但是他们却偏偏在功名利禄场中打滚。他们一旦进入官场,就会和其他的官员一样,要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他们算作统治阶级内部的官员,当然不会违背本阶级的利益,不会公然对抗皇帝和其他官员。他们由纯粹的知识分子蜕变为官场的禄蠹,当然无益于生产,但他们要实行统一管理,要从民间榨取大量的钱粮,用于维持官场的高消耗。如此一来,他们就不算是纯粹的知识分子了,不再传播知识和文化,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知识和文化的传播。不管是皇帝还是大臣,只要专心于搞政治,就会玩弄权术,不再专心致志于知识的获取和文化的传播了。如果把他们视为真正的知识分子,那么他们掌权就容易出现极右的问题,并不能像秦始皇那样实行严刑酷法,而是要有一定的缓和政策。不管是休养生息政策,还是独尊儒术的政策,都要让农民得以休养,或者说缓和阶级矛盾,还要给农民洗脑。
按理说知识精英进入管理层,知道天下应该怎么治理,可是偏偏制度出现问题,总是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最终他们严重脱离民间,脱离老百姓的生活,甚至出现晋惠帝那样的人,听说民间闹饥荒,就问“何不食肉糜?”还有官员到民间视察,看老百姓吃菜饭很香甜,就要尝一尝,结果吃了一口就吐掉了,又苦又涩,不是吃大鱼大肉的人能够享受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容易脱离民间,容易用很多缓和的政策来解决政治危机,就像每个朝代末年的时候,总是出现很多屈辱的政策,主要还是皇帝不能振兴国家,空有一腔报国之志,有的皇帝还刚愎自用,偏听偏信,当然就会弄得国力亏空,甚至出现国家崩溃的情况。不管是南唐后主李煜,还是北宋的皇帝宋徽宗、宋钦宗,亦或是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都有个人性格问题,也都出现了荒淫无道的情况。他们总是注重知识和文化,却偏偏脱离了民间,或者说他们用知识和文化来搞政治,以至于形成了一定的政治生态和政治语境。在这样的生态和语境中,他们往往自恋且自大,往往听到臣子报的喜讯就高兴,而臣子也总是糊弄他们,要报喜不报忧。他们生活在这样的政治生态和语境中,觉得至高无上,觉得一言九鼎,觉得自己可以完全治理天下,却不知道农民的具体生活是怎样的。
知识分子掌权容易走向极右的状况,而农民掌权就容易走向极左的状况。唐代诗人章碣在诗歌《焚书坑》中写道:“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秦始皇焚书坑儒,要钳制思想,摧残文化,可是推翻秦朝的刘邦和项羽却不是读书人。虽然他们出身于草莽,但他们并非没有才干。刘邦掌权之后,经常读书,还写过《大风歌》。当他和他后代的子孙都开始读书的时候,就变成了知识分子,或者说就容易拥有知识分子那样的头脑,用知识和文化来统治天下,而不仅仅靠武力来统治天下。倘若掌权的农民并不想用心读书,那么这样的农民政权就很容易土崩瓦解。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以后,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但并不读书,最终贪于享乐,被叛徒出卖,归于失败。唐朝的黄巢起义取得暂时成功,可是他并没有笼络富人,而是和部下抢夺富人的财产。诗人韦庄写道:“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李自成攻入北京之后,也没有严格约束军纪,弄得部下四处抢掠。他只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就被赶跑了,最终归于失败。至于张献忠起义,就更是夸张了,杀人如麻,并不能算是纯粹的农民起义。洪秀全建立拜上帝教,建立了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也是贪于享乐,把自己当成了皇帝,结果出现了内斗,最终归于失败。
农民起义没有太高远的目标,只是要把皇帝推翻,自己做皇帝。一旦他们取得暂时的胜利,就要忙着建国,定都,干皇帝那一套,成为地地道道的土皇帝,只不过很容易走向极左的境地。他们按照自己的目的来革命,最终实现了革命旗帜下的抢劫,而且把这种抢劫定义为合法。他们明目张胆地抢劫富人的财产,以至于很多富人走向了他们的对立面。当富人们组织的地主武装反扑的时候,他们早已经丧失了战斗力。因为他们只是贪图享受,却没有增强兵力,没有对地主武装予以清剿,还逼着一些富人走向了地主武装。农民起义就是要获得好日子,或者说为了以后过上好日子,就要抢劫富人的财产,因为他们本身并不生产金银,也不会赚很多金银,平时种地谋生,却吃不饱喝不足,忍受富人的压榨和剥削,一旦反抗,就具有彻底的革命精神。只不过他们往往目光短浅,耽于享受,就很容易在革命取得暂时成功的时候出现问题。他们应该在革命取得暂时成功的时候,团结一些富人,共同革命,而不应该把富人推向革命的对立面。从整个历史来看,还是知识分子掌权的时间长一些,而农民掌权的时间非常短暂,甚至根本不能掌权,这是由农民阶级的局限性造成的。当然,农民被压榨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生存不下去了,才会造反,只要作为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给予农民一定的生存空间,就可以长期剥削和压榨他们,而农民也甘愿忍受这种剥削和压榨。
知识分子掌权,容易走向极右的境地。当然只要方法得当,就可以长久掌权,但最终会走向极右的境地,控制不了整个国家的军队和人民,当然也就亡国了。而农民掌权却很短暂,容易走向极左的境地,不重视知识和文化,只重视合法化的抢劫,或者说把抢劫定义为合法,最终会被权贵剿灭,或者他们本身变成权贵,维持社会稳定,最终走向极右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