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第三世界国家终于实现了政治独立的梦想。然而，这个梦想的实现并没有带来他们所期望的美好未来。尽管他们换上了自己的国旗，选举了自己的总统，但经济的命脉依旧牢牢掌握在外部势力手中。跨国公司依旧在主导着资源的开采，国际金融机构依旧在设定苛刻的贷款条件，西方的文化与价值观依然渗透到各个领域，深刻影响着人民的思想和行为。这种看似独立，实则依然深陷外部依附的局面，给这些国家带来了无尽的困扰。非洲学者罗德尼深刻地看到了这一点，他提出的去殖民化马克思主义，旨在揭示这一层虚伪面纱背后的真相。

政治独立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起点，但它仅仅是开始。真正的解放，必须从经济、文化、思想等多个层面去展开，否则这一切的变化只会是换汤不换药。表面上看，百姓依然深陷贫困，剥削依旧如影随形。许多人误以为，随着殖民统治的结束，帝国主义的军队撤离，一切会变得美好。但事实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虽然政治独立意味着一段历史的终结，但新形式的殖民主义却更加隐蔽，甚至比以往更加难以察觉。昔日的殖民者可能不再直接派遣总督，但他们仍然通过各种方式牢牢控制着这一切。

跨国公司通过不断的投资，继续控制着国家的矿产、石油等资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通过贷款手段，要求这些国家开放市场，削减福利。而看似独立的国家，实际上在经济政策上依旧被外力左右。罗德尼将这种现象称之为“象征性主权”。表面上，国旗是自己的，国歌是自己的，但真正的经济命脉依然掌握在别人手中。这种结构性的依赖，使得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始终处于底层，它们沦为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的提供者，却始终无法脱贫，无法实现自我发展。

去殖民化实际上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它不仅仅是将外来的殖民者赶走，更重要的是打破那一张错综复杂、深刻的剥削网络。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必须进行彻底的变革，否则所谓的“独立”只是一个空洞的标签，依然无法触及根本问题。罗德尼指出，阶级斗争才是关键，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通过对坦桑尼亚的研究，他发现即使是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农民的生活也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改善。村庄化计划本是为了推动集体经济，但实际上却更便于征税和管理。那些掌权者，表面上高喊着社会主义口号，实际却在剥削农民，罗德尼称他们为“官僚资产阶级”。

这些权力集团通过控制国家机器，掌握生产资料的分配权，他们的行为与资本家并无本质区别。不同的是，他们并不直接拥有工厂和土地，而是通过政治权力对民众进行剥削。在坦桑尼亚，农民与工人之间的矛盾愈加尖锐。农民不仅面临着产量不佳的问题，还要承担沉重的税负；而工人们的工资始终低得可怜，物价却飞涨。这些矛盾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以及权力的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罗德尼认为，社会主义的真正转型，必须让工人和农民真正掌握权力。如果领导阶层依然是那批人，剥削的结构和逻辑就没有改变，所谓的社会主义也不过是换了一个标签。

巴基斯坦人民党的例子便是如此。他们高喊着社会主义口号，实际上却代表着资本家和封建主的利益。而在一些非洲国家，所谓的“非洲社会主义”则完全回避了阶级矛盾，忽视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所带来的深层次问题，也否认了阶级分化的现实。这样的社会主义，怎能实现真正的解放？

罗德尼还提出，阶级斗争与种族问题是密切相关的。许多人认为，阶级斗争只是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对立，似乎与种族问题无关。然而，罗德尼却认为这并不完全正确。他在研究圭亚那历史时发现，种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实际上是紧密交织的。19世纪后期，圭亚那的种植园主从印度引进大量劳工，而当地的非洲裔工人与印度裔工人一同工作。起初，两者的处境并无太大差别，都是被压迫的劳动者。然而，种植园主故意挑起两者之间的矛盾，稍微对印度裔工人提供更好的待遇，进而散布黑人工人懒惰、不服管教的谣言。

这种做法的目的，不仅是挑拨民族关系，更是通过种族分化来瓦解工人阶级的团结。英国的殖民政府也在这场分化中推波助澜，他们在公开场合将责任推给黑人工人，而私下却承认印度移民和黑人工人的利益诉求本质上是一致的。这种双重标准，正是统治阶级的伎俩，通过强调肤色、出身等表面特征，掩盖了阶级矛盾的本质，使工人们无法团结起来共同对抗压迫者。

然而，种族问题并非仅仅是分化的工具，它也能够成为被压迫群体反抗的力量。印度裔工人和非洲裔工人最终联手反抗种植园主和殖民当局，正因为他们意识到，彼此并非敌人，真正的敌人是背后操控一切的压迫者。这一事件表明，尽管种族意识、种族偏见、经济竞争和群体认同等因素交织复杂，但它们同样也可能成为突破压迫结构的动力。

关键在于，如何将种族意识与阶级目标结合起来，而非让其成为阶级斗争的障碍。正如列宁所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发达国家通过殖民剥削，将国内的阶级矛盾转嫁到殖民地。殖民地成了资本积累的安全阀，核心国家的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代价是全球南方的劳动者受到了更加残酷的剥削。罗德尼进一步拓展了这一理论，指出资本主义在初期主要表现为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对立，但随着欧洲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他们掌握了生产技能和集体谈判的能力，资本家不得不做出某些让步。

然而，随着全球南方国家的劳动力成为资本家的后备军，这种剥削形式变得更加隐蔽。C.L.R.詹姆斯曾形象地比喻，忽视种族问题的阶级斗争，就如同在火药桶旁点燃火柴。种族问题与阶级问题是紧密相连的，不能单纯地从单一角度看待。

独立后的第三世界国家普遍面临着发展困境。许多国家选择依赖外资、出口原材料和引进技术，表面上看，GDP在增长，实则经济结构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拉美的依附理论便揭示了这种现象：发达国家掌握着技术和资本，构成了全球经济的核心；而第三世界国家则充当外围角色，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这种分工看似合理，实则是极不平等的交换，外围国家始终处于被动地位，最终的利益被核心国家夺走。

一些亚洲后殖民国家面临着类似的困境，在现代化过程中，依赖性问题始终未能得到解决。一旦国际形势发生变化，经济就会遭受剧烈冲击。非洲的情况尤为严重，尽管许多国家已经实现政治独立多年，但它们的经济仍然深深受制于跨国公司，矿产资源、农业出口，甚至日常生活用品，都受到外部经济体制的深刻影响。

罗德尼认为，去殖民化不仅仅是政治独立的实现，它更是经济和文化的深刻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