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海郡故城遗址的夯土城墙，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县城西。汉元始四年(4)十月，王莽在海晏县三角城设置西海郡，辖修远、监羌、兴武。军虏、顺砾五县，并分设驿站和烽火台。西海郡的设置是中原王朝首次在青海湖区域正式设立郡级行政单位、推行郡县制体系的重要实践

后人审视汉朝疆域图，目光往往聚焦于张骞开拓丝路的壮举或西域都护府的设立，而容易忽略一个关键的战略角落——青海。这片位于王朝西陲的高原，是汉廷实现“四海归一”政治理想的重要实践场。最直接的见证，是青海湖旁的西海郡故城遗址。汉朝对青海的经营，始于与匈奴争夺西域控制权的大背景。匈奴势力曾通过控制河西走廊和羌中地区（含青海东部），对汉朝形成夹击之势。为打破封锁，彻底贯通通往西域的道路，汉武帝时便有“断匈奴右臂”的战略构想。从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北击匈奴之战，到元始四年（4）建立西海郡，其间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如今西海郡故城遗址的夯土残垣，无声诉说的正是这样一个关于国家统一、边疆开发与民族融合的宏大历史故事。

虎符石匮

西海郡故城遗址俗称“三角城”，位于青海省海晏县三角城镇西南的金银滩草原上。遗址最初发现于20世纪40年代，关于它的故事，可以从一件文物的命运说起。

1942年，考古人员在金银滩草原发现一枚由花岗岩雕成的虎符石匮（上部），这件文物造型为虎尾搭背，雕刻风格浑厚古朴，纹路清晰。一经发现，马步芳的幕僚冯国瑞就意识到这个物件非常有价值，准备将它转移到西宁研究。专家推测，虎符石匮是用来盛放五威将颁布于天下的“符命四十二篇”，分为上下两个部分，当时发现的仅为上部，它全长1.5米，高0.5米，背宽0.6米，的确显得有些笨重。彼时青海交通不便，冯国瑞试图用马车进行运输，不承想途中因石虎过重导致车轴断裂，无法继续前行，只得暂时将文物搁置在东大滩。

这尊石虎在东大滩经历了十余年风雨，直到1956年，青海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将其正式搬运至海晏县文化馆进行保护和研究，至此纳入国家文物保护体系。但这只是故事开始，两年后的1958年7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西海郡故城遗址进行调查，采集到汉代和王莽时期的钱币及钱范，首次科学确认遗址的汉代属性与经济活动的实物证据。

20世纪80年代，考古人员又对遗址进行多次勘查，1986年遗址区域内又发掘出一件刻有铭文的石匮，长1.39米，宽1.7米，高0.92米。次年，在准备搬运这件大型石刻时，研究人员发现其底部铭文与1956年发现的石虎铭文竟然可以连贯拼接，拼合起来为“西海郡虎符石匮，始建国元年十月癸卯，工河南郭戎造”22字篆书铭文，确定为王莽为设置西海郡所制的象征性器物。经近半个世纪的辗转，始建国元年虎符石匮上下部终于完整拼合，现藏海晏县西海郡博物馆。

1988年1月13日，国务院公布西海郡故城遗址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过考古人员多次实地探查，对城墙的形制、规模等进行了更为精确的勘测和记录，确认了其基本布局——故城平面略呈方形或梯形，南宽北窄。城墙为夯土筑成，基底宽度约8米，顶部残存宽度约2米。遗址内散布有大量砖、瓦等建筑残件，相继出土了钱范、五铢、半两、货布、货泉、大泉五十等货币，为研究汉代青海地区的社会生活、丧葬习俗，以及经济文化等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西海安定”瓦当，汉，现藏青海省博物馆

实际上，夯土城墙与破碎瓦砾的价值远不止于标定一座古城的方位与规模。这些遗迹与遗物的发现，为《汉书》《后汉书》中相对简略的记载提供了坚实的实物证据，将文献中“设郡县”“屯田”等距今已经很遥远的政策，转化为可触可感的图景。更值得注意的是，遗址出土的瓦当上，有“西海安定”“长乐未央”等字样，为史书上汉代在青海地区的边疆治理、郡县制度实施以及“四海归一”的政治理想提供了实物证据。

青海羌人首次内迁

汉王朝经营青海的历史，绕不开一个庞大的族群——河湟羌人。所谓“河湟”，指黄河与湟水流域的青海东部及甘肃部分区域。河湟自古为多民族交融之地，也是中原与边疆文化的交会带，在秦始皇一统六国前后，河湟羌人的情况，《后汉书·西羌传》这样记载：

及秦始皇时，务并六国，以诸侯为事，兵不西行，故种人得以繁息。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将兵略地，西逐诸戎，北却众狄，筑长城以界之，众羌不复南度。

战国时期的秦国通过持续军事扩张，势力不断向西延伸，据《史记》等文献记载，秦国西部疆域最终达到“西至临洮、羌中”。“临洮”指今天的甘肃省岷县，而“羌中”则大致涵盖了黄河与湟水流域，也就是说，河湟地区已经与秦国的西部边境直接接壤。但战国后期，秦王嬴政致力于吞并六国，以中原诸侯为事务重心，军队不向西调动，因此秦国与青海东部的羌人并没有过多交集。待到秦始皇兼并天下，派大将蒙恬率军攻取土地，向西驱逐诸戎，向北击退众狄，修筑长城作为边界，河湟羌人的活动受到限制，不能任意向东南发展了。司马迁所记述的临洮、羌中一带，亦是秦长城西段起点，构成秦与西羌的边界。而洮西则包括河湟流域的广大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草场广阔，牧草丰美，成为羌人理想的游牧之地。这段时间总体相安无事，史籍中也没有发现羌人侵扰秦朝边地的记载。

河湟羌人并非统一整体，而是种落繁杂，人口众多，到南北朝时期刘宋范晔编撰《后汉书》时，大多已无法考证其“种别名号”，现可知的有先零羌、烧当羌、卑湳羌、彡姐羌、封养羌、卑禾羌、发羌等数支。进入汉代后，文献中开始出现汉朝边疆遭到羌人袭扰的记录。这种情况与北方匈奴崛起有关，早在秦末汉初，北方匈奴乘中原内乱之际，南下河套地区。尤其在冒顿单于弑父自立后，匈奴势力空前强大，东征攻破东胡王，西进击败月氏，南并楼烦、白羊，频繁袭扰汉王朝边境，即史上“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的鼎盛时期。此时生活于河湟地区的羌人亦处于匈奴控制之下。

西汉立国之初，羌人东进侵扰汉王朝边疆，很大程度是受到匈奴贵族的挑唆。汉高祖刘邦在与匈奴的战争中战败后，汉朝进入对内休养生息，对外以和亲政策谋求和平的战略防御时期。匈奴为对汉王朝形成夹击之势，南下联络和怂恿羌人酋豪，从西边对汉疆形成威胁，作为匈奴进攻汉朝的“右臂”。在汉初几十年里，匈奴与羌人豪强时常发动以劫掠为目的的战争，其中较大规模的战争就有数十次，成为西汉时期边疆的最大祸患。

△始建国元年虎符石匮，新朝，现藏西海郡博物馆。该文物由花岗岩雕成，分石虎与基座两部分。铭文中“始建国”为王莽年号,“河南”指青海湟水南部地区,“郭戎”为工匠名

但羌人与匈奴之间同样存在矛盾。匈奴贵族对羌人采取野蛮的奴役政策，苛重剥削令羌人百姓苦不堪言，故而西汉前期也发生过数次羌人内附事件。据《汉书·冯奉世传》记载，汉景帝时期，原居河湟地区的羌豪留何率领其部落（彡姐羌）请求内附汉廷，入守陇西塞举族内迁，于是汉朝安排其部居住于陇西郡的狄道（今甘肃临洮市）、安故（今甘肃临洮西南）、临洮（今甘肃岷县）、氐道（今甘肃礼县西北）、羌道（今甘肃舟曲北）。这也是文献记载青海东部的羌人首次东迁。

△“汉归义羌长”青铜印，汉，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青铜印（右），汉，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河湟归汉土

从河湟内迁的羌人很快在今甘肃南部的岷县、临洮一带安居乐业，与当地的汉族、氐族居民友好相处，成为汉朝属民。另一方面，汉王朝经过几代休养生息，实行寓富于民、积谷于边的政策，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文帝至景帝时期，先后建立马苑36处，养官马数十万匹，同时还鼓励民间养马，为发展骑兵奠定基础。同时还实行“募民实边”政策，积极加强防御力量。到汉武帝时，汉王朝加强中央集权，国力强盛，具备了解除边境威胁的军事能力。于是武帝决定展开“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的战略行动。

汉武帝元光二年（前133），汉朝开始对匈奴发动马邑之役，但因军机泄露而未能竟其功。换来的是匈奴变本加厉地攻掠汉朝边郡，甚至于元光六年（前129）入侵上谷，杀掠边民。汉廷派遣车骑将军卫青等率军北击匈奴，展开大规模对匈反击战，其中影响最大、收功最著者为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两次率军进击河西匈奴的战役。是役，汉军大胜，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率部四万余众归降汉朝。此后，金城河西（今甘肃兰州以西一带）沿南山（今祁连山）西至盐泽（今罗布泊）“空无匈奴”，而汉廷也陆续向这些地方迁徙居民，设置郡县。这些措施一方面是为沟通内地与西域的交通，另一方面则隔断匈奴与羌人的联系，为西汉统一河湟地区奠定了基础。

元鼎五年（前112），西北局势再度严峻起来。在匈奴贵族的运作下，居住于河湟地区的先零羌、封养羌、勒姐羌等诸部解仇结盟，同时与匈奴勾连，合兵10万人，对汉朝的令居、安故等地发起进攻。作为策应，匈奴还派兵“入五原（今河套一带），杀太守”，一时声势浩大，对汉朝西北边境构成巨大压力。面对局势突变，汉武帝在元鼎六年（前111）秋季，派遣将军李息为主帅，同时任命郎中令徐自为为副手，率领一支规模达10万人的军队前往征讨。汉军大举进击，击溃羌胡联军，“破羌”而还。在这次军事行动中，汉军进占河湟地区，大部分羌人归降，还有一部分羌人“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汉遂因山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实之”。同年，汉王朝又派数万人渡河筑造军事要塞，同时置张掖、酒泉二郡。

为防御羌人与匈奴再次交通，汉朝开始系统性地加强边防建设，一面安抚投降羌人，对归顺的羌人酋豪封以爵位，如先零羌首领杨玉即被封为归义羌侯。另一方面，汉朝向湟水流域大量迁徙汉人，开置公田，并陆续在要冲设置亭、障等军事设施，有效阻隔了羌人与匈奴的联络。这次军事行动是汉武帝时代开疆拓土、经营西北战略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它通过武力征服与边防建设相结合的方式，标志着中原王朝对河湟地区的正式军事介入，为日后汉王朝进一步巩固对河湟地区的统治奠定基础。

尽管汉武帝时期曾通过军事初步控制河湟地区，但治理基础并不牢固。其后数十年，羌人部落时叛时服，其与匈奴潜在的战略呼应始终是汉朝西部边疆的重大隐患；另一方面，匈奴在本始三年（前71）被汉军重创后，势力衰退，其对西域的控制力减弱，因此更加努力地维系与羌人的联盟，试图从河西走廊以南寻找突破口。在匈奴势力的长期挑动下，“先零乃与诸羌大共盟誓，将欲寇边”，汉朝派遣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前往安抚，结果因其处置失当，终于在神爵元年（前61）酿成大规模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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