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重要发源地，无锡于1905年正式成立无锡县商会，跻身全国最早诞生商会组织的城市之列。自晚清以迄民国，同业公会、商会等商人团体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见证了民族工商业的艰难求索与蓬勃发展。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完善，商会组织更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纽带。无锡商会发展的百年历程，蕴藏着启迪当下、指引未来的宝贵经验。无锡市工商联特于“工商史话”专栏推出《无锡商会史》系列文章，以追溯百年商会发展脉络，挖掘历史深层价值，为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精神动能。谨此，向本书主编汤可可、副主编王海宝及浦文昌先生，致以诚挚谢意！

本期摘录“第二章地方绅商主导的商会”的第一节《商会内部的新旧冲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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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王朝结束后，进入了政局动荡的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社会在急骤的现代化过程中，发生了严峻的社会整合危机。中央政府在各种挑战面前，穷于应付，对地方的影响力变得极其微弱。地方政治由地方说了算。至于地方由谁说了算，各地存在差异，有军人说了算的，如重庆、成都等地；有绅商说了算的，如江浙一带。有研究者将其分为两大类：“在秘密结社势力比较弱的地方——江苏、浙江、福建，成立了绅士领导的绅-军政权。在军人势力强大的湖北、云南、山西、江西，自然也成立了军人领导的军-绅政权。”

在北洋政府时期中央控制不力的情形下，无锡商会风云际会，在地方上拓展出更大的舞台。这16年间，无锡城区人口由清末的5万人左右迅速扩展到1927年的20万人左右。无锡的工业化快速推进，经济力量大大超越同类型的县城而跻身于大中城市的前列，成为中国工业化的耀眼明星。“凡我国内地主要工业，莫不以无锡为先导，及沪宁铁路告成，交通日形便利，工业更有起色。欧战发生以后……一时纱厂、面粉、丝厂等遂风起云涌，建设扩充。复经邑人之提倡及经营，事业愈有猛晋之势，已成为我国内地工业之中心。”至1927年，其工厂数量在全国仅次于上海、大连(1911年至1927年间工厂增加数量，上海是48家增加到491家，苏州由2家增加到17家，无锡由8家增加到76家，南通由5家增加到13家，南京由1家增加到12家，大连由39家增加到146家，广州由3家增加到45家)，而上海与大连都有大片的国外租界，外国资本在这两个城市占了主导地位。无锡则完全是民族工业的天下，是绅商们奋斗的结晶，不靠政府，没有外资，这一切足以让当时的无锡人自豪：“我国市场之有名者，若上海、天津、汉口等，皆为外人所经营，非我市民所自办。近虽有广州新市场之突起，然亦赖陈炯明、孙科等官吏助成之，不若今日之吾邑，纯粹出于地方人士之自动也。”无锡经济的快速发展，商会也因此有了更多的社会资本，组织走向健全，职能逐步完善，在地方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清朝末年推行的地方自治，使无锡的绅商名正言顺地取得了地方管理权(税收与司法除外),并“随着朝廷中央权力的逐渐衰落，地方士绅在新政和自治的制度化名义下，进一步扩展权力的基础，终于在辛亥革命中成为最大的获利者”。民国建立后，中央政府自身所存在的种种缺陷和挑战，使其在与地方的博弈中处于下风，其委派的地方官员只能满足于收取税收，无锡的地方大政基本由本地绅商决定。北洋时期这种奇特的政治生态造成了中央弱地方强、政府弱绅商强、国家弱社会强，由是商会也得到了千载难逢的“非常态”的发展机遇。

清朝被推翻后，无锡的政治舞台上有三种力量：一是以薛南溟为首的绅商集团，二是以秦毓鎏领导的同盟会，还有一个则是迟到一步的北洋系。这三方力量在无锡曾进行过一番较量。绅商在无锡有着厚实的基础，“清末的地方自治，培养出一批新生力量，此类力量，就江苏省而言，是以绅商为主的力量，与旧官僚相结合，既反对清朝的腐化，又与激烈的革命分子不相容。此种势力，辛亥年既已形成”。但在改朝换代的动荡之中，革命者却一跃而上，成了主角。

秦毓鎏等同盟会员在无锡首举大旗，借助革命在全国成燎原之势，迅速攫取了无锡的最高权力。但他们不可能绕过地方绅商势力，其后成立的军政分府正是革命力量与绅商妥协的产物。军政分府总理为秦毓鎏，总理处下设4个部：军政部，部长华承德，由秦氏推荐；民政部，部长裘廷梁，无锡城内名绅；财政部，部长孙鹤卿，丝厂主，时任锡金商会副会长；司法部，部长薛南溟，时任锡金商会会长。直属机构总理处，员额46人；军政部，员额58人；民政部，员额16人；财政部，员额20人；司法部，员额32人。

1912年11月，秦毓鎏离任，革命者执掌无锡整整一年。其后，北洋政府的力量开始渗透无锡，知县由北洋派控制。“二次革命”爆发，秦毓鎏再次追随孙中山、黄兴举起义旗，并赶走知县严伟以自代。但“二次革命”很快失败，秦毓鎏被捕入狱。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到：革命时，“多赖旧官吏与绅商两种势力的合作而完成。光复后的江苏，便以这两种势力为主干，而革命军的势力，以上海、南京、镇江为主要堡垒，其他地区的影响力则较弱。光复后，革命志士便与这两种势力发生权力上的冲突”。冲突一年多后，革命志士重新踏上流亡之途，等待再起。在这场革命者与袁世凯的鹬蚌相争中，绅商是最大得益者。他们成了双方依靠的对象，在左右逢源中力量有了更大的发展。

从1911年11月6日革命者进占无锡、金匮县署，到1927年3月北伐军兵临无锡这15年又4个月中，无锡共调换县长21任。21任县长中，任期最长者是杨梦龄，任期3年10个月，任期最短者则不足一个月。在这21任县长内，任期不满一年者有16人；任期由1年至2年不到者有3人；任期由2年至不足3年者有1人；任职由3年至不足4年者有1人。由此可知，县长不满1年者为最多，没有任期4年以上者。一县之首的知事变动频繁，任期短暂又不稳定，不良的行政生态决定了知事们少有进取心，多的是得过且过，应付了事。

地方官任期的短暂、政治的不稳定、体制的不健全、机构的简略，这几重因素的相加，更使地方政府变得跛脚与无力，随之而来的则是商会等地方自治组织有了更大的舞台。北洋政府时期，商会的表现突出，除了政府的弱势外，还与政府赋予商会的权力较大有密切的关联。

清政府商部颁发的《奏定商会简明章程》,规定商会有下列四个方面的职责：

(1)代商申诉。章程第七条规定，商会总理、协理有保商振商之责，所以凡是商人不能申诉的各项不平之事，总理和协理应当调查属实，向当地政府代为秉公申诉，如不能得到公平解决，或为权力所限而不能解决，应立即报告商部核办。

(2)调查和汇报商情。第八条规定，凡是有关商务盛衰的原因，进出口多少的缘由，以及有无新出的农产品和工业品，总会应按年由总理列表汇报本部，以备考核。其中对工商业有重要关系的事宜，则随时禀陈。

(3)调解中外商务纠纷。第十五条规定，凡商人遇有商务纠葛之事，可以到商会汇报，商会总理应定期召集各会董秉公论理，从众公断。

(4)管理和提倡工商各业。

1914年9月，北洋政府颁布的《商会法》对商会的职能作了如下规定：研究促进工商业之方法；关于工商业法规之制定、修改、废止及与工商业有利害关系事项，得陈述其意见于行政官署；关于工商业事项，答复行政长官之咨询；调查工商业之状况及统计，随时发表；受工商业之委托，调查工商业事项，或证明其商品之产地与价格；因工商业之请求，调处工商业之争议；得设立商品陈列所、工商学校及其他关于工商之公共事业，但须禀请该管地方长官，详由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咨陈农商部核准；关于市面恐慌等事，有设法或禀请该管地方长官维持之责任。

这些法规所赋予商会的职责权利，归纳起来约为五个方面，即参与政府的工商业政策制定和实施；调查商情；协调和仲裁商事纠纷；管理和倡导工商业；举办工商教育事业。相比较而言，北洋政府时期商会的管理权限更宽一些，而在实际的实施中，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商会回旋的余地更大。

来源：《无锡商会史》

审核： 毛一岚

发布： 陆雨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