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李治本人来说，虽然他在政治上的敏锐度并不算太高，政治手段也不算特别高明，可以说，他既缺少像李世民那样的雄才大略，也缺乏像长孙皇后那样的机智和圆融。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对政务的熟悉程度足以使他在朝堂上分清谁能干，谁不行，并能够将合适的人选放在合适的岗位上，从而保证国家的正常运作。 李世民为李治安排的东宫师保，在李治即位后迅速成为了朝廷的重要中坚力量。 这些人，正是李世民留下的政治遗产，李治必须充分利用这些既有资源。李治即位初期，宰相班子里有长孙无忌、李世勣、于志宁、张行成、高季辅等人，没过多久，又加进了褚遂良。除了一些已经去世的师保外，几乎所有重要人物都包括在内。此后，李治对宰相班子进行了几轮调整，新的面孔包括了宇文节、柳奭、崔敦礼、韩瑗、杜正伦等，人数多达四十余人。大多数宰相虽然没有显赫的政绩，但凭借忠清文行获得了重用，尽职尽责，堪称称职。可见，李治并非一位昏庸的君主，至少在选任人手方面，他是知人善任的。

李治在选拔宰相时，最能体现他对人的重视。虽然他并非英明神武的领导，但也并非昏庸无能。历代文献都记载了李治如何准确评估并任命一批能够胜任的人才。他对宰相的信任，特别是对长孙无忌与褚遂良的信任，可以说是异常深厚。史书记载：无忌与遂良悉心奉国，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永徽之政有贞观风。帝亦宾礼老臣，拱已以听。纲纪设张，此两人维持之也。这无疑是对李治用人智慧的认可。 此外，像汝州人孙处约，贞观年间曾为齐王李祐的记室，在李治即位后被任命为中书舍人。李治对他的信任和依赖很大，认为他足办我事。而又如贝州人张文瓘，李治在任命他时表示，虽然他卧病在家，但国家大事仍然请他出面协商。李治对这些贤臣的关照和重用，可见他是如何通过用人来稳固自己的政权的。 李治在选择宰执时，不仅对人选的品德与能力十分看重，还特别注重他们能否在关键时刻给予国家支持。比如，京兆人权怀恩，因为在李治面前敢于制止权臣的傲慢行为，得到了李治的赏识和重用。李治也曾对待有过失的臣子采取宽容态度，奖励那些有实际贡献的人。 李治不仅在对待当时的官员上颇有成就，也非常重视对老臣的关照。在唐代的皇帝中，李治是最懂得施恩于群臣的一位。他与群臣的宴饮、赐爵等活动，都充满着温情与亲切，这种行为不仅是对群臣的恩惠，也是他笼络人心的手段之一。 通过这种温文尔雅的举措，李治成功地将自己与群臣的关系维系得更加和谐。他对群臣的宽容精神，也通过他日常的用人和关怀得到了体现。不仅如此，李治还特意奖励那些忠诚臣子及其子孙，确保了忠诚的延续和家族的繁荣。 他并不只是简单地进行赏罚，而是在深入了解下，作出实际的决定。例如，裴行俭因在战场上的突出表现而获得李治的重用，甚至获得了两个职务。而对于犯错的臣子，李治常常采取宽容处理，只要他们有过错但表现出悔意，他就会给予宽恕。 李治的宽容不仅表现在政策上，也表现在他与群臣的互动中。他虽然给予臣子较大的自由，但始终保持了一定的底线，确保整个朝政的稳固与运行。例如，李治在处理薛仁贵等人的过错时，总是根据功绩来做决定，而不是一味地惩罚。这样的治理风格，不仅展现了李治的高明，也保证了朝廷内外的和谐。 总的来说，李治的宽容并非无底线的放纵，而是在宽以待下的基础上，进行理性与严格的管理。对于那些真正有才能、忠诚于国的臣子，李治给予了他们应得的荣誉与奖励，而对于犯过错的臣子，他则以宽容和理解的态度，促使他们改正错误，继续为国家贡献力量。这种做法，既有助于维护政治稳定，也增进了群臣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