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续歌德《西东合集》的对话传统，中德跨文化交流专家何马可（Marcus Hernig）以学者之眼、行者之笔，带你探寻改变东西方交流的关键人物、伟大工程与不朽著作，见证文明相遇的每一个决定性时刻。

何马可（Marcus Hernig）

亲爱的读者们：

我正在写下的这第二封竹简，是一次尝试、一次极为特殊的尝试。我将笔触伸向过去，写信给一位早已离开我们时代的人；而你们，则被我邀请，作为“共同的读者”，一同参与并见证这一实验的展开。这是一封寄往过去的信，也是一封写在信中的信，是我写给你们所有人的一部分。它是我此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试图让文字逆流而上，跨越时间的界限。这封信的收信人，是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男爵博士（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曾任柏林大学地理学教授。如今，这所大学已被称为洪堡大学。

李希霍芬对我们欧洲人与中国人而言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他完成了一项意义深远的事业：发现并梳理了古代丝绸之路这一复杂而庞大的交通网络，并将德语术语“Seidenstraße（n）”引入世界视野。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与学者——其中也包括中国学者——沿用了他所提出的这一概念。因此，中文的“丝绸之路”和英文的“Silk Road（s）”，一样都源自德语词汇“Seidenstraßen”。正是李希霍芬及其学生们——例如著名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首次对丝绸之路进行了系统而科学的描述，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持续而深入的实地探索。在他们之前，英国的相关探险多为零散考察，缺乏整体性与系统性。由李希霍芬所开启的这一研究传统，其成果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赫定提供给他的中国委托方，例如当时的国民政府。这些研究成果在当时便促成了“新丝绸之路”这一构想的出现。这一术语，则要归功于苏联最后一任外交部长、后来担任格鲁吉亚共和国总统的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chewardnadse，1928—2014）。事实上，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就已开始构思并提出以公路和铁路交通为核心的新丝绸之路设想与规划。它们是“新丝绸之路”被遗忘的先驱。

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德中交流以及更广泛的欧中交流，为二十一世纪源自中国并深刻影响世界的重大进程奠定了基础。因此，敬请诸位阅读我写给“尊敬的教授先生”的这封信，以此致敬这位十九世纪伟大的中国旅行者。

何马可著《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丝绸之路的发明者》，2022年。

致

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男爵教授博士

库尔菲斯滕大街77号

柏林

德意志帝国

尊敬的李希霍芬男爵教授，

我是何马可。几乎在您去世一百二十年之后，我有幸、也深感荣幸，得以撰写您的传记，并将笔墨重点放在您非凡的中国之旅上。作为您的传记作者，我谨在此向您迟到地祝贺您最伟大的发明——它的名字叫作“丝绸之路”。您或许会感到惊讶，为何我会从二十一世纪写信给身处十九世纪的您。我真诚地希望，尽管情形如此不同寻常，您依然能够收到这封信。我不禁想象：此刻的您，正坐在那张精致而庄重的木制书桌前，身处您在这座新近成为德意志首都的城市中那套宽敞的寓所里，细细研读您最重要的学术成就——对丝绸之路的系统描述。您的夫人伊尔姆加德（Irmgard）此时或许正为您奉上中国茶，或是一杯咖啡。请原谅我的“不请自来”：是您的学生斯文·赫定泄露了这些细节。他曾带着明显的愉悦之情，写下您二位的热情好客，写下您夫人精心准备的佳肴——宾客多半是学生，而这些学生后来往往成为卓越的学者与知名人物，探险家、冒险家与科学家。至于您，则总不忘为聚会开启一两瓶上好的白葡萄酒，新鲜的摩泽尔或莱茵河谷之酒，专程运送至柏林。在李希霍芬家中，学习与享受相互交融——一种充满魔力的结合。

这一切，您当之无愧，也完全有理由为自己这项伟大的发明感到自豪、那便是丝绸之路这一宏大的网络。从我所处的时代，一个与您相隔一百四十八年的未来，我欣然向您告知：这些连接欧洲与亚洲的道路，已经深刻地推动了世界的进程，并且至今仍在持续塑造着世界。对我个人而言，尤为重要的是，让东西方更多的人、更深入地了解您的工作。因此，我将这封写给您的信公之于众，并讲述您为中欧交流所作出的诸多贡献，使我们的“共同读者”能够据此形成自己的认识。也正因如此，还请您见谅：我所写下的许多内容，对您而言想必并不陌生，因为这一切正是您亲身经历并亲手奠定的事业。

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男爵（1833-1905）

丝绸之路：德国人的研究主题

丝绸之路，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联系，曾深深吸引并影响着十九世纪的德国学界。您的老师——卡尔·李特（Carl Ritter，1779-1859）——首次明确提及了从中国通往里海的“丝绸之路”。然而，与您不同的是，李特本人既未到访过中国，也未曾踏上过“丝绸之路”。同样，亚历山大·冯·洪堡 （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于1829年展开的著名俄罗斯考察，也止步于中亚地区，即今日的哈萨克斯坦境内。那次远征仅与中国的边境哨所发生了短暂而有限的接触。

德国地理学的奠基者卡尔·李特（1779—1859）

而您却将毕生的学术探索奉献给了中国。作为最早深入中国腹地的欧洲人之一，您踏上了远远超出当时欧洲人认知范围的旅程，越过他们所熟知的海岸线与大江大河，走向广阔而陌生的内陆世界。这是一项即便站在二十一世纪回望，依然令人难以想象的非凡成就。数周乃至数月间，您以近乎步行的速度前行；乘坐当时中国常见的交通工具——手推车，在颠簸中缓缓穿行；又搭乘包租而来的船只，顺流漂行于京杭大运河之上。如此辗转往复，历经四年，在不同的行程阶段中完成这一宏大的考察。同时，各地持续不断的政治动荡与地方战争，也始终伴随着您的行程。也正因如此，您最西只能抵达成都与西安一带，未能继续向更西推进——通往西方的古老商贸路线，当时正深陷战火之中。

我也记得，大约在1860年前后，您年仅二十七岁，曾以科学随员的身份，参加了由欧伦堡伯爵率领的普鲁士东亚远征。那时，您曾怀抱一个宏大的设想：从印度出发，经由陆路前往中国。然而，早在当时，南亚与中亚地区频繁的动荡与战争，便使陆路旅行变得不可能，您也因此不得不放弃这一计划。倘若在当时这是可能的，您必定会以一位探险家的身份写入历史。

您也会如同久远以前的中国高僧法显（337—422 年）与玄奘（602—664年）那样，沿着相反的方向，从印度一路行至西安。

僧人法显（337—422年）

尊敬的教授先生，您恐怕难以想象，与您的时代相比，今日的旅行是多么轻而易举。我们二十一世纪的人们，固然对东西方之间可能爆发的大规模战争与冲突心怀忧虑，却往往并未真正意识到：凭借飞机、铁路以及不断改进的汽车，我们如今能够多么安全而迅速地前往世界各地。我们之所以忽视这一点，是因为我们并未充分意识到，在您的时代，世界——尤其是当时依然极为贫穷的亚洲——曾被多少战争、危险与灾难所笼罩。正因如此，从我所处的时代回望，您的中国之行显得尤为非凡——那是真正意义上的探险之旅，伴随着对生命本身的巨大风险。

而您的学生斯文·赫定（1865—1952），随后实现了您当年未能完成的事业。1895年，这位年仅三十岁的探险家成功抵达新疆，发现了楼兰古城，并揭开了“游移之湖”罗布泊的奥秘。关于这一发现，你们之间那封充满热情的书信往来，我也有幸得以阅读；这些通信后来被整理并向公众公开。

丝绸之路的发明

我一直在思索，您究竟是如何发现丝绸之路的，尽管您本人从未真正踏上过那条道路。难道这一切，都是在柏林的书桌前完成的构想吗？您是在思想中旅行，借助那些古老的地图与文献记录——它们皆采集于您1868年至1872年间、历时四年的中国考察之旅。然而，我仍不禁心生疑问：您究竟是如何将如此庞大的资料——那些箱子、行李以及种种物件——运送至您在柏林的寓所之中的？这确实令我十分好奇。因为在今天，我们只需短短数日，便可以将整套居所的陈设在中国与德国之间往返运输。

成都与西安作为最西端的抵达点——行程止步于此。 李希霍芬于1868年至1872年间在中国的旅行路线。

在您的“书桌之旅”中，您最初依循的是两幅古希腊世界地图：一幅出自提洛的马里诺斯 （Marinos von Tyros，70—130年），另一幅则绘于亚历山大的克劳狄乌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äus von Alexandria，100—170年）。这些地图在细节上极为粗略，并不精确。然而，您却在地图的边缘发现了一些重要线索，指示着所谓“丝之民之国”的所在。这里所说的“丝之民”，即“塞里斯人”（Serer），指的正是中国人。您此前提到的老师卡尔·李特，早已对这些古代文献加以整理和利用。然而，他所掌握的知识仍嫌不足。就在此时，您偶然结识了一位语言天赋极高的奥地利人——他出生于意大利米兰，名叫约瑟夫·“朱塞佩”·哈格（Joseph „Giuseppe“ Hager，1757—1819）。哈格不仅编纂并出版了一部极为适用的德汉词典，还撰写了关于古代贸易通道的最早系统性描述之一。这些贸易通道在欧洲古代时期，曾以间接方式促成了与汉代中国的交流。其中还包括一幅地图，描绘了中国与欧洲之间古代交通联系的走向。

中国作为源头

此时，您本可以满足于手中已有的欧洲文献资料，并据此写下自己关于“丝绸之路”的阐释。然而，您并未如此行事。因为您知道，欧洲人所掌握的相关知识在诸多方面并不精确，甚至带有推测与臆断的成分。您也深知，世间万物皆有其阳面，亦必有其阴面；唯有两极之间产生相互吸引，运动与变化才由此得以发生。

于是，您开始从相反的方向勾勒那条早已被预设的道路——不再循着从西向东的路径，而是转而自东向西加以描绘。为此，您借助了中国的古代地图与文献记录，这些资料要么由他人译出，要么依托当时既有的研究成果加以理解与运用。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您接触到了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的著作。他是牛津大学首任汉学讲席教授。

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

理雅各曾将《禹贡》译为英文，这部著作不仅在经典文献中占据重要地位，其中还保存了中国最早的地图之一以及关于道路的早期记载。借助这些来自中西双方的文献与知识资源，您得以一步一步地勾勒出“丝绸之路”的路线图，将东西方所能提供的一切认知与经验，汇聚于这一宏大的构想之中。

尊敬的教授先生！我并不指望真的能收到一封来自过去、出自您之手的回信。然而，倘若那不可想象之事竟然真的发生——有一天，我在位于德国绍尔兰地区哈伦贝格的小小黑色信箱中发现一封来自您的纸质书信——我定会欣喜万分。我不禁设想：您会向我们这些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德国、中国以及“您的”丝绸之路沿线的人提出什么问题呢？这些问题会偏向科学地理方面、政治社会方面，还是技术方面，或者只是个人性质的问题呢？还是一切兼而有之？我几乎难以想象，因为自您当年的发现以来，我们的世界究竟发生了多少变化？

谨以最崇高的敬意向您致意

何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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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们：

正是在柏林的一张书桌前，并在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教授历时四年、艰辛跋涉于清代中国大地的考察之旅之后，“丝绸之路”这一构想逐渐形成。它随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改变了德国与欧洲的世界观，也在后来影响了中国乃至整个亚洲。而这一切变化——那些在我们今日看来早已习以为常的事物——若呈现在一位十九世纪的人面前，即便是如李希霍芬这样博学之士，想必也会带来强烈的震撼。李希霍芬会作出回应吗？如果会，您将第一时间知晓、就在我的下一封竹简中。

您诚挚的

何马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