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惠（1894—1985），字维钧，笔名“常悲”“为君”，北京人。中国歌谣学和民俗学创始人之一，考古学家、文物保护专家，鲁迅学生和挚友，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生于1894年8月23日，逝于1985年12月13日，享年92岁。青年时期就读于北京法文学堂及北京大学预科，1920年考入北京大学法文系。1922年参与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创办，担任编辑，并负责征集歌谣，也为刊物撰写文章。1923年发起成立“风俗调查会”，为中国民间文学和民俗学事业做出了贡献。1924年北京大学毕业后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任助教，兼任孔德学校法文教师。1927年到古物保管会北平分会和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工作。曾参加清东陵慈禧墓被盗清查、云冈石窟佛头被盗调查、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发掘、陕西丰镐镐京遗址及宝鸡斗鸡台秦墓群等地考古、北京云居寺和北京庙宇调查等。1943年经故宫博物院院长、曾为北大老师的马衡介绍，到四川乐山故宫办事处参与故宫南迁文物的保管。1946年回北京继续在故宫工作，曾任开放科科长，负责展览展出，1958年退休。曾参与北京鲁迅博物馆筹建。受聘鲁迅博物馆顾问、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顾问、中国民俗学会顾问、中国歌谣学会顾问。为中国文联理事、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理事，第一至四届中国文代会代表。

常惠在读报（1980年摄）

常惠是我的爷爷。父母在我6个月的时候把我送到北京，直到爷爷1985年去世，有幸在爷爷奶奶身边生活了25个年头。爷爷晚年活到老学到老的形象，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2022年初，我在收拾爷爷老房子时，新发现了一箱之前未注意的爷爷旧藏碑刻拓片。此批拓片近期已让与国家图书馆收藏。借此机会，我把爷爷的生平和收集整理拓片情况，以及爷爷身后拓片的处理作概要介绍。但愿爷爷他老人家的学问和为国家保存保护文物资料的宝贵精神，能够永远传承下去。

一、追随鲁迅，献身考古——爷爷走上考古文博事业

爷爷是一位融通中西思想的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法语系，本是学习西洋语言文化，却对中国的文物考古情有独钟，最后成为考古和文物保护专家。

从爷爷1917年读北大预科，到北大毕业后任职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前后在北大学习工作的十年，再到古物保管会北平分会、北平研究院单位工作这段时间，爷爷认识和追随了鲁迅18年，成为鲁迅的学生和挚友。爷爷走上文物考古，尤其是从事拓片收藏与鲁迅有很大关系。

1918年爷爷通过刘半农介绍，在绍兴会馆与鲁迅相识。从1920年鲁迅在北大讲授“中国小说史”时起，爷爷作为学生反复听课4年，主动为鲁迅收集资料、打印校对讲义，协助整理《中国小说史略》资料。之后无论鲁迅在北京还是上海，爷爷与鲁迅相互提供资料、互赠书籍，迎来送往，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亲密的挚友（鲁迅日记中有29篇记载了他们之间的往来）。鲁迅逝世后，爷爷终生宣传鲁迅。1956年北京鲁迅博物馆创建，爷爷参与筹建并被聘为顾问。鲁迅不仅是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同时他还是一位文物和拓片收藏家。爷爷对鲁迅非常仰慕、尊重，二人性格相似且有共同的朋友圈，爷爷收集拓片的爱好主要是受鲁迅影响。

据曾与爷爷同在鲁迅博物馆工作的叶淑穗老师回忆，20世纪60年代爷爷与许羡苏和矫庸3人用两到三年时间，把鲁迅旧藏的拓片进行了全面地汇总整理。他们工作非常认真，先从北大和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借来各种可以参考的图书进行对照核实，然后进行登记、编号、写卡片，共整理了6000多张拓片。这是鲁迅博物馆历史上的首创，对于宣传鲁迅和保护我国文化遗产功不可没。2022年10月，云岗石窟研究院与北京鲁迅博物馆联合举办了“鲁迅收藏佛教拓片艺术展”，很多展品就是当年爷爷参与整理的鲁迅旧藏拓片。鲁迅早年在故乡绍兴时，就锐意搜集古砖和瓦当拓片。1924年9月鲁迅把这些拓片编辑成书，全书共分四集，收录汉魏六朝砖拓170品、隋代砖拓2品、唐代砖拓1品。该书鲁迅生前未来得及出版，1960年3月才由文物出版社以《俟堂专文杂集》为名出版。爷爷作为鲁迅博物馆顾问和鲁迅好友，亲自为该书撰写了“后记”。虽然书中该文落款是“鲁迅博物馆”，实际上是爷爷撰写的。叶淑穗所编《北京鲁迅博物馆五十年》纪念册中对爷爷撰写“后记”作了说明。

今天再读爷爷撰写的“后记”，看到爷爷对鲁迅收集、保护、研究拓片的原因、过程、遗憾等进行了详实地阐述，让我深深感受到，如果没有他们对拓片共同的兴趣和热爱，不可能在30多年后仍有心灵相通的感悟。

爷爷收集和整理金石拓片，也参与了很多我国文物考古事业的开创性工作。

1928年，爷爷在古物维持会参加了由徐森玉带领的清东陵盗墓案的清查工作。冒着地宫坍塌和毒气袭击的风险，第一个进入裕陵地宫进行详查，并且拍摄了大量外景、盗口、内景、清理等现场照片，为首次揭露孙殿英制造的震惊中外的东陵大盗案真相，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和证据。

《华北画刊》刊发常惠所拍云冈石窟佛头被盗后照片

1929年9月18至25日，国民政府古物保管委员会委派爷爷只身赴山西云冈石窟调查佛头丢失情况。在对石窟进行详查后，统计有96颗佛头丢失。爷爷一一在窟内佛头缺失处用红漆标记，并在调查报告中列出清单。调查结束后还向当地县府提出了保护措施。随后政府开始派警察驻守石窟，并调查偷盗毁坏佛像案件。爷爷后来在《华北画刊》第三十四期刊布了部分照片，进一步引起了学界和社会各界的重视。直到今天，我们去云冈石窟，仍依稀可见爷爷当时为统计调查在被盗佛头处标记的红漆痕迹。

《华北画刊》刊发常惠所拍云冈石窟佛头被盗后照片（刘刚《傅振伦遗藏的燕下都考古旧照（一）》，左侧汽车右车门处为常惠）

1930年4月23日，爷爷参加由马衡率领，北平研究院、古物保管委员会、北京大学三方合组的燕下都考古团，赴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考古挖掘，爷爷撰写发表了《易县燕都故址调查报告》，让世人得以了解和认识燕下都。1961年燕下都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30年10月25日至28日，爷爷与徐森玉、徐炳昶（字旭生）、顾颉刚、马隅卿、魏建功、庄严、李书华诸先生，到北平西南郊房山上方山、云水洞、西域寺（云居寺）、石经山游览，调查文物遗存，搜集相关文物资料。同行者李书华在1935年10月31日至11月5日，与友人再次游览上述各处及周口店，后发表《房山游记》（《禹贡》1936年第五卷第二期），文中选用了我爷爷1930年游览时拍摄的云居寺及云水洞照片6幅。

1931年拍摄的历代帝王庙庙门（图自《历代帝王庙研究论文集》）

1931年，北平研究院安排以爷爷为首组织对北平内城寺庙调查。期间爷爷拍摄了历代帝王庙照片20余张。这些照片为70年后历代帝王庙的修复提供了重要原始依据，使已改造成159中学、面目全非的历代帝王庙得以恢复原貌。

1933年常惠所拍凤翔东湖公园唐大中经幢（徐炳昶《陕西考古日记》）

1933年上半年，北平研究院史学会委派史学会考古组主任徐炳昶（字旭生）和爷爷赴陕西调查周、秦民族初期文化遗迹。事后二人合署发表《陕西调查古迹报告》。此次考古调查是陕西考古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对揭示周、秦文化的渊源具有重要意义。

1943年5月到1946年抗战胜利,爷爷在四川乐山守护故宫古物三年多。爷爷与故宫同人守护的故宫文物无一遗失损坏。抗战期间艰难条件下，爷爷为守护国宝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二、搜集收藏，历尽艰辛——爷爷旧藏拓片的来源和收藏

通过向父亲等家人了解、我的亲身经历，以及整理资料发现，爷爷旧藏拓片的来源主要有购买、朋友交换和自拓等途径。

爷爷是一介书生，没有家产继承，微薄的工资除了赡养自家还要供养两个兄弟及他们的家人。爷爷的爱好全靠奶奶勤俭持家支持。从鲁迅的书帐和日记可以看到，几乎隔几天就要跑琉璃厂、厂甸购买书籍和拓片等。爷爷与鲁迅一样，最大爱好就是逛书店。一生买书、藏书、读书，手不释卷。爷爷是琉璃厂的常客，父亲回忆爷爷每星期必到琉璃厂逛，去的最多的是“松筠阁”。爷爷与店员都成为朋友，有需要的书和拓片他们会给登记预留。爷爷收集书籍、歌谣、歇后语、拓片等成“瘾”。除了逛旧书店，还经常深入小器作坊以及修脚工师傅和店员中去，与他们聊风土人情、名胜古迹、歌谣故事，并向他们虚心请教、互相探讨。爷爷待人平和,不论贫富贵贱，不分身份高低，他一律平等对待，在亲朋好友中有很高的威望。爷爷晚年出门不便，不过我家常年订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爷爷就通过报上刊登的新书广告了解信息，看到有感兴趣的书就想方买回来。我清晰地记得，爷爷买的最后一本书是《美的历程》。

爷爷的收藏与奶奶常芝英（1905—1984，本名葛孚英，1924年结婚后改名常芝英，法文名“伊兰”）的支持密不可分。奶奶知书达礼，写得一手精湛毛笔小楷。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是善本书编目专家。精通中国历史和法国文学，协助爷爷翻译法国文学作品，支持购买书籍，搜集民俗和民间歌谣，撰写纪念文章。爷爷旧藏拓片折叠后粘贴的标签为毛笔小楷题写，不知是否是奶奶的手笔。

常惠与夫人常芝英在景山东街家内（1982年摄）

爷爷喜交朋友，对朋友肝胆相照。在北大以及后来工作期间，爷爷结识了许多老师和朋友，除鲁迅外，有马衡、徐森玉、周作人、刘半农、庄严、台静农、李霁野、李何林、赵少侯、韦素园、沈兼士、范文澜、启功等，还有文物局老局长王冶秋。他们之所以成为亲密的朋友，因为他们的性格相像，都嗜书如命，一起追逐好书、拓片，收藏交换藏品，研究拓片、书法和篆刻。爷爷旧藏拓片中就有与朋友往返交换而来的。

从爷爷的拓片藏品中可以看到，虽然大部分是来自购买，但有时一次会买3到5份（拓片所见旧书店写的纸笺上记：常先生留三份），自藏的同时，也与朋友交换。爷爷旧藏拓片中就可见部分为朋友间往返交换而来。如北大学友黄文弼、庄尚严所赠，另外还有收藏好友刘半农的碑拓。黄文弼所赠唐《张怀寂墓志》较为难得，志文有重要文献价值。志石清宣统二年（1910）出土于新疆吐鲁番。拓片上题赠：“维钧学兄鉴存，弟黄文弼谨赠”。根据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中《张怀寂墓志铭校记》一文，黄氏参加西北考察团期间，1928年春初在迪化江浙会馆见到墙上所嵌此志志石，随即传拓，“仅拓数纸”。赠给爷爷的这份拓片应该就是当时所拓。

黄文弼题赠唐长寿三年（694）《张怀寂墓志》拓片局部

爷爷对朋友肝胆相照。民国期间在范文澜、台静农、李霁野等人遭到反动派抓捕或入狱时，爷爷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出手相救。因而他们都很尊重爷爷，与爷爷成为生死之交和终生挚友。庄严（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和台静农（台湾大学教授）二位，即使海峡相隔40多年，都难以忘怀与爷爷的兄弟情谊。两岸恢复通信后，他们异常高兴，经常与爷爷书信往来，互诉衷肠、交换墨宝。

1990年台静农题赠唐贾岛《旅游》诗句

爷爷旧藏的拓片中有些拓片是和志趣相投的朋友在艰苦的环境亲自去拓的。孟桂良《易县碑目》（考古学社编《考古》第5、6期，1937年6月）一文记载了燕下都考古调查时传拓当地碑刻情况：

民国十九年春，国立北京大学与古物保管委员会、国立北平研究院合组燕下都考古团，赴河北易县发掘。时余服务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会，得追随马先生（叔平）作发掘之工作。公余暇晷，尝与庄慕陵先生、傅维本先生、常维钧先生赴城乡各处访古。凡残碑断碣、古迹遗墟，靡不躬履其地，摩挲探讨。庄先生并命当地拓字人纪国瑞父子从事传拓文字。穷乡僻壤，莫不搜求，甚至掩埋地下者，亦皆发覆施以毡墨。

爷爷这些拓片的收藏保管经历了不少磨难。记得小时候，每到夏天，爷爷就带着我们几个孙女，把家中收藏的书籍、拓片、字画、民俗玩意儿等搬到院子里，进行晾晒、除虫、除尘等。“十年动乱”期间，爷爷收藏的大部分书籍、字画、扇子等损失殆尽。不起眼的碑刻拓片，放在房间角落里、夹在书本里，满处藏，不易发现，这些“黑老虎”幸运躲过劫难。

2022年年初我在爷爷旧房子大衣柜顶上新发现并已让与国家图书馆的那箱拓片，因为多年未注意，更是状态很差。老平房阴暗潮湿，有几十年历史的宣纸拓片，充满了发霉发潮的味道，很多拓片都粘在一起了，掀不得、晒不得。整理这批拓片时，为了给拓片拍照，揭开很难，折回原样更难，拍照并整理目录足足花费了半年时间。

三、拓片代言，自有春秋——爷爷旧藏高阳拓片的内容

爷爷收集的拓片大部分为北京的庙宇相关，如妙峰山各寺庙以及大觉寺、护国寺、北海团城、房山云居寺等，其他还有河北易县、高阳县及周边历代碑志。

云居寺《重修华严堂经本记》残碑

北京的碑刻中有一些是比较少见、公藏单位未收的，有重要的文献资料价值。如香山消债寺相关碑刻，明万历年间皇太子第三、四子圹志，房山云居寺的《重修华严堂》碑等。2023年3月，我和姐姐沿着90多年前爷爷与7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探访云居寺的足迹，到云居寺参观。云居寺管理处文物科长看到我带过去的《重修华严堂》拓片照片异常兴奋。他介绍说，1942年云居寺遭到日本侵略军炮火轰炸，许多文物毁于一旦。后来在对云居寺文物修复和维护中，工作人员在后山发现了残缺的《重修华严堂》碑石。现在看到爷爷旧藏的完整碑刻拓片，感慨地说：“今天终于见到了真容。”

《重修华严堂经本记》完整拓片

爷爷旧藏拓片中最为集中和完整的是河北省高阳县碑刻，多达485种755件。

爷爷为什么对高阳情有独钟，我想这与高阳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有关。高阳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县（公元前201年建县），人文荟萃、名人辈出。历代曾涌现出孙承宗、李殿图、李鸿藻、齐如山、孙岳、李石曾、盖叫天、佟麟阁、李宗侗、侯德封、王重民等名人和著名学者。

爷爷收藏的高阳拓片，碑刻时间上起元泰定四年（1327），下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不过绝大多数为明清两朝碑刻。元代碑刻如元泰定四年（1327）《元孝子百户刘智墓碑记》残碑拓片，碑文记载孝子刘智割肝救亲的美德。

这些拓片爷爷收藏整理后都折叠为长方块，并在折叠后方块的左上角贴标签，标明碑刻的题名、年代、地址（自然村等）以及自然村在高阳县的方位和离县城的距离。以往的拓片信息著录没有这么完整的。

我阅读研究这些拓片，从碑刻的名称、年代，历史人物的关系，到背后的故事，一张张拓片就活了起来，觉得这些几百年前的人物离我很近，有一种亲切感。据向当地了解，这些拓片原碑历经各时期战乱和社会动荡，其中绝大部分都不存在了。这样更显爷爷旧藏拓片的珍贵，我也更明白了爷爷收藏拓片的深意。

下面分类举例说明爷爷旧藏高阳碑刻拓片的内容。

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兴胜寺重修碑记》右

（一）庙宇类碑刻拓片

此类拓片有近30种，涉及庙宇有圆通寺、兴胜寺、万法禅寺、龙泉寺、慈慧庵、圣母庙、龙母庙、碧霞宫、观音堂、颛顼庙等。是研究河北民间基层普通民众宗教信仰活动和民俗风尚的重要资料。

（二）公益事业类碑刻拓片

此类碑刻记载当地修桥、修河堤、兴学等公益事业。

（三）家族墓碑类拓片

此类碑刻共涉及46个自然村，其中李氏家族、齐氏家族碑刻较为完整，爷爷旧藏拓片中这两个家族碑刻都分别有几十种。

李氏家族是高阳的名门望族，在500年的历史长河中涌现了40多位举人、13位进士。现在还成立了300多族人参加的“李氏家族研究会”，并新建了“李氏名人纪念馆”。李氏家族墓地目前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爷爷旧藏拓片中有李国

（文敏）、李殿图（文肃）、李鸿藻（文正）等李氏家族著名历史人物碑志拓片。

清康熙元年（1662）《李国

墓碑》拓片局部

李国

，明万历四十一年（ 1613）进士，明天启六年（1626）破格擢升礼部尚书，入内阁；明崇祯初年任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等。卒谥文敏。《李国

墓碑》大概高 120厘米，宽80厘米，碑文洋洋洒洒一千七、八百字。下面的碑刻拓片照片是我站在梯子上照的。我很有兴趣读碑文，整整录了三天。

李鸿藻，字寄云，号兰孙，清咸丰二年（1852）进士。是清流领袖、晚清主战派重臣。卒谥文正。其子李石曾是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早年与蔡元培一起发起和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是故宫博物院主要创建人之一。李石曾在北京大学任教授期间，与胡适共同做我爷爷奶奶结婚的证婚人。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齐氏祠堂碑记》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齐氏祠堂碑记》局部

齐氏家族也是高阳的名门望族，爷爷旧藏拓片中有齐氏家庙祠堂碑和祠堂图拓片，以及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齐林玉墓碑》等祖先墓碑。齐林玉，名国琳，林玉为字，生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卒于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是齐氏家族兴盛的带头人，与大学士孙承宗是亲家。孙承宗是民族英雄、大学士，国家图书馆所藏孤本《高阳县志》，高阳县第一部县志就是他编纂的。爷爷旧藏拓片中孙承宗所撰《齐太翁碑》也是难得一见。

孙承宗撰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齐太翁碑》局部

四、唤醒沉睡，研究利用——爷爷旧藏高阳拓片的身后处理

爷爷去世后，其旧藏的高阳碑刻拓片先后由家人分两次整理捐让给研究机构和公藏单位，让拓片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利用。

1985年底爷爷去世后，父亲整理爷爷的藏品，觉得高阳的拓片多且集中，极具研究价值。于是在80年代末，慎重地将爷爷几十年心血收藏的高阳碑刻拓片捐给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共计239种373件。

2022年初，爷爷去世37年后，我在整理爷爷老房子存放的一些杂乱无章的书籍、杂志时，突然发现大衣柜顶上还有一个箱子，多年未动，落满灰尘。打开后发现，里边装的全部是高阳县的碑刻拓片。这是20世纪80年代末父亲整理时未发现的，又一批重要的高阳碑刻拓片。

经过半年多的整理、拍照、登记目录，我统计出新发现的这批高阳拓片共有246种382件，与之前捐给河北社科院的那批不重复。

20世纪80年代末父亲把第一批高阳碑刻拓片捐赠给河北省社科院后，当时该院经手人丢失了父亲的联络方式，致使30多年来该院与我们家失去联系，院内老师在发表的文章里还误写捐赠人为“台湾中央研究院河北籍人士常先生家人”（参刘美然《河北省社科院藏高阳碑刻拓片述论》）。这次我新发现另一批高阳拓片后，与河北社科院取得了联系，也去参观了该院所藏爷爷旧藏的拓片。他们没有辜负爷爷和父亲的心愿，把爷爷旧藏的拓片当作他们院的镇院之宝，腾出专门的地方专人、专柜保管。十几年前已将拓片全部进行了装裱，把碑文录入电脑并进行了深入地研究。还拿这批拓片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组成员不辞辛苦，多次到高阳当地实地调研、访查。研究成果发表上述《河北省社科院藏高阳碑刻拓片述论》以及《〈重修龙泉寺碑记〉考释》《河北高阳所出孙承宗墓表考》等论文13篇，目前正将研究成果和拓片图像整理成《高阳碑刻拓片》一书。

从20世纪80年代末的捐赠到今天已经过去30多年了，如何让新发现的这批拓片得到更好的保管、更好地去发挥研究的作用，是我家一直考虑的问题。鉴于河北社科院的科研项目已经结题，所以对于最后这批246种382件碑刻拓片的最终归宿，我们斟酌考虑，最后决定交由国家总书库——国家图书馆保管，这样可以在最大范围让学者和社会各界利用，也能得到更好的保护。

2022年8月，我与国家图书馆取得了联系。国家图书馆认为这批文献很有价值，同意购藏。2023年6月，国图走完征集流程，爷爷旧藏的这批高阳拓片正式入藏国家总书库。

爷爷的藏品经过近百年的艰难历程保留下来，交由国家图书馆代表国家保管，可以实现专业的保护、深入的研究和最大范围的利用。这是爷爷和父亲当年的愿望，也是现在我们全家的心愿。

附录一《俟堂专文杂集》后记

这部《俟堂专文杂集》是鲁迅先生于一九二四年九月间动手整理的，也就是刚从公用库八道湾移居西三条不久的事情。他把多年积存的残余古砖拓本略加整理，不想再搜集研究下去，打算借此作一结束。

先生搜集古砖的动机很早，在绍兴老家时就开始采访，又有同好的赠予拓本。也是因为浙江的古代碑刻较少，而六朝古砖特多，所以当时引起他搜集古砖的极大兴趣。

辛亥革命以后，先生来在北京，眼看着袁氏窃国，军阀横行，政治腐败，人民困苦，在教育部又无事可作，于苦闷中，以校书、抄碑、搜集石刻为消遣。那几年除了校勘旧书外，还抄了数千张古碑。更精细地描绘了一部“秦汉瓦当文字”。又以居住临近琉璃厂，时常搜购一些碑刻墓砖拓本。还委托外地商人代为搜集抚搨碑帖，并划了全山东碑刻所在地和开了碑目。又将武梁祠石刻，精细地绘了全图，以便托人拓寄。

当鲁迅先生正在绍兴会馆校勘《嵇康集》和抄录古碑的时候，曾有友人问过他：“听说你研究六朝文是不是？”他很幽默的答道：“不要管研究什么六朝文吧，我这里吸食鸦片烟呢。”这也正说明鲁迅先生当时苦闷的心情，想借此作暂时的麻醉吧。

先生研究学术和考古工作，不像其他的人，不惜重价购置古物，争奇斗富，夸耀于人。先生搜罗书籍，购买拓本，完全以实用为主，极少善本书籍、名拓碑帖。他搜集古砖拓本，可能为着研究历代文字变迁，以及花纹图案这个目的的。从他过去所设计的书刊封面来说《桃色的云》和《国学季刊》等封面，都是从汉碑上的花纹描摹下来的，也可以看出一些线索。

先生是极为珍惜这些拓本的。到厦门大学的时候还带去了不少的拓本，都是比较难得的，并曾在该校展览过。后来到广州、到上海，总是随身携带。一九三六年后，由许广平先生把这些拓本送到上海银行代存一个时期，解放后才取回来。

先生早年对研究金石是花费了一番心血的，从他自己所藏的书籍来看，除文学的以外，以金石学的书籍较多；他的研究工作，也是除文学部分外，以金石考古方面的研究最勤。

总的来说，这部《专文杂集》在先生的生前，虽已加以整理，但他还不能认为满意，可是也有流传的意思。现在我们就他的宿愿，刊印出来，供诸爱好先生著述的读者。

这部专集中的古砖拓本原缺四、五张，我们也不准备把它补上去，以免失去原样，至于砖的大小比例，前面另有目录载明。

作者：常虹，邮政储蓄银行北京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