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负桑梓：清代绅商与地方善举》是一部深入考察清代绅商群体地方慈善活动的社会史、慈善史研究著作。作者以赈灾、兴学、育婴等具体善举为切入点，从嘉定县的善堂到佛山镇的祖庙，再到晚清海宁州的水利，生动勾勒出绅商阶层在地方善举中的实践图景，并探讨其行为背后的儒家伦理、地域认同与现实利益。本书揭示出清代地方治理中官方与民间力量的互动与协商，阐明慈善不仅是道德实践，更是社会权力运作与文化秩序建立的重要场域。全书既有具体案例，又有宏观视角，为理解清代社会结构变迁提供了富有启发的历史视角。

《不负桑梓：清代绅商与地方善举》，张佩国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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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庙：不仅是象征

义仓的运作机制与佛山的祭祀中心—祖庙，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作为一个庙宇，佛山祖庙并不只是信仰中心或地域神明的象征符号这么简单，祖庙还是明清时期佛山地方社会公共管理的机构，随着实践活动的开展，士绅们也意识到，如果不参与祖庙的祭祀活动，也会失去义仓管理的正当性。

祖庙，在以前又称“龙翥祠”“灵应祠”，供奉真武玄天上帝。因为在佛山民众心中有如“祖堂”的说法，因此更多称之为祖庙。祖庙是佛山镇乃至珠江三角洲规模最大的北帝庙，其建筑群包括祖庙正殿、三门、锦香池、灵应牌坊、崇正社学、忠义流芳祠等建筑。

据罗一星的统计，清代佛山各铺神庙一共170座，所祭祀的神明有五六十种。数量繁多的主庙、公庙、街庙各自形成系统，并且互相重叠嵌套，形成一套与佛山社区结构互相吻合的祭祀系统。

祖庙建庙时间不详，根据肖海明的考据，可能始建于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祖庙一开始是民间祭祀的场所，后来直到明正统十四年（1449），在成功镇压黄萧养起义之后，朝廷敕封佛山为“忠义乡”，祖庙为“灵应祠”，从此，祖庙成为官祭庙宇，进入了官方的祭祀系统。

自元代起，祖庙北帝的显灵故事层出不穷，广为流传，明代黄萧养起义、历次祖庙修缮、北帝诞等活动都有相关的北帝显灵传说。比如，明洪武五年（1372），乡老重修祖庙后，发现泉眼水流奔涌，并且有一木块从淤泥之中出现，且干净如新，乡老们认为这是北帝显灵，随即将此木进行雕琢做成佛像供拜。黄萧养起义期间，乡人在祖庙占卜祈求指点与保护，如果北帝指示出击时就出击，暗示不出击时就按兵不动，听从北帝指示之后，军队屡次获胜。而且有传说称，在与黄萧养军队对战时，有人目睹了北帝“助战”，称看见一人穿青袍骑白马走于栅外，并且出现了蚊子“协战”等传说。这些传说成为祖庙保护佛山的“灵迹”，也随之令祖庙在佛山民众心中的地位更加重要，并且逐步地将祖庙的地位上升到主神庙。

每年，祖庙会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这是涉及佛山阖镇居民的活动。祖庙的四大祭祀仪式分别是北帝坐祠堂、北帝巡游、烧大爆、乡饮酒礼。

（1）北帝坐祠堂，是指将北帝神像逐日安放在八图土著各自的宗祠内由各图祭拜。这场活动从每年的正月初六开始，一直延续到三月底。能将北帝请到自家祠堂的只有明初被编入里甲的家户，每一户将北帝请到自己家祠堂过夜，隔天北帝又被送回祖庙，由下一户八图家庭请回家里祠堂供拜。这个祭祀活动几乎是八图氏族的特权活动。请北帝在自家祠堂过夜，显示了谁家是原始八图土著的身份，是一种先来后到的排序。

（2）北帝巡游，祖庙游神活动一共有五次：农历一月六日、二月十五日、三月三日、七月八日、九月九日。明初时候的北帝巡游范围是在九社范围内进行的，后来随着铺区制的扩大，北帝巡游的范围也随之进行拓展，到了清乾隆年间，北帝巡游范围已经覆盖整个镇区。从路径图所介绍的北帝出巡路线可看出，比起“坐祠堂”这样只属于八图土著的特权，北帝出巡的范围扩大到整个佛山社区，八图、九社，还有二十七铺各铺区。同时在巡游过程中，侨寓人士中的绅士群体也有权加入仪式中。

（3）烧大爆，是指燃烧巨大的爆竹然后抢其炮首的活动，在每年三月四日即北帝诞的隔天进行。烧大爆是一场全民性的活动，大家无论年龄、性别、家族，都可以参与。

（4）乡饮酒礼，是祖庙祭祀后70岁以上父老参加的酒宴。

祖庙作为信仰中心，通过仪式活动将整个佛山镇的民众联结起来，但是与此同时，不同群体也借助着祖庙的节诞仪式来重新塑造自己的身份与地位。

士绅们想要通过义仓的管理而就此直接成为佛山镇的领导者，是有一定难度的，他们必须通过参与地方社会的节庆仪式，来加入区域社会网络的活动中。正如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中所提及的“权力的文化网络”，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和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了文化网络，而祖庙正是佛山的文化网络的中心。

地方精英对于义仓、社学、书院等地方善举机构的管理，也借助于祖庙的公共空间和公产而得以实行。明末名绅李待问对佛山绅士集团的整顿，就已经奠定了这一传统。李待问所在的细巷李氏，靠铸铁业发家，但是细巷李氏相比其他八图豪族，“世代备受‘领豪’欺辱”，而李待问万历三十二年（1604）考中进士，从万历三十八年起，先后任礼部主事、吏部文选郎中，崇祯元年（1628），为户部右侍郎，总督漕运，崇祯十一年升任户部尚书，是佛山第一个官至尚书的士人。李氏家族是明代佛山地区依靠科举走上仕途的典型例子，细巷李氏后辈们也科名辈出。随着李待问在朝廷中的官职的上升，李氏家族在佛山地区的影响力也随之上升。因此，“于公于私”，李待问在看到了佛山镇内的混乱与不安定性之后，便利用起自身的影响力，开始了对于佛山秩序的重新整顿。

李待问的整顿行动第一步是建立佛山武装力量“忠义营”，建立的主要目的是防范盗贼。佛山富人家产殷实，来自周边乡村以及沿着河道进入佛山骚扰的盗贼们是富户家庭们需要关注防范的对象，李待问设立忠义营是为了维护地方治安，其实也是在保护着自己的家族财产。随后，李待问还整顿了冶铁业市场，规范冶铁市场的度量衡，打击奸商暴徒，整顿原料市场的垄断现象。

李待问另一个特点是热心公益，后人对于李待问的评价总离不开他对佛山所做出的公共事业的贡献。1616年，李待问与其兄捐薪重修通济桥。崇祯七年，李待问与同乡人士庞景忠捐资修建通往省城的羊城古道。崇祯十四年（1641），李待问又斥巨资大修灵应祠，将供奉真武神像的祖庙正殿正式命名为“紫霄宫”，进行大规模的修建门楼、改塑神像和修复照壁等等扩建工程。崇祯十五年，李待问在佛山明心铺创建文昌书院。这是佛山最早建立的明代书院，为家庭并不富裕的子弟提供读书机会。

李待问还建立了当时很重要的地方枢纽性公共机构——乡仕会馆（嘉会堂）。天启元年（1621），归乡的士绅们提议在灵应祠右边扩地搭建乡仕会馆，又名“嘉会堂”。嘉会堂的主要职能包括处理乡事和决定地方公益善款的使用，以及举行文会，对乡人进行道德伦理教育。地方公益善款的主要来源，是祖庙庙产以及崇正社学的租金收入和民众捐赠。嘉会堂建立后，形成了定期开会的做法，地方士绅们定期聚集在一起处理佛山的相关公共事务，嘉会堂基本上起着地方行政管理机构的作用了。

肖海明曾总结佛山传统社会的政治特点，认为佛山的政治权力长期掌握在地方和官方两条系统中，地方权力结构，以乡判、乡耆、乡长—铺“公会”—嘉会堂—大魁堂为发展线索；官方权力机构，以官祀—通判、同知、经历—文武四衙为发展线索。

在地方权力机构的线索中，明清时期的嘉会堂与大魁堂在佛山地方管理的过程中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力。这两个机构与佛山的祭祀中心——祖庙，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

嘉会堂创办之后，定期举办的“岁有会”就是祖庙的“庙议”，绅士们聚集在一起议论公共事务，商讨对策与改进的地方。但是明天启七年（1627）因为“庭除湫溢”，而且门庭迂回曲折，于是有人提议将嘉会堂改迁至他处，随后在黄伞铺的居仁里新建了乡仕会馆，又称乡仕祠。乡仕祠离开祖庙的“辐射空间”后，也没有“庙议”的说法了，并且逐渐失去了管理乡事的职能，主要承担的事务是祭祀先贤。

清初，佛山社会最有影响力的公共机构是由八图公推值事组成的管理祖庙的庙会。管理人员大多为土著八图氏族的后代，在灵应祠内设立庙会，由值事负责处理祖庙事务，主要事务包括管理祖庙庙产的租银出纳以及举办乡饮等。值事的选择和轮管从八图氏族中公推，任期一年，每年年底的时候交接。此时祖庙的祭祀事务与庙产基本集中于八图手中。

但是随着参加科举考试的人的增多，绅士群体再一次扩大。据统计清代佛山考中进士者共38人，举人181人，各类仕宦459人。绅士群体又重新聚集起来，试图打破八图氏族对祖庙的“垄断”。入清以来，祖庙的日常事务基本由八图所掌握，绅士集团们再次为八图在祖庙管理上的漏洞而感到不满，并且多次控诉八图侵吞祖庙财产，以此方式试图争夺祖庙主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