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崇德元年,也就是公元1636年,皇太极在盛京正式改元称帝,建立了大清王朝。刚刚诞生的这个新王朝,并没有沿用明朝那套繁琐的后宫分封制度,而是推行了“五宫福晋”的体系,并追封了自己的生母孟古哲哲为孝慈高皇后。然而,令人后世疑惑的是,那位在明万历三十五年就已嫁给皇太极的嫡福晋钮祜禄氏,却在丈夫登基称帝后既没有被追封,也未获得应有的封号,这背后究竟隐藏了怎样的缘由呢?
钮祜禄氏出身显赫,她是后金政权五大开国功臣之一额亦都的女儿,十五岁便被努尔哈赤指给皇太极为嫡福晋,可谓名门之女、地位尊崇。十九岁时,她为皇太极生下了第三子洛博会,虽然孩子幼时夭折,但这毕竟是皇太极的第一位嫡子。二十岁,她便离世,未曾见证丈夫君临天下的荣耀。于是,问题来了:皇太极登基后,究竟是忘记了这位结发妻子,还是另有深意? 通过对当时政局的梳理,以及清初后宫礼制的研究,可以发现,对钮祜禄氏的“忽略”,并非皇太极的薄情或忘恩,而是出于制度限制、政治考量以及王朝初建的现实约束。 首先,在清王朝建立之初,皇太极只是追封了生母孟古哲哲为孝慈高皇后,而其他祖辈、曾祖辈乃至更高辈分的先祖女眷,则未被追封。那些爱新觉罗的先祖皇帝与皇后封号,多是清军入关后的顺治帝追封而来。这说明,当时清朝尚未形成完善、统一的追封礼仪制度,也缺乏明确的制度规范。 同时,皇太极的后宫嫔妃们在制度上也尚未拥有“皇后”之类的成熟称号,仍沿用“福晋”体系,只是通过宫殿名称来区分尊卑。对生母孟古哲哲的追封,更多是出于政治需求,彰显皇帝的与众不同与至尊地位。因此,从礼制逻辑上看,钮祜禄氏未被追封皇后,是可以理解的。此外,作为皇太极的原配妻子,如果追封她为皇后,必然会触及当时中宫福晋博尔济吉特·哲哲的权威地位。这是皇太极不愿看到的局面。彼时,清王朝刚刚建立,原本局域性的后金政权已成为与明王朝对峙的独立政权,八旗军队需要蒙古盟部鼎力支持,尤其是科尔沁蒙古的政治支持不可或缺。哲哲的中宫地位是维护这种联盟关系的重要象征,皇太极深知若将原配追封,将引发政治风波,因此不得不委屈钮祜禄氏。 再者,皇太极能够顺利改元称帝、建立大清,与他废除“四大贝勒”议政制度密切相关。他逐步集中皇权,强化中央专制,对“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持反感态度,意在削弱贵族权力。如果此时追封钮祜禄氏为皇后,无疑会提高钮祜禄氏家族的声望和政治影响,甚至增加在议政体系中的话语权,这无疑对新登基的皇太极构成威胁。考虑到他必须绞尽脑汁控制满洲贵族势力,这种政治风险皇太极绝不会冒。 当时,大清的建立将满洲贵族推向了历史十字路口:要么定鼎中原、流芳百世,要么引颈待戮、遗臭万年。与清明两大政权的实力对比来看,后一种结果的可能性远大于前者。因此,满洲贵族们对皇太极称帝心存疑虑,甚至有怨言,却无人敢明言。皇太极登基后,先追封生母孟古哲哲,一个在努尔哈赤时期并不显眼的大妃,这更让贵族质疑他的帝位追求是为了家族荣耀而非女真各部的集体利益。然而,孟古哲哲地位和面子在,大家也只能默然接受。 倘若此时皇太极再将原配妻子钮祜禄氏追封为皇后,不仅会赢得钮祜禄氏家族的支持,也会引发其他满洲贵族的反对,这对需要内部团结的新兴大清而言,得不偿失。雄才大略的皇太极深知此理,宁愿背上“忘恩负义”的骂名,也不会冒险为原配妻子追封。 十五岁嫁给皇太极,十九岁便为他生下第一位嫡子,这足以说明钮祜禄氏在皇太极心中仍占有一席之地,两人间亦有深厚情感。如果皇太极是在定鼎中原之后、后宫礼制更为成熟之时,他定会追封原配为皇后,给予应有封号与身后待遇,让她生同衾、死同穴。然而命运无情,皇太极未及此机,钮祜禄氏也未得幸运,她只是默默付出,然后悄然离世,史书中只留下寥寥几笔。 (参考文献:《清史稿》、《建州闻见录》、《朝鲜李朝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