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上的隆庆皇帝庸碌无能，却重用了一批能臣；耽于享乐却为明朝中兴奠定了基础：“俺答封贡”，换来边疆数十年的和平：开放海禁，允许民间海上贸易，为帝国积累巨额财富。他的无能而治，与崇祯的勤政而亡，成为明朝两个独特的政治现象，也是研究中国封建王朝政治生态的重要案例。

本文选自《享乐的明君：隆庆帝》，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享乐的明君：隆庆帝》

作者：韦庆远

版本：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5年12月

他亲历嘉靖时期

所发生的许多大事

隆庆皇帝朱载垕出生于嘉靖十六年（1537）元月二十三日，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二十六日继统登极，翌年改元隆庆；死于隆庆六年（1572）五月二十六日，在位五年半，享年三十六虚岁。他一生中有六分之五的时间正是在嘉靖朝度过的，而在这长达三十年的岁月中，他亲历嘉靖时期所发生的许多大事，诸如父皇的癖好异行、当权辅臣的不同政见和相互倾轧、朝议的动向、宫廷关系的歧变，以致时局的危殆、民生的憔悴、南倭北虏的侵扰，而这往往又与他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并对他产生一定的影响。特别是他与嘉靖皇帝异乎寻常的父子关系、皇储位置的长期空悬、心理的“朝夕危惧”等，都是很值得认真进行探究的。

在有明一代的皇帝中，隆庆皇帝是比较不显眼的。一因在执政的全过程中，他“临朝无所事事”“端拱寡营”，本人谈不上有什么鸿猷伟略、嘉言懿行，亦没有什么功业可记。二因就其在位时期的表现，不外以庸碌无能且嗜财好色多欲见称。再加以他享祚甚短，又夹在两个长期在位的皇帝中间，其父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在位四十五年，其子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在位四十八年，两长夹一短，更显得隆庆一朝只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过渡，隆庆皇帝朱载垕只不过是扮演着来去匆匆的过客角色。

他既无法追踪自己的远代祖先明太祖朱元璋，以及明成祖朱棣那样艰难创业、戡乱摧强、弘烈神武、威德遐被，甚至也不能比拟前几代的先皇，“宽大如仁庙，而精勤不若也；安豫如宪庙，而控纵不若也”；论荒唐怠政、胡作非为的程度，他又不像他的从堂伯父明武宗、年号正德的朱厚照那样狎近群小，长期匿居豹房肆行淫乐，弄到朝纲紊乱、冠履荡然，也还不像他的亲老子明世宗、年号嘉靖的朱厚熜那样迭兴议大礼、兴大狱、多疑倨傲，而又幻听幻觉、执迷修玄，将明王朝推入崩解的边缘。如此说来，这位勋业无闻而恶迹又不甚昭彰、缺乏棱角、少露锋芒的一代君主，难道就仅仅是以平庸著称，就真是无声无臭、乏善可陈地了其一生，仅仅是在明代帝系中留下一个纪元的年号而已吗？

事实绝非如此。

隆庆皇帝朱载垕的人生经历并不平常，他经历过一般帝王罕有的辛酸和坎坷，独特的境遇涵育出他独特的性格和心态特征。他将对切身权位利益的关切包装在貌似冷漠麻木的外衣之内，将深藏在内心的愤激怨懑粉饰为恭顺孝悌，将任何逆反情绪都强自压抑在最初的萌芽状态之中。这是一个汇聚着许多矛盾，心理和性格都异常复杂的人物。

《大明劫》（2013）剧照。

既有庸碌猥琐的一面，又有朝夕未忘求夺皇位的一面；既有自卑谦抑的一面，又有骄傲尊亢的一面；既有俭约朴素的一面，又有奢侈纵欲的一面。特殊的宫廷和政治环境导致朱载垕性格和心理上的扭曲，导致他在登极之前和之后言行作风的突变。他是一个心态异常的人，但终究仍然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憎情欲、有希冀愿望的人；是一个经受过严重挫折和失落，却具有过人承受逆境的应变能力而又终于跻登大位的皇帝。

我们从朱载垕前三十年的个人经历中，可以较清晰地窥视到明代宫廷生活，父子、夫妇、兄弟等伦常关系的畸变，隐藏在温情脉脉、色彩斑斓的帷幕背后的悲欢和冷酷；政坛风云、官场恶斗，亦与他个人政治命运有着密切的连锁关系。从他正位九五之后又可看到，此人灵魂深处的真正追求，各种长期被掩饰着的劣根性的充分宣泄，权力和地位对人性的腐蚀，以及作为帝王，隆庆皇帝对明中后期政局的正负面影响，等等。

嘉隆交替：

历史兴衰的分岔口

朱载垕生活在16世纪中叶，明王朝统治的中后期，当时的国势正处在衰颓日甚、乱象已成的危急阶段。嘉隆交替是在危机四伏、关系着政权存亡断续的非常时期进行的。洪（武）永（乐）的鼎盛辉煌已经是遥远的过去；“仁宣盛世”的光华早已褪色；自英宗朱祁镇正统年间的“土木之变”以来，明王朝的国力已滑入衰退的深谷。

特别是经过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和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历时61年的一系列倒行逆施，国家的元气大伤，各种矛盾山积，明王朝好似一只载重逾量而又百孔千疮的朽舟，正颠簸在骇风恶浪的汪洋大海之中。

是被波涛卷沉于海底，还是修补抢救以前航，是正嘉时局的关键。

正德和嘉靖时期的社会政治危机是非常深重的。

在财政和民生方面，由于正德皇帝的纵欲放荡，巡幸耀武，普建行宫，甚至修建豹房以为长期匿居的淫乐窝；也由于嘉靖皇帝大规模地持续营建坛观宫殿，蓄养方士神棍，为了满足这些额外开支，只好加紧聚敛。正嘉时期向人民勒收赋税的名目日多，数额日增，除了原有的土田税粮丁银等“惟正之供”，还陆续加设了诸如盐课、茶课、金银课、铁课、鱼课、商税、船钞、皮角、翎毛、油漆、竹木、厨料、牲口料等苛捐杂税。在田亩税收方面，又有所谓加征、加派、预借、当官平市等额外征敛，“正额之输，上供之需，边疆之费，虽欲损毫厘不可得”。正是“供亿日增，余藏顿尽”，造成了极其窘困的局面。

嘉靖末叶和隆庆初元曾担任内阁首席大学士的李春芳曾痛陈当时财政亏蚀、入不敷支的危险。

臣等看得，祖宗朝国用边饷俱有定额，各处库藏尚有赢余。自嘉靖二十九年虏犯京师之后，边费日滋，各处添兵添马，修堡修城，年例犒赏之费，比之先朝，数几百倍。奏讨请求，殆无虚日，加以连年水旱灾伤，百姓征纳不前，库藏搜刮已尽……计每岁所入，折色钱粮及盐课、赃赎事例等项银两，不过二百五十余万，而一岁支放之数，乃至四百余万，每年尚一百五十余万，无从措处。生民之膏血已罄，国用之费出无经。

李春芳作为总揽国政的大臣，将各种开支的巨耗、收入的萎缩、人民生活的困苦都摆出来，表现出极度的焦灼和惶惧。赤字连年激增，将何以缓解？当时一些灾区，“百余里不闻鸡声，父子夫妇互易一饱”。连最起码的温饱尚不能维持时，铤而走险者必然增多，分散在十多个省份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兵变遍及南北，社会正处在巨大的动荡之中。

《大明王朝1566》（2007）剧照。

官吏的贪虐和富豪的盘剥，更加重了社会的危机和矛盾的激化。当时广大农村的情况是“差繁赋重，财尽民穷，有司无优恤之仁，吏多科害之扰。丁户已绝，尚多额外之征；田土虽荒，犹有包摊之累；里甲浪费，而日不聊生；刑罚过严，而肌无完肤。民不能堪……”。

尤其不能忽视的，是权贵富户等多与衙门的官吏紧相勾结，采取欺瞒、飞洒、诡寄、漏派等不法手段，逃免自己的负担，而将税款、劳役都转嫁给贫弱下户，造成日益严重的赋役不均。以赋税言，富豪们“操其赢以市于吏，有富之实，无富之名；贫者无资以求于吏，有贫之实，无贫之名。州县皆然”，“富者田连阡陌，坐享无苗之利；贫者地无置锥，反多数外之赔。富益富，贫益贫”。以徭役言，无偿征派的名目愈来愈多，一切重役苦役俱落在一般无权无势的贫民身上。

民当农时，方将举趾，朝为轿夫矣，日中为扛夫矣，暮为灯夫矣。三夫之候，劳而未止，而又为纤夫矣。肩方息而提随之，稍或失御，长鞭至焉。如此而民奔走之不暇，何暇耕乎？

这说明，当时的广大农民不但过着衣不蔽体、食不充口的生活，还经常被迫空着肚子像牛马一样服各种无偿的差役。

中国自古以来的历史一再证明，凡是贫富悬殊、庶民无以为生的情况，再加以天灾人祸相交连结，必然是大动乱的前奏。嘉靖初年，“江北、江南并湖广等处水旱相仍，地方饥馑，人民相食，所在盗贼成群”。山雨欲来，全面性的社会危机正在加紧酝酿，唯待引爆而已。

再加以，北南边防俱在告急。自嘉靖中期以来，蒙古鞑靼俺答汗连续内犯，一再攻大同，从间道陷古北口，直逼北京，一直成为北边的大患，都城多次戒严。与此同时，倭寇勾结沿海破产无业游民，组成武装船队，对中国沿海地区的侵扰亦日益猖獗。他们杀人越货，以劫杀作为抢掠的手段，不少地方迭受蹂躏，“数十里外流血成川”。明朝虽然调兵遣将，一再追加军费，但堵虏防倭，均无实效。甚至为此诛杀大臣，但总未能解除警报，威胁反日益加重。

嘉靖三十年（1551），锦衣卫经历沈炼激于义愤，上疏弹劾弄权奸佞、赃私狼藉的首席辅臣严嵩，被杖责并流放塞外，他虽身处逆境危地，但仍保持着对时局安危的最大关切，往往中宵拍案，“伤心而泣下”。他写信给自己的儿子沈襄，沉痛地说：“今南倭北敌，旱魃连年，天变人灾，四方迭见，当此之时，不可为无事矣。”沈炼之言，确实是嘉隆交替前后时事政治的真实写照。

作者/韦庆远

摘编/何也

编辑/商重明

导语校对/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