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本文所指晋南包括晋西南（主要为临汾、运城、垣曲盆地）、晋东南（长治、晋城盆地）。太行山南麓为古黄河以北、太行以南的济源至新乡西部地区，即古河济地区的西侧。

我们以近年来绛县周家庄遗址的发现、晋南考古调查、首都师范大学考古系2020至2021年度对焦作、济源地区的考古调查等材料为线索，考察其间的互动交流，不当之处，还请指正。

二、晋南与太行山南麓的文化因素分析

龙山晚期老虎山文化南下，使晋南文化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鬲文化因素遍及晋南全域，并以该区域为枢纽传入黄河中下游。此时，晋西南受到老虎山文化的影响转变为陶寺中、晚期文化，晋东南长治盆地周边演变为小神类型。双鋬鬲、卜骨、细石器在太行山南麓的出现，表明其已受波及，但仍分布着王湾三期文化、后岗二期文化。在此过程中晋南的本土因素进入太行山南麓，并融入当地生活。王湾三期文化后期对外强烈扩张，北向影响至三门峡、晋西南的运城及垣曲盆地。晋东南小神类型具有一些后岗二期文化孟庄类型的特征，显然是太行山南麓因素北上的结果。综上，可知龙山晚期各文化间互动较为频繁，由于考古学文化构成的复杂性，讨论龙山晚期晋南与太行山南麓的互动关系，文化因素分析当是前提。只有看到不同文化因素的来源，才能进一步追索其不同的传播途径和特点。

一

晋南的太行山南麓因素

太行山南麓位于古河济地区的西端，目前已发现孟庄、徐堡、西金城等多座龙山城址，三级聚落布局基本构建，西北区域已形成了以原城为核心的四级决策聚落的控制网。且本区分布着夏初帝杼的原城、有扈氏的封国。这些发现与研究表明本区存在强大的文化系统，必定对周边区域产生辐射。与其毗邻的晋南地区就有显著表现，并呈现出晋西南多见，晋东南少见的特点。

1.晋西南所见太行山南麓因素

龙山晚期晋西南典型遗址有临汾陶寺、绛县周家庄、垣曲东关及龙王崖等。本区所见太行山南麓因素呈现出由西北向东南、由核心区向外缘逐渐减少的态势。

陶寺遗址中陶器达50余种，仅双腹盆、浅腹盆、敛口盆、罐形甑、圈足盘、平底碗、小口高领瓮、敞口盆等8种属于太行山南麓因素，它们数量少、比重低，在陶寺早期找不到同类器，显然是外来输入的。稍偏南的绛县周家庄遗址相较于陶寺，新增了鼓腹罐、侈口罐、贯耳器盖等，共计11种，其浅腹盆饰方格纹也当是太行山南麓因素。而位于黄河北岸的垣曲盆地，相较于前两处区域与太行山南麓距离较近，所以太行山南麓因素较多，且由早到晚急剧增加。以古城东关遗址为例，“龙山早期”所见7种，为侈口折沿罐、鼓腹罐、大口罐、小口高领瓮、双腹盆、敛口盆、斜腹盆。到了“龙山晚期”新增了大口瓮、厚胎器、罐形甑、鼎、圈足盘、覆碗器盖等17种之多（图一）。其中厚胎器尤其特别，该器厚度均在2厘米以上，在新绛孝陵、济源苗店、临汝煤山等遗址中皆有发现，结合煤山二期H20、H40厚胎器上的数层冶铜痕迹、郑州南关外商代铸铜遗址出土厚胎夹砂缸，推断此器为炼铜坩埚。孝陵遗址陶寺文化中所见坩埚以及陶寺铜铃的出现，既表明陶寺已掌握冶铜技术，又显示太行山南麓与晋西南间可能存在该技术的交流。上述器类在晋西南并无传统，却普遍见于太行山南麓，当是两者交流的结果。若将其分类，大体可分为炊器（罐、甑、鼎）、盛器（双腹盆、浅腹盆、敛口盆、敞口盆）、储器（小口高领瓮、大口瓮）、食器（圈足盘、碗、豆、器盖）、坩埚（厚胎器）等5类，尤以垣曲盆地最为齐全。

图一 晋西南与太行山南麓陶器对比

1.H303：46 2.T111③A：3 3.H333③：17 4.H3443：2 5.J401：116 6.T0909⑥：1 7.F31：1 8.H174：17 9.H140：99 10.H41：3 11.H140：1 12.H33：20 13.H21：13 14.H43：4 15.H310：27 16.H42：2 17.T403⑤：55 18.H1：39 19.H1：3 20.H29：5 21.H6：9 22.T4⑥：12 23.H33：2 24.H1：23 25.H4：4 26.H8：14 27.T2②：7 28.T1⑤：36 29.H1：25 30.H12：8 31.H14：100 32.H1：10 33.J1：1 34.H133：2

（1~5、15、17.陶寺；6、7.周家庄；8~14、16、17.东关；18、19、24、29.大司马；20、25.留庄；21、27.许村；22、26、28、30.东杨村；23、32~34.庙街；31.李固）

或是由于垣曲盆地处于豫西晋南交界地带，各文化竞相角逐，多种因素汇聚于此。构成东关龙山文化复杂面貌，从而产生两种不同的认识：一是张忠培先生以陶鬲有无、单把鬲的出现为主要依据，将东关龙山文化早、晚两期分为东关文化、三里桥文化。二是认为两期均属王湾三期文化或“晚期”属于王湾三期文化。而周家庄遗址的发现为审视东关龙山文化的性质提供了新的视角。首先，以陶鬲划分考古学文化是不合适的。检索东关“龙山早期”器物登记表，器物共计697件，鬲6件，占比0.9%，远低于釜灶4.3%。“龙山晚期”虽增加了单把鬲，但鬲的总数也仅占1.7%。而罐才是炊器的主体，早、晚期都达40%以上。虽说炊器是划分考古学文化的重要依据，但采用占绝对比重的炊器及典型组合才具有说服力。其次，早晚两期并非同一种文化，理由有三：其一，虽都以罐为主，但具体形态有别。“早期”深腹罐，B、C及D型大口罐等皆为卷沿、肩部磨光、腹以下饰绳纹、部分有鋬手与周家庄遗址陶寺中、晚期文化相似。“晚期”罐折沿、沿面微凹、通体饰方格纹或绳纹是王湾三期文化深腹罐常见特征，极少见“早期”特征的深腹罐，还新增了方格纹深腹罐、圈足盘、小平底碗、器盖、鼎等王湾三期文化典型器类。其二，纹饰方面，绳纹由“早期”的27%减少到5.3%，方格纹由3.1%增加至27.1%，而高比重的方格纹正是王湾三期文化的特点。所以东关“龙山早期”不宜归入王湾三期文化。其三，文化因素分析表明，东关“龙山早期”器物共计35种，除了客省庄二期文化的单把杯、单耳罐及老虎山文化的双鋬鬲等其他因素，有15种可在周家庄遗址发现，占比42.86%，而王湾三期文化器类有7种，仅占20%。“龙山晚期”增加至41种，其中前者13种，占31.71%，后者约17种，占41.46%。所以，东关“龙山早期”与周家庄陶寺中、晚期文化相近，但也存在一定差异，如不见扁壶、圈足簋等陶寺器类，因而可视为陶寺中、晚期文化的地方变体，而东关“龙山晚期”才属王湾三期文化范畴。也正如《古城东关》报告所言：东关龙山文化既有中原龙山文化因素，又有陶寺类型的特征。同时表明垣曲盆地是二者双向互动交流的最前沿。

2.晋东南所见太行山南麓因素

晋东南龙山晚期经过发掘的遗址不多，仅有长治小神、沁县南涅水及泽州下町及部分调查遗址。该区以小神类型为代表，曾被归入后岗二期文化。

以小神遗址为例，与太行山南麓相比，陶系方面有较多相似，但后者的黄、灰褐陶前者不见。前者以绳纹为主（35%），篮纹较高（20%），方格纹、刻划纹较少（不足6%）。区别于后者以篮纹为主、方格纹次之、绳纹较少，所以两地纹饰可能互为影响。

二者虽都有鬲、甗、小口高领瓮、敞口盆、平底碗、双腹盆、圈足盘、敛口瓮、单耳杯、深腹罐、罐形甑、贯耳器盖等器型，但具体形态有别。如双鋬鬲，小神为侈口、高领，太行山南麓则为直口、矮领与陶寺相近。罐形甗，前者腹部饰绳纹、双鋬，后者多为篮纹、无鋬。前者深腹罐多卷沿、上腹部磨光并饰绳纹、部分饰鸡冠状耳、平底较大，后者则多折沿、饰方格纹或绳纹、无耳、小平底或内凹。此外，排除部分来自老虎山文化的鬲，客省庄二期文化的单耳杯，龙山文化的子母口罐、瓦足盆等器类（表一）。仅有炊器（鼓腹罐、甑）、盛器（双腹盆、敞口盆）、储器（小口高领瓮）、食器（圈足盘、碗、贯耳器盖）4类8种明确属于太行山南麓因素（图二），占比20.8%以上，并不具有绝对优势。反观陶寺、三里桥类型的因素更高，约38.6%以上。而且太行山南麓的夹蚌甗、夹蚌罐、粗砂罐、大口瓮、斝、刻槽盆等不见于小神。二者的相似之处，多是太行山南麓对小神类型的影响，但未改变其以鬲、卷沿或带耳深腹罐为主，兼有甗、甑的多种炊器的特点，与太行山南麓以折沿深腹罐、甑、釜形斝等为主要炊器组合有所区别。众所周知，考古学文化中常见的炊器，是一类重要器物，甚至可以代表某种文化的主要特征，从而也可用来作为区分文化性质的重要依据。小神类型炊器组合复杂，构成因素具有多样性（表一），且明显区别于太行山南麓，其性质还有待材料丰富后加以确定，不能简单地归入后岗二期文化。

图二 晋东南所见太行山南麓因素

1.H17：7 2.H54：21 3.H99：2 4.H56：5 5.H57：62 6.H75：3 7.H17：25 8.H57：25（小神遗址）

表一 小神遗址龙山晚期陶器文化因素统计表

二

太行山南麓的晋南因素

龙山晚期晋西南地区分布着以陶寺中、晚期为代表的强势文化。周家庄遗址的发现扩大了其分布范围，至少运城盆地东北部乃至整个盆地皆是其分布区。我们同意此观点。还有学者在此基础上，指出晋西南仅有平陆芮城谷地、垣曲盆地为王湾三期文化。

陶寺中期近300万平方米城址、大型夯土建筑基址、高规格大墓、天文观测台、精美的玉器等重要发现，展现出这座都邑性遗址复杂化程度，从而形成早期国家，其强大的集群势力必定会对晋南大部进行整合并影响周边区域。如运城盆地周家庄遗址矮领肥足鬲、圈足罐、扁壶。芮城清凉寺墓地M269盗坑中所出无鋬肥足鬲M269：1与陶寺2002年发掘的矮领肥足鬲02ⅠH6：36除鋬手以外，几乎相同。东关遗址“龙山文化”的折肩壶、鬲、釜灶、圈足罐、宽沿盆、三足杯、簋等陶寺典型器类，特别在“龙山早期”可视为陶寺变体。黄河北岸的清凉寺墓地所见玉器可能来自陶寺的分配。不仅如此，新华遗址的矮领肥足鬲、圈足罐、扁壶，齐家文化的漆器、玉器也是陶寺因素。中原腹地也有显现，如洛阳王湾、淇县宋庄等遗址所见扁壶。太行山南麓也不例外，孟州许村遗址正是庙底沟二期文化的东缘，其出土具有孟庄龙山早期特征的深腹罐，表明龙山早期本区大部当是孟庄龙山早期文化的分布区，那么太行山南麓所见晋南因素应是两地交流的结果。相较而言，本区几乎不见晋东南的影响。

太行山南麓的矮领肥足鬲、双鋬鬲、折肩壶、单把鬲、陶铃、盆形斝、扁腹罐、鋬手深腹盆、宽折沿盆、深腹盆、豆型器、折肩敛口瓮、釜灶、圈足罐、卜骨、细石镞等皆可在晋南找到祖型。零星分布于各个遗址中，就连目前发掘规模最大的孟庄遗址也仅见个别双鋬鬲、扁壶、陶铃等器类。然而，究竟哪些属于“晋南”本土因素，仍需进一步辨识。

矮领肥足鬲直口、矮领、侧双鋬其特征与陶寺02ⅠH6：36、清凉寺M269盗洞所出基本相近。却与游邀类型双鋬鬲显著区别，应不是源于后者，而是由本土釜灶演变而来。而且矮领肥足鬲在洪洞侯村、绛县周家庄等遗址均有发现，属陶寺本土器类，神木新华等老虎山文化遗址所见应是受陶寺影响所致。双鋬鬲是老虎山文化的典型器，为尖角裆、肥袋足、侧装鋬。折肩壶为侈口、折沿、沿面微凹、折肩与陶寺02ⅠH6：35几乎相同，此类壶在陶寺早期、老虎山文化中皆有出现，太行山南麓极少发现，但与老虎山文化沿面微鼓的特征有明显差异，却与陶寺更为相似。而且庙街H106与陶寺02ⅠH6皆发现矮领肥足鬲、折肩壶组合，且形态几乎相同，像是陶寺的复制品，理当是陶寺本地因素。单把鬲源于客省庄二期文化或杏花文化，已成学界共识。太行山南麓所见单把鬲为高领、尖角裆、袋足微弧（图三：3）与东关H111：58、客省庄H206近似，却与小神、杏花村遗址的袋足肥大有别。那么，太行山南麓单把鬲是由客省庄二期文化经过晋西南传入，而非由晋中北经晋东南输入。陶铃最早出现在仰韶时期，陶寺早期由老虎山文化传入，但陶寺遗址中数量较多，且到中期器型趋向统一，与鼍鼓、石磬和土鼓等一道，形成固定的乐器组合，表明陶铃已融入本土。而且，陶铃的变化甚至还成为陶寺盛衰的写照，应是当地象征性的因素。

图三 太行山南麓与晋南陶器对比

1.H106：16 2.H106：15 3.F2：11 4.H135：11 5.H1：64 6.HBJ：13 7.H12：15 8.HBJ：5 9.H124：14 10.T1⑤：71 11.H12：20 12.H319①：17 13.HBJ：3 14.H4：1 15.T1101⑤A：3 16.02ⅠH6：36 17.02ⅠH6：35 18.H223⑥：16 19.M2092：2 20.H303：16 21.IVC：06 22.H4：8 23.J401：121 24.H302：27 25.H102：66 26.J301：50 27.H303：28 28.T431④E：31 29.F324：11（1~4.庙街；5.大司马；6、8、13.金城；7、10、11.东杨村；9、12.李大召；14.李固；15.西金城；16、17、19~29.陶寺；18.周家庄）

通过互动太行山南麓不仅获得晋南的典型器类，还习得晋南的制陶工艺，并结合实际加以创新。如将折沿深腹罐、单耳壶变成具有汲水功能的扁腹罐、扁口单耳壶，显然是对陶寺扁壶的借鉴（图三：5、15）。陶铃若是制陶从业者随身器物，那么太行山南麓所见陶寺陶铃当从侧面佐证了太行山南麓与晋南可能存在陶工及制陶技术层面的互动交流。经过辨析，明确太行山南麓的晋南本土因素有炊器（矮领肥足鬲、釜灶、盆形斝）、盛器（鋬手深腹盆、宽折沿盆、折沿深腹盆）、储器（折肩敛口瓮、圈足罐、大口罐）、水器（折肩壶、扁腹罐）、食器（豆型器）、响器（陶铃）等6类13种（图三）。此外，西金城遗址细石镞、苗店遗址所见卜骨等为老虎山文化因素，单耳杯、单耳罐来自客省庄二期文化。

综上探讨了晋南与太行山南麓在陶器方面的双向互动，多涉及日常生活及冶铜技术方面。如果我们扩展视野、纳入其他因素，会发现上层权势阶层也存在双向互动。特别是太行山南麓所见玉石钺、玉铲、玉锛、玉凿、蛋壳陶及绿松石饰等具有礼仪性质的器类，其中玉石钺可分三类：齿刃、条状、舌形。这些器类有相当一部分在晋南有相似的发现（图四）。如孟庄条形钺与陶寺M1342：1相近，均为弧形刃、刃宽顶窄的梯形。酒奉舌形钺与陶寺M1003：1类似，皆为舌形刃，但前者较短，后者偏长。苗店玉铲、玉锛分别与陶寺M1202：2、M3002：22类似。苗店H6同出玉锛和卜骨，在陶寺H303、H352等灰坑中也有发现，表明除礼仪上的互动，还存在祭祀方面的联系。

图四 玉石器比较图

1.大汶口M122：9 2.瑶山M8：21 3.西朱封采集：143 4~8.陶寺M1342：1、M1003：1、M1264：1、M2103：24、M3002：22 9.孟庄H347：1 10.酒奉采集 11.西金城T0602⑤：3 12.苗店H6：4

众所周知，钺由斧、铲演变而来，而后成为权力的象征，具有礼仪的功能，因此被视为史前重要的礼器之一。在中国早期玉文化中见于长江下游的凌家滩文化、良渚-崧泽文化及海岱地区的大汶口-龙山文化，其中舌形钺流行于前者，长条形流行于后者。而晋南与太行山南麓并无玉器传统，这些玉石器很可能是由这两个区域传入。太行山南麓舌形钺偏短与良渚文化相似度极高，当是后者传入，结合陶寺所见厨刀等良渚因素，推测良渚文化北上入晋南应途经太行山南麓。陶寺舌形钺偏长，既有舌形特征又有长条形的特点，显然是良渚文化与大汶口文化在此融合的结果。需要说明的是齿刃钺不见于晋南，却与晋南关系密切，虽在西朱封大墓有类似发现，但非海岱传入。陶寺所见红山文化的玉梳，也是齿刃，只是齿的数量较多，结合清凉寺、陶寺部分钺侧身“V”形切割，说明制作齿刃的技术已经较为成熟，如若将齿刃或“V”形切割置于钺刃，那么齿刃钺当形成。遗憾的是目前在晋南未出现齿刃钺，而出现于太行山南麓及海岱地区，可能是制作技术传入并创新而成，就如扁腹罐、扁口单耳壶的形成一样。而且这种齿刃钺在二里头文化时期频繁出现，商青铜器铭文中亦可发现相似形态，表明其承载着极为深刻的社会文化及宗教意义。上述可见太行山南麓与晋南当存在多个层面、多个内容的互动交流。

三、晋南与太行山南麓的交流通道

地理交通的可行性是区域间文化互动的基础，晋南与太行山南麓间虽有太行、王屋两山相隔，但山脉间形成的自然通道为相互交流提供了重要条件。据《读史方舆纪要》转引晋代郭缘生撰的《述征记》：“太行首始河内，北至幽州，凡百岭，连亘十二州之界有八陉：第一轵关陉，第二太行陉，第三白陉，第四滏口陉，第五井陉，第六飞狐陉，第七蒲阴陉，第八军都陉”。其中轵关陉、太行陉及白陉三陉应是晋南与太行山南麓交往的主要通道，此外，部分小道及河流也具有一定的作用。

一

轵关陉道

轵关陉道的战略地位在先秦时期就已显现。如《战国策·赵策二》中苏秦说赵王曰：“秦下轵道则南阳动”，太行山南麓便是当时的南阳地区。田建文先生认为该道从来就是山西绛州至济源（从绛州到曲沃、翼城后，经绛县的大交镇、南樊镇、古绛镇、横水镇到垣曲、济源），而后到达洛阳的必经之路。高江涛先生结合文献与考古资料对“轵关陉道”进行了系统考察，认为该道早在史前就已存在，是洛阳盆地北渡黄河，经轵关陉，翻太行山而至晋南的一条重要通道。这些认识无疑是正确的。由上文分析可知，从陶寺、周家庄、东关等遗址所见5类17种太行山南麓因素，太行山南麓所见6类11种晋西南因素，当是经过这条道路交流的结果。其间虽受到晋西南当地传统的层层抵制，呈现出由东南向西北太行山南麓因素不断消减的趋势，但两地的互动是客观存在的。作为轵关陉道重要节点的垣曲盆地，被陶寺中、晚期文化与太行山南麓龙山晚期遗存交替占领，是二者互动频繁的最前沿。其间不排除一些岔道与小道的存在，如由垣曲盆地南下洛阳盆地、沿黄河北岸入太行山南麓的可能性。需要指出的是，陶寺扁壶、矮领肥足鬲、折肩壶、陶铃等却不见于垣曲盆地，但在太行山南麓沁河两岸的庙街、西金城等遗址均有发现，可见未经过轵关陉道。可能是由绛县东到沁河、沿沁河河谷入太行山南麓。据文献记载及相关研究，春秋时期晋入南阳、战国韩魏往来多经此道（图五）。

图五 古道示意图

1.东杨村 2.留庄 3.李固 4.大司马 5.许村 6.庙街 7.苗店 8.西金城 9.西后津 10.桥沟 11.义井 12.禹寺 13.东石寺 14.保安庄 15.徐堡 16.圪垱坡 17.邵原 18.陶寺 19.周家庄 20.东关 21.小神 22.下町 23.西河

二

太行陉道及白陉道

太行陉道又被称为太行坂道、丹陉。该道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存在，如《战国策》范睢曰：“北断太行之道，则上党之师不下”。严耕望先生考证太行陉“盖由河内（今沁阳）循丹水而上，至白水交之北，大道取白水河谷至天井关，达高都故城（今晋城东北）”“又由白水交仍循丹谷，称为（天井）关之东谷，亦至晋城，但非大道”。即由沁阳北上，沿丹河河谷到达晋城。

白陉被晋代郭缘生称作第三陉，据《读史方舆纪要》载：“白陉位于县（即辉县）西五十里，连怀庆府界。”《元和郡县图志》《嘉庆重修一统志》等文献也有相关记载。严耕望考证白鹿山与白陉甚近，陵川县南（或东南）八十里有五度关，接辉县界，县南六十里有永和关，接修武界，或许与古白陉相近。总之，太行陉、白陉是太行山南麓进入晋东南的重要通道。

早在仰韶晚期晋东南长治小神、阳城西河等遗址就见有网格纹、三角纹、平行线纹、蝶须纹、逗点纹及“山”字纹等秦王寨文化、大司空文化的彩陶纹样，而太行山南麓正是这两支文化的分布区。龙山晚期长治小神、沁阳南涅水及泽州下町等遗址的双腹盆、小口高领瓮、圈足盘、贯耳器盖等皆可在太行山南麓找到原型。同样，孟庄所见双鋬鬲与晋中北老虎山文化游邀类型趋同，这些交流当以此两陉为通道（图五）。

四、互动交流差异产生的原因

太行山南麓与晋西南交往的范围或密切程度要远高于晋东南，除考古工作薄弱的客观原因外，可能与文化的盛衰、交流通道、沿线资源等有关。

一

文化的盛衰

晋西南与太行山南麓这一盛一衰，一前一后，必定会受到彼此影响。龙山晚期前段，晋西南大部属于陶寺中期文化统辖，并对周边文化进行渗透。后期大城、大墓被毁，走向没落衰落，蜗居在临汾盆地。此时，王湾三期文化、后岗二期文化向晋南强势扩张，占领垣曲盆地。晋东南在龙山晚期受陶寺中期文化东扩、老虎山文化南下、后岗二期文化北上影响较为明显，呈现出多种文化因素共存的局面，在本地不见强势文化，更多的是接受周边文化的影响。

二

交流通道

轵关陉道路程虽长，但道路宽阔，可以通车，为人员的流动、沿线聚落的发展与集聚提供必要的条件。而且绛县还可东接沁水沿河谷南下，为两地的交往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太行陉、白陉虽路程较近，其中太行陉穿越丹水谷地之间，其道路最为崎岖险要段、形似羊肠又称“羊肠坂道”。该道的艰险在文献中多有记载，如《国语·齐语》载：“桓公悬车束马箭太行”，《战国策》中载：“诀羊肠之险，塞太行之口”。白陉文献记载不多，其地理位置不利于交通往来，如八径中的大多关陉附近都是河谷狭口，而白陉只是盘旋在山峰中的崎岖小道，交通往来十分不便，打仗用兵经常绕道而行。关于太行陉、白陉两道路途的艰险李零先生通过实地考察，也得出了同样的观点。反映在考古材料方面，则是太行山南麓与晋西南间不仅在陶器方面互动颇多，还存在技术乃至礼仪方面的交流，而晋东南仅有为数不多的陶器受其影响。所以，太行山南麓与晋西南互见因素远高于晋东南，当与较为开阔的轵关陉道或沁河河谷易于通行，太行陉与白陉道的崎岖、交通不畅有莫大关系。

三

沿线资源

晋南运城盆地南部有古代中原最重要的产盐地——盐湖（又称河东盐池、解池），盐湖南部的中条山是我国重要的铜矿产区之一。盐是身体之必需，尤其是农业发展到一定程度，谷物类食物食用比重较高，盐的摄入量远低于狩猎为主时期从动物血液中获取的量，难以满足身体需求，为了生存就需要找寻可食用盐，此时，盐就成了生存资源。铜矿资源是制作青铜器的原料，对于彰显自身地位，强化统治秩序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龙山晚期，太行山南麓与晋西南的交往密切可能与这些资源有关。如芮城清凉寺扼守交通要道，作为当时的大盐商聚落，贩卖食盐获得精美玉器。同样陶寺中期是中原周边最为强大的集团，理所应当从盐池获利。那么，太行山南麓与晋西南互动交流由东南向西北（陶寺腹地）越来越少，当是防止前者掠夺盐业资源的层层堵截。到了东关“龙山晚期”伴随着陶寺的没落，太行山南麓形成了以原城为中心的文化高地，为了获取盐、铜等资源占领了垣曲盆地，其间不排除发生战争的可能。二里头文化时期，二里头文化拓展至运城盆地形成东下冯类型，不仅为获取盐池之盐，还控制垣曲盆地的铜、锡、铅等矿产资源。到了二里岗时期，更是在东下冯、垣曲建立了城堡，强化了资源控制。

五、结语

李伯谦先生曾指出开展考古学文化互动关系研究，实际上就是通过考古发现的遗迹、遗物乃至遗迹现象探讨当时人们共同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对龙山晚期晋南与太行山南麓之间互动关系的讨论正是为了了解两地人员往来的内容、路线及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信息。所以，通过上述分析可得以下四个方面的认识。

1.太行山南麓与晋西南互动范围更广、交流密切，不仅有普通民众在日常所用炊器、盛器、储器、食器、水器方面的互动，还有社会上层在礼仪、祭祀等具有政治、宗教方面深层次的互动。其间可能还伴随着陶工的流动、制陶及制石、冶铜技术的传播。与晋东南仅涉及日常生活层面且不平等的交流形成鲜明对比。

2.造成不同区域间互动差异的原因当与人们共同体创造文化的盛衰、道路的便捷、沿线资源等方面有关。龙山晚期，太行山南麓与晋西南的社会复杂化程度较高，在偏早阶段晋西南更为强盛，分布范围达黄河北岸。偏晚阶段走向没落，而太行山南麓却强势反弹，从东关龙山文化性质的变化表明当时文化格局发生了明显转变。在这强弱分明的阶段，两地可借助相对宽阔的轵关陉道和沁河河谷进行文化交流与人员往来，并在资源富饶的晋西南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最终垣曲盆地被后者占领。而晋东南却是在两者及周边文化影响下形成的文化混合体，资源相对匮乏，且太行陉及白陉道路崎岖，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区域间的互动。

3.太行山南麓与晋南的双向互动是当时文化交流的缩影。龙山早期，海岱大汶口文化西进、良渚文化北上、红山文化南下，处于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的陶寺早期吸收这些优秀成果进入最为强盛的阶段。龙山晚期，老虎山文化南下、龙山文化西进、客省庄二期文化东传。太行山南麓与晋南始终位于这些文化互动的节点，所见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特点的玉石器表现出纵向上的美好记忆与传承意愿，各种文化的代表性陶器在两地互动的过程中表现出横向的传播与融合，两者的差异是满足不同阶层的需要，对于认识互动交流推动中国早期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启发意义。

4.区域间的互动交流当对后世有深远影响。首先，陶寺陶铃传至太行山南麓及豫中地区，经新砦期延续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大放异彩，随着玉石钺、玉锛、卜骨等礼仪性器物的本土化、冶铜技术的传播，促进了三代礼乐制度的形成，维护了特权阶层的统治。其次，龙山晚期的互动推动了对晋西南盐、铜资源的开发利用，为二里头时期建立广域王权国家提供资源基础，以至于二里头文化北上渗透晋西南，二里岗时期建立城址强化控制。同时还在太行山南麓建立焦作府城这座早商城邑，不仅是为了拱卫国都、控制资源，还当具备将晋西南资源运往郑州商城的枢纽功能，从而维持王朝的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