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面临着首都建设工程中文物保护任务急迫与专业力量匮乏的矛盾。在夏鼐等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北京市考古机构和专业队伍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起来。新中国初期的北京考古成果为探索城市历史和构建考古学文化谱系奠定了基础。然而，由于鲜有资料公布，很多重要的人物、事件及考古成果，已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通过对档案史料和《夏鼐日记》的整理研究，可以深入了解夏鼐作为新中国考古的开拓者、奠基者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在北京考古事业的起步期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他多次参与政府部门文物保护工作的顶层规划和决策，还亲自领导了北京的重要考古发掘，并为北京市考古事业培养了诸多优秀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首都建设大规模开始，地下文物时有发现，城市建设中的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迫在眉睫。夏鼐关心北京的城市考古和文物保护，多次参与了新中国北京文物保护工作的政府决策和重要考古发掘，指导和培养了一批杰出的考古人才，是北京考古事业发展的重要引路人。

一、参与新中国北京文物考古工作的重要决策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多次召开专家座谈会。1951年，夏鼐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他先后两次出席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召开的文物工作会议。一次是4月3日，会议议题是关于组织北京东郊高碑店汉墓的考古发掘；另一次是7月20日，会议主旨是就新成立的北京市文物调查组如何开展文物保护工作听取各方意见。

高碑店汉墓考古是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第一项正式的科学考古工作，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文化部文物局（下称“文物局”）共同组织。1951年3月31日，吴晗、王冶秋和傅振伦到东郊高碑店南岗现场勘察之前发现的汉墓。4月3日，北京市人民政府邀请在京考古学者商谈汉墓发掘事宜。《夏鼐日记》也记录了这次会议：“午后，赴市政府出席市郊汉墓座谈会，由吴晗副市长召集，文物局答应负责发掘。”高碑店汉墓考古队由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裴文中领导，于4月11—25日发掘两座大型汉代砖室墓。文物局罗福颐，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阎文儒、宿白、刘慧达、周桂五和历史博物馆傅振伦、李静昭、杨文等人参与发掘。裴文中、傅振伦和宿白参加过1950年文化部组织的雁北文物勘查团，有调查和发掘汉墓的经验。同年6月，考古队又发掘了北郊的清河汉墓。

京郊汉墓发掘后，在北京历史博物馆举办了出土文物展览。1951年7月13日，夏鼐结束河南的考古工作回京。7月29日，他参观了“北京近郊出土文物展览会”，并对考古发现给予了高度评价：“上午赴历史博物馆参观。‘北京近郊出土文物展览会’，计清河镇朱房村二墓，高碑店二墓，皆为后汉时代，有陶俑、陶屋、井亭、耳杯、五铢钱（高碑店有新莽货泉等），颇为不恶。尤以三层陶屋，殊为罕见。陶盘周沿列布人物，为前所未见。”

京郊汉墓考古实证了北京的城市历史，也揭示了汉文化的统一性。郑振铎撰文写道：“陶俑是用模子印制的，有点像四川彭山县出土的汉俑。这又可证明，在汉代，北京附近曾经也是人烟稠密的一个城市，那时所流行的艺术作风，和四川、中原是很相同的。”宿白和杨鸿也先后撰文讨论了清河汉墓与河北望都汉墓在墓室结构和出土文物方面的相似之处。

为更好地贯彻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文物保护的法令法规，1951年7月15日，北京市成立了文物调查组（简称“文物组”），设在北京市文化教育委员会之下，专门负责文物保护工作。

1951年7月20日，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主持召开了有关部门领导和专家学者参加的文物座谈会，为新成立的文物调查组下一步工作出谋划策。郑振铎指出：“目前我们所做的只是抢救文物，还谈不到有计划地、主动地调查与发掘文物……我们目前第一步要研究如何抢救文物。第二步是开展览会，提高群众对文物的知识。第三步才谈得到成立博物馆。因此，北京市做模范，以供其他各省市的借鉴，是有重大意义的。”郑振铎认为，首要工作是“抢救文物”，这与当时北京面临的新型现代化城市建设任务有关。1949年12月3日，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和华北局报告了首批苏联市政专家团技术援助工作的成果，专家提出改善北京市政的建议包括“北京市的电力供应”“水的供应”“河湖用水”“下水道和城市清洁”“保健事业”“城市交通”“建筑”等七个方面问题。市政建设的方方面面都涉及到历史建筑和地下文物的保护。郑振铎的发言从思想层面解决了北京市文物工作的方向问题，他提出的抢救文物、开展览会和成立博物馆“三大任务”，成为文物组日后的重点工作。

夏鼐也参加了座谈会，并在当天的日记中记录了此次参会经历。相比于郑振铎的思想性，夏鼐更熟悉和擅长实际规划业务工作，之后对北京市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的扎实推进给予了更为具体的指导，使得北京考古能够在较高的起点上起步。

1951年的这两次会议对北京市文物考古事业发展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夏鼐等专家学者参与人民政府文物保护决策，也彰显了各级领导对城市建设中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

二、指导北京城市考古和文物保护

1985年，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在北京召开，年会的主要课题是“中国古代的都市”。夏鼐说：“为什么在北京召开的年会要挑选这个课题呢？这首先因为北京是辽、金、元、明、清五朝的国都。‘都城’是都市制度的最高形式。北京市在全国各古都中，也是保存得最完整的……这个课题的研究，也是有现实意义的。”

北京的城市考古也是在夏鼐的悉心指导下开展的。1952年3月，北京市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规划建设陶然亭公园。从4月至7月，共动员6000多群众清挖苇塘，挖土26万立方米。施工中不断有文物出土。1952年4月2日，文物组周耿去陶然亭勘查卫生工程局施工挖出的陶器，发现有战国时的陶井圈和陶罐，并了解到这一带挖护城河时曾出土过小铜鼎等物。6月1日，夏鼐“偕王木天、苏秉琦、王伯洪三君赴城南陶然亭调查”，他说：“由虎坊桥下车步行至陶然亭，这是我第一次来此，吊香冢及鹦鹉冢，其西尚有赛金花之墓。所出古物，有战国之鱼骨盆残片，战国末至汉初之绳纹陶片、汉代红胎银釉之陶鼎及陶壶残片（后者有博山炉式之盖），辽代建筑上的泥塑人兽，又有瓦井阑多件。闻井中的陶器残片颇多。”

1952年６月16日，文物组周耿、崔连顺、李会生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阎文儒、刘惠达在黑龙潭开始发掘。6月22日，夏鼐再次赴陶然亭考古工地，他在日记中写道：“午后偕苏秉琦君至先农坛后身，观以（已）做下水道所发现之汉墓、汉井圈、辽金墓葬及烧窑。遇及周耿君，略告以发掘记录方法。”夏鼐的指导对文物组年轻人学习发掘方法、认识地层关系和判断遗迹年代都起到了关键作用。6月24日至25日，考古队“继续发掘黑龙潭出宋磁的地方，遵照夏鼐的意见，大开平面，发现不少的各种宋磁残片，并有碳末、碎人骨等”。陶然亭考古发现的遗迹内涵丰富，对研究北京城市历史，尤其是对于确定金中都东城垣位置至关重要。周耿在《金中都考》一文中写道：“去年四月，在陶然亭浚湖工程中，在陶然亭正北毘西，发现一金代建筑遗址，遗址上有许多沟纹砖、瓦制蹲兽和迦罗频伽、大定钱、贞佑（祐）三年款‘万户所印’一颗等，稍东又发现许多石球，此种石球在蝎子门、雷震口一带土城常有出土，为宋辽金时代流行的石炮炮弹……陶然亭东先农坛后身又发现已被破坏的金代墓葬群的墓底，一般情况，墓葬多在城外；中都城东垣当在直贯陶然亭南北一线不远矣。”

1952年11月12日上午，夏鼐接到周耿的电话，得知文物组在陶然亭公园以西的姚家井发现唐代壁画墓，“嘱前往襄助”。当天下午，他便和苏秉琦赶往发掘现场。唐信州刺史薛氏墓的发现，可以推断唐幽州城的南城垣应在姚家井以北的东西一线。

1964年至1974年，徐苹芳带队陆续对金中都和元大都开展了考古勘探和发掘。《夏鼐日记》中多次记录与徐苹芳商谈元大都和“辽金故城”的勘探计划，听取元大都考古发掘工作进展等。元大都考古，是古今重叠型城市开展考古研究和遗址保护的探索和实践，对历史时期的城市考古工作具有启示意义。

夏鼐还特别重视城市考古中的遗址保护。1965年9月20日，夏鼐陪同吴晗到元大都后英房遗址发掘工地参观时，建议加以保护，以备参观。10月16日，北京市文化局上报市政府请示，提出“保护现场的必要性不大”，建议“将它用土原封掩埋，略加标志”。夏鼐后来回忆起深感惋惜：“这是一座保存比较良好的元代民房遗址，我建议加以保存，可以作为一个现场博物馆。他（吴晗）同意了，还吩咐在场的市文化局的一个同志作计划及预算。”

三、领导北京明代陵墓的考古与研究

1.董四墓村明墓考古发掘

1951年7月，在北京西郊董四墓村施工中发现明代大墓。7月20日，吴晗在文物座谈会上谈到了西郊明墓的发现。7月21日上午，夏鼐到文物局，“参观西郊出土之明代王妃墓中金银首饰，有宣德、成化等年号”。之后，夏鼐亲自部署和指导了董四墓村明墓的考古工作。1951年8月29日至11月20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董四墓村明墓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工作，发掘了明熹宗三妃合葬墓（M1）和明神宗七嫔合葬墓（M2），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

《夏鼐日记》中先后11次提及董四墓村明墓工作进展。1951年8月11日，夏鼐前往现场调查。28日，夏鼐亲自带队做发掘准备工作，布置工作大纲。由于墓室积水，文物大多已散乱，且正处于炎热多雨的季节，发掘工作条件艰苦。发掘期间，夏鼐多次赴现场指导，亲自审阅考古队的田野记录。《安志敏日记》更为详尽地记录了夏鼐在考古发掘和整理简报中的具体指导。

董四墓村明墓是最早揭示出明代皇室贵族陵墓的实例。与明定陵不同的是，董四墓村明墓是大揭顶式发掘，玄宫顶部结构一目了然，为研究明代皇陵建筑结构提供了重要参考。

2.明定陵考古与研究

1958年12月31日，夏鼐在日记中简要回顾了即将过去的一年。“1958年今天告终”“但就自己而言，今年都是不幸的一年，溃疡病越来越厉害，自从去年12月29日呕吐之后，今年一共呕吐了21次之多”“田野工作方面，5月20—31日参加定陵发掘”。寥寥数笔，记录了明定陵发掘的艰辛。

主持定陵发掘期间，夏鼐发现其复杂情况与埃及Hetepheres（海泰斐丽丝）之墓非常相似。“1958年5月15日，上午由朱欣陶主任召开小组会，有赵其昌、白万玉、马科长等参加，谈今后工作，下午阅Reisner & Smith, Tomb of Hetepheres（赖斯纳、史密斯：《海泰斐丽丝的陵墓》），以其复杂情况，与定陵棺室中殊相类似也。”1925年发掘的胡夫之母Hetepheres（海泰斐丽丝）之墓多次出现在夏鼐的日记中。1938年２月，夏鼐在埃及发掘期间参观了埃及博物馆，他赞叹道：“Hetepheres (海泰斐丽丝）墓出土之物，就其对于智识方面之贡献而论，远胜于Tutankhamen（图坦哈蒙）墓出土之物，坐舆，床，手环匣，帐架及石椁，Canopic box（卡诺帕斯箱），gold, bronze and flint implements（金、青铜和燧石用具），皆极精妙。”他还赴金字塔，“周览Reisner（赖斯纳）的发掘，在大金字塔之东。Hetepheres (海泰斐丽丝）墓，仅余深暗之墓穴，不能进去”。

夏鼐多次讲述发掘记录的方法，强调发掘记录的重要性。他说：“考古发掘的科学性，一方面依靠发掘方法，另一方面依靠记录工作。”1941年2月21日，夏鼐留学回国途经昆明，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演讲时，就以1925年发掘的胡夫之母Hetepheres（海泰斐丽丝）之墓为例，讲授田野发掘记录，并赞叹“此项工作确为发掘史中之一杰作也”。他说：“发掘记录，有时极为复杂。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Reisner在埃及大金字塔畔发现此塔建造者Cheops(Khufu)王之母后陵墓。此陵中放置殉葬品之室，面积不大，各物堆叠，无一定次序，且以木质已腐，故极混乱，不易分别，氏与其助手以三百零五日之工作，记载簿用去一千七百零一张，摄有照片一千零五十七纸，始得竣事。”

定陵发掘过程中，夏鼐亲自审阅发掘记录。赵其昌说：“当时每天的记录文字甚多，不下万言，均送夏师过目。每当深夜我们结束工作后，他还不能休息，常审阅记录材料通宵达旦。他审阅记录材料十分认真，时常在记录本上圈圈点点，提出问题，不能尽意时就夹上几张写满密密麻麻文字的纸条。夏师曾经不止一次地告诫我，‘原始记录是基础，对今后的研究工作十分重要，必须详尽、准确，否则无法弥补。’”

1958年5月，开始清理万历帝后棺内文物，随葬品种类繁多，数量大，空气潮湿，腐朽严重。夏鼐派刘观民和黄展岳支援，并带病住进临时工棚，在现场指导工作，亲自操作。5月28日的《夏鼐日记》中写道：“晚间8时又下地宫工作，为明天的工作做准备，做成一可悬空的站凳，以便站在棺中清理。”赵其昌回忆说：“当清理到随葬品中皇帝的冕、皮弁等时，由于实物腐朽叠压严重，形制难辨，清理难度很大，特请夏师担此重任。糟糕的是腐朽的冠冕四周布满了其他器物，不易接近。于是，在棺口上搭起了木架，架上再铺木板，人要趴在木板上，头向下操作。夏师趴在木板上，整整用了四天四夜的时间，把冕和皮弁的形制、结构、尺寸、色泽，以及串珠的系结式样、数量等，一一清楚地记录下来，还绘制了草图，为以后的复制工作提供重要的依据。”

如果没有这样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和专业素养，定陵的考古报告是无法在搁置20年后完成写作出版的。

1941年，夏鼐留学回国在演讲中说：“普通考古学家，认为撰述田野工作报告即专门论文，以为尽责。但亦有进一步而作综合研究工作者。”夏鼐就是后者。从《夏鼐日记》的记录看，定陵发掘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相关文献，有《明实录》《明史·舆服志》《明会典》《帝陵图说》（梁份著）《宋元明经济史稿》（李剑农著）《中国明器图录》（郑德坤著）《明靖难史事考证稿》（王崇武著）《张居正大传》（朱东润著）TheArtsof the Ming Dynasty（《明代的艺术》）等，并整理《明代冠服图式》残本（见表一）。

在夏鼐的言传身教之下，赵其昌和刘精义养成了研读文献和做卡片的习惯。吴梦麟回忆说：“《帝陵图说》一书是赵其昌最早发现的，他跑了多家图书馆，终于不负有心人，发现了该书的目录，迅速致函南京图书馆，请求为长陵发掘委员会抄录一份。此书从未有过刻本传世，极其珍贵。”刘精义在定陵发掘期间查阅了大量文献，“北图藏的明人集部中就查看过了300多余种，其中多为明嘉靖、万历、天启、崇祯朝的刊刻本”。

夏鼐重视考古报告的及时发表，他说：“发掘报告的编纂，是每一个发掘工作的最后一环节。只有发掘报告写成后，负责发掘的人才可算是完成了他的工作。”1958年6月到1959年6月，夏鼐多次审阅修改赵其昌所写《定陵发掘简报》的稿子。这期间，夏鼐生病住院，赵其昌下放劳动，考古简报的整理和及时发表殊为不易。20年后，夏鼐克服重重困难，率队完成了考古报告的整理和出版。

明定陵是经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次有计划发掘的中国古代帝陵。定陵考古发掘工作备受关注，而技术上又相当复杂，自1955年12月7日至1959年3月19日，《夏鼐日记》中记录明定陵发掘有78次之多。夏鼐的大局观、责任心、渊博的学识和高超的发掘技术对定陵发掘起到了关键作用。徐苹芳说：“明定陵的考古发掘，在夏鼐的指导下，达到了中国田野考古的最高水平。”

四、结　语

施劲松和王齐在《夏鼐的学术与他的时代》一文中回顾了夏鼐对藁城台西铁刃铜钺和玉璿玑的研究，认为：“在科学精神的引领下，夏先生的思想意识里有一种深刻的文化自信，这使他能够如实地看待和衡量中国的考古发现和古代文明成就。”

1957年9月4日，夏鼐看到《文物参考资料》刊载赵正之等人在广安门南700米处发现战国和战国以前的遗迹报道，文中称：“文化层间夹有粗细绳纹陶片、碎绳纹砖、瓦砾、陶鬲腿、陶豆把和饕餮纹的残半瓦当（存1/2）等。”10月9日上午，夏鼐“偕苏秉琦、王仲殊、徐苹芳三同志前往广安门外，查勘赵正之同志发现之遗址，证明并无战国文化层”。1963年第3期《考古》刊发了《北京西郊白云观遗址》一文，苏天钧在文中引用了《文物参考资料》的报道，细心的读者会发现编辑在文末注释中加了“编者按”：“根据我所的几位同志前往现场观察所得的结论，椿树馆附近发现的饕餮纹瓦当，系出自辽金时代的堆积层中，出瓦当的地方，并无战国时代堆积层。”这则时隔数年的“编者按”让我们领会到夏鼐严谨的科学精神，也感受到他对北京城市考古的深切关注。

夏鼐从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实践等各方面都给北京的文物保护留下了丰厚遗产。他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深沉笃定的文化自信对北京考古产生的影响经久不衰，将感染和指引着一代又一代考古人上下求索。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市文物局立项课题“首都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考古信息再脉络化举要”项目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白岩，首都博物馆

原文刊于《北方文物》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