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认为，武王伐纣的历史变革是一次带来了深远负面后果的事件。他们的看法认为，这场变革标志着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自从夏朝的统治被推翻，汤借助战争推翻了夏朝建立了商朝。按照这种说法，商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通过暴力手段夺取政权的朝代，标志着枪杆子掌控政权的开始。随后的武王则效仿这一模式，建立了周朝。从而，殷周时期便确立了通过暴力更替政权的先例，王国维曾提出过类似的看法：中国政治与文化的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周朝建立后，强化了中央集权，确立了胜者通吃的规则。这种以暴力推翻暴力的做法，不仅让当时的有识之士感到不满，也为后来的历史埋下了隐患。周朝的以暴易暴不仅带来了统治者的更替，也为后世朝代之间暴力政权更迭的传统奠定了基础。每一个朝代的交替，都像是一个连绵不断的波澜，朝代的更替成了历史的常态。城头变幻大王旗，波澜壮阔却难以言喻。 然而，也有不同的观点，认为汤武革命是中国历史中空前绝后的正义象征，是传统中国人权与义务精神的集中体现。在人民生活艰难、苦不堪言的时刻，人民应当拥有天然的权利和义务站出来，推翻腐朽的政治结构，建立更有利于民众的政权。汤武革命在中国人心中有着崇高的地位，《易经》中更是以微言大义深刻表达了汤武革命，顺应天命，符合人心。这场革命被视为符合天命的真谛和人心的自然倾向，体现了天命所归的历史大义，其重要性难以言表。

归根结底，问题并不在于是否进行革命，而在于革命的目的和内容。如果社会真的需要变革，当然应该采取革命性的手段，但这场变革的最终目标应当是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进步、建设更加自由、平等、文明的社会，而不仅仅是为了政权更替。若只是为了打破一个政权而推翻另一个政权，而不去解构深层的社会问题，那么这样的革命便成了虚伪的革命，甚至可能沦为反革命。回顾历史，汤武革命显然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真正革命，它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实现政权的交替。在这样的革命中，人民的福祉并没有真正得到改善，所谓的革命对人民而言也没有实际意义。对于这种以暴力为核心的革命，我们不妨保持一种反感甚至是愤慨的态度，拒绝它的重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放弃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李劼在《商周春秋》自序中对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这或许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汤武革命的实质。 李劼指出，王国维曾断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这一论断不单是历史学家的独到见解，更指向了历史进程中的一场根本性变革。王国维认为，尽管许多学者将秦始皇的统一视为中国历史最为深远的变革，但他认为真正的转折点应是殷周之际。他提到了东方与西土在地理和文化上的差异，并认为这种差异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从五帝时代开始，政治和文化逐渐由东方向西方发展，而周朝正是唯一从西土崛起的朝代。 王国维进一步指出：自殷以前，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故当夏后之世，而殷之王亥，王恒，累世称王。汤末放桀之时，亦已称王。当商之末，有周之文武亦称王。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这表明，在周朝之前，中国的政治体系仍具有某种回归禅让的可能性，而周朝一统天下后，这种可能性便被彻底消除，君臣关系变得确定无疑。周朝之后，整个政治体系彻底固化，诸侯不再是名义上的盟主，而成了实质上的臣子。王国维的这一观点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具有巨大的深远意义。 由此可见，汤武革命本身并非问题的根源，问题在于这场革命带来的变革结果。显然，汤武革命推动的并非民主自由，而是专制集权的加强。因此，现代中国人应当与这种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划清界限，拒绝这种非理性的历史轮回。真正的革命应该着眼于社会的进步与人民的福祉，而不是为了政权更替而不断重复历史的错误。 从大禹开始，社会的公共权力便转化为私产，而国家也由此变成了家国，成为一种窃国大盗的赃物。几千年的所谓革命不过是为了抢夺这一赃物。汤武革命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显得尤为不义。今天，当我们回望历史，理应归还物归原主，摒弃这一历史遗留的恶果。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与汤武革命的根本区别，也正是在于此。现代中国的革命，应该是追求自由与平等的革命，而不是为了政权更替而不断制造暴力和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