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延安，曾是中国抗战胜利后中央政府的所在地。从1937年1月到1947年3月，延安见证了中华民族的抗日英雄事迹，成为了中国革命的重要象征。然而，1947年3月13日，蒋介石指挥胡宗南带领23万大军，发起了对陕北的进攻，中央政府不得不在3月18日主动撤离延安，尽管如此，中央依旧坚持在陕北一带继续转战。直到1948年3月23日，中央才最终离开了陕北，越过黄河，向华北进军。这个过程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重要一章。 但有一段历史鲜为人知，那就是1946年春，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央曾有过从延安迁往江苏淮阴的计划。早在1945年8月26日，毛主席在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前的一次领导层会议上，就曾讨论过抗日战争胜利后延安的重要性。他指出，延安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这里是抗日的指挥中心，其次，因为蒋介石暂时还在重庆，延安才得以成为国家政治的重心。但如果蒋介石回到南京，延安的战略意义将大大减弱。毛主席的观点非常明确，迁移并不是轻易的决定。随后，从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到各种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中央南迁淮阴（清江浦）的提议也逐渐成为可能。

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签订了停战协定。紧接着，1月10日至31日，重庆举行了包括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以及社会贤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协议，主要涉及政府改组、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协议否定了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推动了中国走向和平与民主的建设。会议结束后，2月1日，中央发布了《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对政治协商会议的成果表示肯定，并作出了中国将进入和平民主建设新阶段的乐观预判。 延安方面则是从心底希望推动国内和平，力图争取有利于人民的和平发展道路。中央领导是真心实意地希望通过政治协商会议落实这些协议，并付诸实践。于是，中央南迁的计划逐渐成为了话题。1月28日，周恩来从重庆飞回延安，向中央汇报政协协议的内容时，提到将来中央可能参与国民政府，甚至可能将政府工作重心搬到国民政府所在地。2月2日，刘少奇在书记处讨论如何执行政协协议时，也提出了中央可能搬迁到华中地区的建议，并提醒大家，这一决策将涉及到党和政府未来的战略部署。朱德也在同一会议上表达了类似的意见。接下来，2月6日，刘少奇再次在会议上强调，政府改组一旦确定，党中央很可能会考虑搬到更靠近国民政府的地方，这样可以避免与国民党发生直接对抗。

当时，担任苏皖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主席的李一氓回忆说：我曾经收到过来自华中局的通知，称中央准备从延安迁往淮阴。我负责找一个合适的地点，建立中央总部。那时候，我设想的总部应该是砖木结构的平房，地势要高，以避免水患。李一氓和少数同志曾到淮阴城外走访过几次，寻找合适的地点。 1946年3月12日至25日，民主同盟秘书长梁漱溟访问延安，并与毛主席进行了多次面谈。在他1950年至1951年所写的回忆录《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中，梁漱溟提到，毛主席曾告诉他：中央准备将政府搬到清江浦，我也准备参与国民政府的工作，担任委员，在南京和清江浦之间来回跑。同一时期，周恩来也曾在重庆与民主同盟的常委陶行知以及政治协商会议的联络秘书蒋匀田提到，中央即将南迁的计划。蒋匀田在他后来撰写的《中国近代史转捩点》中，也重点提到了这一问题。

然而，随着蒋介石背弃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大举进攻解放区，中央很快就改变了对和平民主新阶段的乐观判断。到了7月，毛主席在会议上总结了这一事件的经验教训，决定取消南迁淮阴的计划。南迁计划的提出和取消，展现了延安方面为和平所做的努力与真诚，这远非某些人所认为的仅仅是策略手段。就连蒋介石当年追随者、参加伪国大的民主社会党成员蒋匀田，在其《中国近代史转捩点》一书中也提到：这一事件充分证明了中共希望通过和平手段组成联合政府，盼望与民盟联手制衡国民党，推动中国民主进程的诚意。 1956年9月15日，刘少奇在八大报告中曾回顾道：早在抗日战争初期，我们党便曾与国民党签订过联合抗日的协议。尤其是抗日战争结束后，我们党多次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旨在避免内战，并力图通过和平途径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1946年，我们与多个民主党派曾与国民党达成和平建国协议。中央准备南迁淮阴（清江浦）的决策，正是党履行政协协议的一项真诚表现。

然而，国民党无视全国人民对和平的期望，毫不犹豫地挑起了内战。结果，仅仅四年的时间，国民党便遭遇了覆灭，正应了那句古话：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