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历史记录更是种类繁多，丰富至极，几乎可以用“浩如烟海”来形容。二十四史作为最具代表性的史学著作之一，是我们了解中国历史的必备读物。然而，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些庞大且复杂的史书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若不是专业的历史学者，恐怕难以完成一遍通读。 更何况，二十四史不仅篇幅庞大，而且采用的是“纪传体”的写作方式，所谓纪传体，就是通过一位位历史人物的传记来记述历史。这样写的优点是能让我们对人物的生平有更深入的了解，但对历史事件的具体过程却往往显得模糊不清，易使人产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误解。因此，虽能知人物之事，往往忽视了历史发展的全貌。 幸运的是，除了这浩如烟海的二十四史之外，还有一部历史著作，它堪称简明扼要的中国历史通史，《资治通鉴》。这部书从周朝一直记载到宋朝，涵盖了中国历史上绝大部分的重大事件。它采用的是编年体写作方式，按年份记录各大事件，历史脉络一目了然，非常方便我们了解整体的历史发展。可以说，《资治通鉴》为我们普通人理解中国历史节省了不小的时间与精力。 读到这里，可能不少人都迫不及待地想要赞美一下编写这部史书的人。多么伟大的历史学家啊！他不仅保留了中国珍贵的历史记载，还为现代人节省了宝贵的时间资源，简直值得我们深深感谢。 不过，在你见到他时，千万不要这样夸奖他。你可能会觉得自己是在拍马屁，但却很可能拍到了马腿上。因为这位作者最不喜欢别人叫他“历史学家”，而且他自己也不认为自己是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他所自认的身份是政治家，而这位历史人物正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司马光砸缸”的主人公——司马光。 **为什么会有两部唐史** 在宋朝乃至整个中国的历史上，司马光无疑是一位顶尖的文人，后人对他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但在他自己和当时许多人的心中，司马光的身份远不止文人那么简单，他更是当时一流的政治家。司马光的政治生涯可以大致分为三段：第一段是年轻时身处宋朝士大夫阶层、前途光明的日子；第二段则是在与王安石的改革斗争中失利，避居洛阳，十几年来闭门写作；第三段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重返朝廷，成为重要的政治人物，全面主持朝政，废除王安石的新法。 在洛阳的这十五年，司马光几乎全身心投入到《资治通鉴》的编写工作中。而这本书的目的并非仅仅是一部史书，它实际上是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治理的经验和教训。因此，在史料的选择与写作角度上，司马光无时无刻不在传递自己关于治国理政的看法，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北宋士大夫对儒家思想的推崇。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文化的巅峰时期，除了诗词歌赋的繁荣外，程朱理学的兴起也让儒家思想再次走向巅峰。程朱理学的核心思想强调忠孝仁义，这种理念的形成，恰恰是因为五代十国时期的教训太过深刻——那个时代的混乱与动荡让每个宋朝人都清楚地意识到，恢复和弘扬儒家思想的紧迫性。 在这种背景下，冯道这个政治人物便成为了历史的焦点。冯道是宋朝政坛上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尽管有一部分人认为他为国家文化的保存和百姓的安宁做出了贡献，但更多的宋朝人却对他充满了厌恶，认为他是一个频繁背叛朝廷的“小人”。五代十国的历史教训就是在这种政权更替、弑父弑君的背叛中积淀下来的，正是这种混乱，让宋朝士大夫深刻反思并决定重建以忠孝仁义为核心的社会道德体系。 然而，在宋朝文人计划编纂一部史书时，他们却遇到了一个尴尬的问题——没有合适的史料可以使用。因为历史上，修史通常是由新朝朝廷编写前朝的史册，但五代十国的历史实在太短，仅仅五十年，根本不足以形成一部完整的史书。虽然他们本来希望能修订唐朝的历史，但唐朝的史书已经被后晋修订过了。问题是，宋朝人并不认同后晋的唐史，认为它完全没有体现儒家精神，既没有批判坏人，也没有褒扬好人。 于是，在已经有了《唐书》的情况下，宋朝的士大夫们仍决定重新编纂一部唐史，这样便出现了历史上一个奇特的现象：一个朝代竟然有两部官方的唐史。这两部史书后来被称为《旧唐书》和《新唐书》，因为内容上有所不同，所以便有了这样的区分。 **韬光养晦，司马光的历史书写**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的编写过程中，始终坚持着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和对政治的看法。这本书不仅仅是简单的史料堆砌，更是带有强烈道德色彩的政治教科书。在编写初期，司马光并未将其作为主要工作，他当时的精力更多集中在政治上。因为当时历史学的地位远不如经学，司马光更倾向于将精力投入到治理国家的事务中。

直到宋神宗在位期间，推行大规模的改革，任命王安石负责新法的实施。面对改革，司马光提出了激烈的反对意见，尤其是在王安石变法的许多方面，司马光始终坚持不同的看法。由于司马光名声极大，皇帝决定将他派往洛阳，名义上是让他编纂历史，实则是将他从朝廷中“打发”出去。这样一来，司马光便在洛阳开始了他的历史编纂工作，这一干便是整整十五年。 司马光在洛阳的日子并非安逸，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作为政治家的身份和理想。他写《资治通鉴》，不仅是为了编纂一部史书，更是为了给当时的统治者提供一种政治参考，帮助他们从历史中汲取经验与教训。最终，《资治通鉴》成为一部历史巨著，但对司马光而言，这不仅仅是史学成就，而是他对政治理想的表达。 **总结** 尽管司马光编写了《资治通鉴》这样一部伟大的历史作品，但他从未将自己视为历史学家。在他眼中，这部史书更多的是给统治者提供治国理政的参考，而非单纯的历史记载。这也正是历史的魅力所在——同一本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历史的理解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因此，我们在研究历史时，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必须深入思考其中的深层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