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为了加强成都军区的领导层,黄新廷和韦杰被任命为副司令员。在此之前,两人都曾在南京军事学院工作和学习。韦杰在抗美援朝前线归国后,被调任为南京军事学院的高级函授系主任,期间他既是学员,也是领导。他在军事学院工作了大约五年时间。
1957年,南京军事学院发生了重大变化。北京新成立了高等军事学院,专门培养高级军官,而南京军事学院的地位大幅下降。很多专业被分出去,主要负责培养中低级别干部。上级将一些人抽调到北京,其中包括陈伯钧、刘忠等人。韦杰也在其中,虽然他得到了调动,但他认为换个环境工作会更好。最终,老首长刘伯承推荐他前往成都军区担任副司令员。 至于黄新廷,他曾经是第一军的军长,退役后进入军事学院的政治系和战役系学习了三年。1957年,战役系的52位学员毕业后,大多数都面临重新分配的工作。黄新廷也不例外,最终被安排到成都军区担任副司令员。 在黄新廷和韦杰到达成都军区之前,军区的领导力量相对薄弱。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的主要精力放在地方事务上,军区的日常工作则由副政委郭林祥负责。1959年,郭林祥被提拔为大军区政委。在其他大军区,副司令和副政委通常有多位,但在成都军区,这两个职位的人数相对较少。1960年,贺炳炎因病去世,成都军区的司令员职位出现空缺。按照资历和职务来看,很多上将都有资格担任此职,甚至总政部曾推荐李天佑接替。然而,最终成都军区的领导并没有从外部空降,而是从副职中提拔。那么,为什么选择了黄新廷而非韦杰呢? 从资历来看,韦杰在土地革命时期便加入了党,且曾担任过师长,而黄新廷只担任过团长。抗战时期,黄新廷是旅长,韦杰则担任过军分区司令员和旅长等职务。解放战争期间,二人都曾担任过军长。1952年的职务评级中,他们都被评为正军级,并几乎同时进入成都军区工作。 上级选择黄新廷而非韦杰,并非因为其他人不合适,而是考虑到了山头问题。大西南地区的解放是由刘邓指挥的第二野战军和贺炳炎领导的十八兵团共同完成的。尽管十八兵团并非贺炳炎的老部队,但在西南解放后,贺炳炎调动了许多因病休养的干部到西南工作。 贺炳炎担任四川军区司令员,实际上代表了红二方面军和红二军团的山头。类似的情况,陕北红军有张达志,红25军有韩先楚,红1军团、红3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也都有代表。如果在贺炳炎之后换成其他山头的将领,那么红二军团就将失去大军区司令员的代表性,这就无法照顾到红二军团的利益,也违背了消除山头问题的初衷。因此,最终选择了黄新廷,而非李天佑或韦杰,更多是为了考虑到山头的平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