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底，一位82岁的日本学者森正孝的身影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这位静冈大学的前和平学讲师，用四十多年时间往返中日两国，记录日本侵华罪行真相。

在202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背景下，他接受采访时直言：“日本人只记得自己受到的伤害，反过来对自己做过的加害他人的事情不去记忆，这样的历史观有问题。”

而就在同年，日本部分教科书仍将卢沟桥事变描述为“日中两军发生武力冲突”，对侵略实质轻描淡写。这种历史认知的差距，成为横亘在中日之间一道深深的鸿沟。

森正孝的故事始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还是中学历史教师的他，发现日本文部省正在有计划地篡改日中关系史。“侵略”被改为“进入”，强制劳工变成了“劳务输入”，南京大屠杀和“三光”政策在教科书中消失无踪。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森正孝无法接受这种对历史的歪曲。毫无纪录片制作经验的他，决心从零开始学习，用影像记录历史真相。

经过八年努力，他完成了第一部纪录片《侵略——未被讲述的历史》，随后又制作了多部揭露日军细菌战等罪行的影片。

森正孝的努力遭到了日本右翼势力的疯狂反扑。他收到过深夜的骚扰电话、信封中夹藏的刀片，甚至是直接的死亡威胁。但在家人和伙伴们的支持下，他选择坚持为正义、为和平发声。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时，周总理宣布了一个让世界震惊的决定：中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

这个决定背后是怎样的考量？按照当时价格计算，中国战争损失高达620亿美元，而日本给东南亚国家的赔偿少的也有2亿美元。

周总理就此作了三点指示：共产党的肚量不能比蒋介石还小；放弃赔偿有利于使日本靠近我们；赔偿负担将落在日本人民头上。

这原本是中国政府的善意之举，但日本方面的理解却出现了偏差。

一些日本人认为，1979年开始的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就是对中国放弃赔偿的“回报”。然而事实是，ODA中90%是低息贷款，需要中国还本付息，而非无偿援助。

更令人遗憾的是，就在中国放弃赔偿要求后不久，1978年10月，靖国神社将14名甲级战犯的牌位偷偷塞了进去。此后，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等事件屡屡发生，一次次伤害着中国人民的感情。

与政府层面的赔偿放弃形成对比的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之路走得异常艰辛。

1995年，以耿淳为首的11名花冈矿山幸存劳工及死难者遗属代表组成原告团，向东京地方法院递交起诉书，状告鹿岛建设公司残酷虐待、加害中国劳工的罪行。这是中国公民首次向日本法院控告二战中负有罪责的日本企业。

可以说，诉讼过程充满坎坷。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中国原告败诉。直到2000年11月，花冈事件诉讼才达成和解，鹿岛建设公司一次性支付5亿日元，设立“花冈和平友好基金”。

更令人不解的是，2004年8月，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案作出判决，承认日军731部队实施细菌战的事实，但驳回了中国原告的赔偿要求。承认了犯罪事实，却拒不道歉和赔偿，这种自相矛盾的判决方式，凸显了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暧昧态度。

2025年7月，多家媒体报道了日本教科书对卢沟桥事变的描述问题。目前日本东京书籍出版的初中教材中，将卢沟桥事变描述为“日中两军发生武力冲突”，令和书籍的《国史教科书》则写道“日军在北京郊外的卢沟桥附近进行夜间演习时遭到不明枪击”。

这些描述与历史事实严重不符。甚至曾主导对华‘和平工作’的日本高级特务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透露，在七七事变前，东京政界消息灵通人士中已流传着“七夕晚上，在华北会发生和柳条湖一样的事件”的小道消息。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历史修正主义不仅存在于教科书中，还蔓延到日本的教育界和媒体界。

而森正孝在采访中指出了日本历史教育的根本问题：“我所接受的战后日本教育真相是，完全不知道日本对中国、朝鲜等国家做了什么。关于日本的战争犯罪，进了大学后也不知道。”

这种选择性记忆在日本社会普遍存在。日本人反复讲述自己在战争中的受害经历，如东京大轰炸、原子弹爆炸等，却很少提及导致这些苦难的加害历史本身。

更是多次批评，日本人只记得自己受到的伤害，反过来对自己做过的加害他人的事情不去记忆，这样的历史观有问题。

而德国与日本在对待历史问题上的差异更是明显。德国前总理勃兰特的华沙之跪，使德国得到了欧洲各国、国际社会的原谅和接纳。德国政府对战争受害者进行了彻底的赔偿，持续几十年一直延续到现在。

反观日本，连使用“谢罪”一词都难以做到。1995年的“村山谈话”只使用了“歉意、反省”，而非“谢罪”。所以也便不奇怪森中孝一直强调日本是“咎由自取”。

参考资料：

中国为何放弃对日索赔——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