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总督权力非常大，有些总督甚至可以负责多个省份的军事事务，他们的军事管辖权甚至超过了节度使。 例如，清朝的直隶总督权力最大，因为他负责的地区是王朝的要地。除了北京和天津，直隶总督的管辖区域还包括河北、河南和山东的部分地区。 到了晚清时期，直隶总督的职权进一步扩大，还包括了外交事务，通常需要兼任北洋大臣。因此，晚清时期的几位著名大臣——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都曾担任过直隶总督，成为了真正的掌权人物。 然而，即便是直隶总督，也无法通过犯上作乱来改变政局（袁世凯之所以能够掌权，并不是因为他是直隶总督，而是当时的局势只有他能收拾）。与此不同，节度使的情况则大相径庭，顶级节度使完全有能力推翻一个朝代，也可以建立一个新朝代。 总督和节度使之间为何有如此大的区别，根本原因在于——财权！ 清朝的地方管理采取的是督抚制度，简单来说，就是总督和巡抚两种官职结构。总督负责军事事务，巡抚负责民政事务。总督的权力要大得多，但总督与巡抚之间并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他们都直接对皇帝负责。

而节度使则不同，节度这个词听起来不如总督那么有威严，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节度使的制度并非唐朝创立，而是继承了北周和隋朝的制度。初设时，节度使负责管理调度军需和防御外敌，类似总督的职责。节度使的职责包括统兵、调度，管理屯田和军需，与总督相似。 但是到了唐朝天宝年间，唐玄宗为了简化管理，将地方上的民政权力也交给了节度使，这使得节度使集军、民、财三权于一身，超过了魏晋时期的持节都督，时人称之为节镇。 一旦潘多拉魔盒打开，后果就难以控制：著名的叛将安禄山当时是最大的节度使，权力巨大，在得到李隆基的充分信任后，发动了安史之乱，成为大唐盛世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到了唐朝后期，节度使的权力进一步增强，甚至完全掌控了地方事务。边疆的十个节度使拥兵四十九万，而中央的禁军只有十二万，典型的外强内弱。唐朝的皇权衰弱，最终变成了节度使和宦官的玩物，局面堪称可悲。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赵匡胤时代，才得到了根本改变。 与此相反，清朝虽然在国家治理理念上保持了传统，但在巩固皇权方面有其独特的一套：他们通过撤销内阁，设立军机处，实现了皇权的集中；在地方上，实行督抚并行，将军权和民政分开。同时，他们还通过文字狱、密折制等手段创新地加强了皇权的控制。 事实上，从满清入关到灭亡，清朝皇帝的权力从未旁落。所以，即便是曾国藩在成功镇压太平天国之后权势滔天，他也从未考虑过自立为王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