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当年敲锣打鼓,说是要替天行道,结果呢?刚进南京三天,就开始挑妃子、修宫殿、戴八斤重的金冠。
这场太平天国运动,表面上喊得震天响:“均贫富”“灭清廷”,可往里一瞧,全是金砖美酒、权贵争宠。
很多人以为太平天国是毁在“天京事变”上,其实曾国藩早就看穿了——一盘散沙、制度崩塌、民心散尽,才是真正的亡国病。
你说打仗拼刀枪,其实拼的是人心;你说建立天国,结果穷人比以前更穷。洪秀全喊“兄弟平等”,可他光一个人就娶了88个老婆。这天国,最后真成了笑话一场。
1853年,太平军攻下南京,洪秀全坐上了“天王”宝座,头顶八斤重的纯金王冠,大肆扩建天王府。他为自己挑了88名妻妾,又专设“金车”“金座”“金厕”,宫廷内部金器成堆。
与此同时,他还授意李秀成、杨秀清在苏州、九江、天京广建王府,修殿堂、铺绸缎、挂玉饰,耗资巨大,严重压榨地方财政。
王府建起来了,百姓的粮食却没了。太平天国在天京设立多重税种:军需税、城防税、庆贺税……层层盘剥,让基层百姓喘不过气。
许多农民白天务农,晚上还要被抽丁服役,连孩子上街都要查“身份”,防逃兵、抓壮丁。对外口号喊得响亮,内部却越来越像压榨机。
“均贫富”的“田亩制度”也是一纸空文。制度表面上提倡土地公有,所有耕地归“圣库”,统一分配。但实际执行中,权贵优先,普通百姓几无分田可能。制度向上倾斜,底层民众失望透顶。不少原本支持太平军的群众开始反叛,甚至转投清军阵营。
曾国藩对此心知肚明,他在湘军中强推“整肃军纪”“克己奉公”,并警示将领“人心散了,军队即废。”正因太平军的腐败堕落、劳役横征,百姓反感日益加深。
一场以“救世”为旗的运动,却成了民间痛苦的源头。“金冠八斤”压下的,不只是洪秀全的头,更压塌了他所谓的“天国”。
1854年,曾国藩率湘军北上镇压太平军,临行前写下《讨粤匪檄》。这篇不足千字的文章,却成了清廷舆论战的核心武器。曾国藩明确指出太平军“逆天叛道”,称其破坏伦常纲常,企图摧毁儒家文化。
他骂得有理有据:“粤匪皆兄弟称之,谓天可称父,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
曾国藩清楚,当地百姓大多信奉儒道,若能挑起文化反感,就能瓦解“拜上帝会”的群众基础。于是,湘军沿途设置宣传碑文、分发小册子,大肆宣扬太平军“淫掠妇女”“焚书毁经”“饮人血、食人肉”。
清廷更借《金陵被难记》《剿平粤匪始末》等文,渲染太平军“人性尽毁”,民间惶惶不安。曾国藩配合这一战略,主张“胁从不究”,打出“八不杀”政策,将普通群众从“贼兵”中撇清,既减少反抗,又收获人心。
讽刺的是,八年后,曾国藩致信友人反思,说当年檄文中攻击宗教文化部分“尤不在语言文字”,实为苟胜手段。他明白,赢得民心,不能靠喊口号,更不能靠妖魔化敌人,关键要看谁能让百姓活下去。
太平军看似士气高昂,其实早被宣传击穿。普通百姓一旦信了“天王杀人吃肉”,还有谁愿意投奔天国?曾国藩没动刀,先动笔,湘军还未到,太平军的“群众基础”已经塌了一半。
1862年,李秀成统率天京防线,面临湘军围剿。太平军号称80万兵力,湘军不过3万,但打得节节败退。李秀成上书洪秀全,说是“兵力不济、军粮短缺”。
可根据曾国藩留下的数据,天京城内粮草充足、兵源齐全,士兵每天配给标准丝毫不差。
问题不在“有没有”,在“愿不愿”。太平军基层早已失控,兵将只知敛财、不知作战。城内军纪败坏,百姓怨声载道,外敌一来,内部先乱。洪秀全终日闭门不出,靠“天意批示”治军,百姓称之“天王闭门念圣经,军政全靠瞎指令”。
曾国藩在湘军内部施行军政合一,设“军官考察簿”,奖惩分明;洪秀全这边,全靠亲信与“梦中托付”,权力集中却缺乏制度支撑。湘军虽苦,至少有制度可依;太平军虽富,却没人肯打。
1864年7月,天京被破,洪秀全服毒自尽。太平天国正式覆灭,历时14年的运动,以内部崩溃、民心尽失告终。曾国藩说过一句话:“胜在民意,亡在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