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的江山最终被五胡的铁骑所打破，但从历史大背景看，胡人南下是民族融合的必然结果，而司马炎其实根本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北方胡人问题的形成是一个长期过程，绝非一朝一夕能够轻松解决的。太康元年（280年），郭钦曾给晋武帝上疏，提出解决北方胡人问题的建议。他指出，西北各郡的胡人已发展成庞大的群体，尤其是孙吴灭亡后，应该趁朝廷还有谋士和将军的支持，尽快解决胡人问题。郭钦建议将北地、西河、安定等地的胡人迁回原籍，同时从河南、河内、河东等地调动四万户汉人填补空缺。这意味着，要将胡人迁出，汉人来填补这些地区。然而，晋武帝对此并未理会。 为什么呢？因为移民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当时晋朝的户口数约245万，人口也就千万左右，这意味着晋朝的税收能力有限，根本无法支撑这样一场庞大的迁徙计划。再者，胡人已经在北方生存了百年之久，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局面，不是简单的政策就能改变的。 北方胡人的问题，事实上是由政策、气候、战争等多重因素交织而成的。早在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五单于争立，呼韩邪单于落败投降汉朝，汉朝便将其部落安置在并州以北。此后，匈奴人开始与汉人共同生活。到了汉献帝建安年间，曹操将胡人分为左、右、南、北、中五个部落，并将部分胡人安置在北方，以补充人口不足。例如，将五万氐人安置在扶风、天水一带。 晋武帝时期，匈奴由于遭遇水灾，约有两万人投靠晋朝，晋武帝接纳并安置他们在河西宜阳城下。于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等地成了胡人聚集的区域。而随着草原气温逐年下降，胡人南下的步伐也加快。 若你当时站在晋朝北方，你会惊讶地发现，胡人的数量已经与汉人持平。这对于晋王朝来说，无疑是灾难的开始。因为胡人数量已经超过了汉人，等到天下大乱时，他们肯定会趁机做出反应。这种情况几乎是注定的，因为胡人早已和汉人积累了深刻的矛盾。

公元296年，矛盾爆发。匈奴人郝元度煽动冯翊、北地、安定等地的羌人造反，胡人兵力迅速达到数万，横行关中。晋军压制不力，自己的弱点暴露无遗，胡人各部立即加入乱局，推举氐人齐万年为帝，公开挑战晋王朝的权威。 齐万年被镇压后，太子洗马江统向朝廷递交了一篇《徙戎论》，建议将关中的胡人迁回原籍。在文中，江统提到关中人口超过百万，而胡人已经占据了一半；且胡人善战，战斗力远强于晋军。也就是说，胡人的数量和战斗力已经对汉人构成了压倒性优势。如果两方发生冲突，后果不堪设想。 虽然江统看得很透彻，但当时的晋朝已经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尤其是内斗成了更大的矛盾。晋朝的内斗开始愈演愈烈，皇后贾南风乱政，继而爆发了八王之乱。 公元300年4月，赵王司马伦以匡扶社稷、为天下除害的名义发动政变，诛杀了贾南风及其集团。政变后，晋朝的潜在危机迅速暴露，掌握重兵的司马氏王爷们看到了政变后的权力空缺，纷纷动用各自的军事力量，挑战洛阳朝廷的权威，八王之乱随之爆发。 胡人和庶族由于在晋朝体制下一直未受到重视，他们的野心和晋朝内部的斗争相互结合，使得局势愈加恶化。八王之乱消耗了晋朝的国力，加上天灾的影响，晋朝的实力和权威被大幅削弱。 此时，匈奴人刘渊看到了晋朝的弱点，果断起事。在短短半个月内，他便聚集了五万兵力，迅速揭开了五胡乱华的序幕。同时，鲜卑、羯、氐、羌等部族也纷纷加入，掀起了更为猛烈的乱局。

西晋彻底崩溃，五胡乱华的局面早已不可避免。表面上看，五胡乱华是因八王之乱而引发，但实质上，这是由于胡人在百年南迁过程中，已经在北方站稳了脚跟，完成了土地、人口和战斗力的积累，等待的只是一个机会。而这个机会正是晋朝的内乱。晋朝的王爷们因为权力斗争无法顾及胡人问题，而胡人则借机扩张自己的野心。 从民族融合的角度来看，这场悲剧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矛盾本就存在，只是缺少一个导火索。 事实上，司马炎在灭掉孙吴后也希望解决这一问题，但他显然无力应对。胡人南迁的趋势已经是历史的必然，西晋王朝难以通过自身的力量阻挡这一潮流。 早在郭钦提出建议之前，邓艾也曾提出将胡人迁出北方的主张。郭钦和江统的徙戎政策，实际上是邓艾思想的延续。 因此，解决胡人问题在当时已成为晋朝精英们的共识，晋武帝也清楚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然而，他并未采取行动，因为他明白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处理不当会动摇整个王朝的根基。所以，最好的策略就是维持现状。 尽管司马炎未能根本解决问题，但他还是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比如削弱各个司马氏王爷的军事力量，加强地方武装，确保西晋的江山不会突然崩塌。

五胡乱华的历史，证明了江统《徙戎论》的正确性，但在当时，这个问题确实很难解决。民族融合的历史趋势是无法避免的，西晋的无力也正是因为这个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