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远征军在1942年第一次进入缅甸作战,在同古保卫战和仁安羌之战中,虽然中国军队展现了一些实力,但由于英美的背叛,这次作战最终变成了一个悲剧。悲剧的根源不仅仅在于11万远征军撤回时,仅剩下4万余人,还有那些像罗卓英、杜聿明、廖耀湘、孙立人等军官的前途也被彻底改变。特别是罗卓英和孙立人,命运的转折点就在这次战役之后。
罗卓英,熟悉国民党军史的人都知道,是陈诚土木系的得力干将,几乎可以说是土木系在军事上的第二号人物。抗战期间,他在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保卫战、上高会战、几次长沙保卫战中屡次打出声威,这些战役让他积累了不小的威望。后来,罗卓英出任了远征军第一路司令官,成为了他军事生涯的一个转折点。远征军的组成包括了主力的5军、6军和66军,这些部队大多是黄埔嫡系的核心力量。罗卓英毕业于保定军校,若是指挥这些土木系部队,他本应能得心应手。可惜的是,他的副手杜聿明属于何应钦系,杜凭借自己与黄埔的关系,逐渐将罗卓英架空,影响了他的指挥。 孙立人则是另一种类型的军官,他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之后又在美国佛吉尼亚军校接受过军事教育,属于宋子文税警总团的一员。在以黄埔系和保定系为主的国民党军中,孙立人可谓是个异类。尤其是他所率领的新38师,与其他黄埔系部队有很大的不同。 远征军第一次进入缅甸作战失败后,蒋介石下令将中国军队撤回国内。由于罗卓英已经被架空,他只能跟随史迪威撤往印度。而孙立人则看清了形势,认为走野人山这一条路根本无法成功撤回,他选择带领新38师撤往印度,损失相对较小。与此同时,杜聿明则听命指挥5军等部队经野人山撤退,结果新96师和200师的损失惨重,撤回国内时仅剩下寥寥无几的部队,新22师和5军军部在野人山的损失也相当大,最终仍然撤回印度。 从撤退的结果来看,罗卓英和孙立人选择撤往印度,违背蒋介石的命令,显然是更为正确的决定。但根据蒋介石一贯用人的方式,做出这种决定的两人也因此被打上了不可信任的标签。罗卓英回国后,再也没能像过去那样,担任战区副司令或是集团军司令。虽然他是土木系的二号人物,且得到了陈诚的力挺,但即使如此,他也只是短暂地在陈诚主政东北时领兵,其他时间基本上被闲置,成了战将却没有实战机会。 孙立人在抗战时期,顾及到国际上的影响,依旧能够继续领兵作战。然而,回国后,他的部队——新一军被调往东北,参加内战。1945年,孙立人受邀访问欧洲,期间杜聿明在东北指挥新一军,然而根本指挥不动部队。杜试图像陈诚那样吞并杂牌军,却未能成功,新一军依旧保持自己的作风,不愿听话,直到孙立人回来。这样明显的军阀式经营方式让蒋介石和杜聿明都感到不满,因为在以黄埔系为主的国民党军中,不可能容忍出现欧美系这样的势力。所以,新一军很快就被命令分散驻守,孙立人逐渐与部队脱离,最终在1947年被调往台湾进行兵员训练。1956年,孙立人被软禁,长达33年,直到1988年才得以解禁。 从罗卓英和孙立人的遭遇来看,蒋介石的用人原则非常明确——听话才是最重要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杜聿明、胡宗南等人能够被重用。就像在淮海战役中,杜聿明带领徐州主力南撤时,他害怕蒋介石随意发号施令,于是决定关闭电台。然而,蒋介石还是通过空投命令,要求杜聿明为黄维兵团解围。明知任务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杜聿明,依然服从命令,结果导致全军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