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我军在北京举行了将校授衔典礼。典礼定于9月27日举行，但授衔名单在几天前就已经提前公布给了即将获得军衔的将领们，这样他们可以准备好礼服并做好登台的准备。由于这次评衔涉及的将领数量庞大，仅将官一项就有一千多人，因此整个评议过程十分复杂。评衔时需要充分考虑每位将领在革命和战争中的贡献，经过详细的审议，最终才会确定名单。

授衔名单公布后，一些将领对自己的军衔感到不满，尤其是王必成、钟伟、王近山、聂鹤亭等几位著名将军，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军衔被评得偏低，一度为此心情不佳，并在上级领导的劝导下才平息了情绪。然而，在这些事件中，有一位将军的情况比较特殊：虽然他的军衔被认为太低，但他自己并没有主动去找上级反映，也没有要求提升军衔，反倒是其他将领急忙为他说情，要求上级给予他更高的军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位将军就是抗美援朝时的志愿军39军副军长谭友林。在1955年的授衔中，他仅获得了开国少将军衔，这个决定引起了战友们的强烈反应，大家普遍认为谭友林的军衔应该更高。王震、萧克两位上将看到这个情况后，感到非常不满，认为谭友林应当授予中将军衔。于是，他们急忙商议并决定一起去找负责授衔的罗帅，请求重新评定谭友林的军衔。对于这两位上将的说情，谭友林本人却一开始并不知情。

按理说，按照当时的授衔规则和整体情况，抗美援朝期间的副军级干部被授予少将军衔是比较正常的，并不算低。然而，谭友林的情况却不同。他从红军时期起就担任过师政委，资历比许多中将还要丰富，而且他在抗战时期就已经是新四军的12旅旅长，并且曾获得过五枚一级勋章。能够得到如此高的荣誉，大多数都是开国上将。因此，1955年只给他授予少将军衔，显得有些不合理，值得商榷。

通常情况下，罗帅对于类似的说情请求不会做过多解释，但这次情况特殊。谭友林并没有主动找上级反映问题，而是王震和萧克两位上将主动为他上访。在与他们沟通后，罗帅认为，评衔工作过程中确实存在疏漏，没有充分考虑到谭友林的资历和贡献，尤其是和他同期的其他战友，类似的情况都评定了中将，唯独他一个人被授予了少将。

于是，罗帅决定亲自去找谭友林，向他解释：我们的工作不够细致，调查也不全面，导致你的军衔评得比较低。对此我向你表示歉意。这种情况在1955年授衔过程中是非常罕见的，几乎没有类似的先例。然而，尽管如此，授衔结果已经公布，最终谭友林的军衔依旧保持在少将级别。

对于这个结果，谭友林从来没有抱怨过，反而表示：我很满足！与那些在革命中牺牲的烈士相比，少将还算什么呢？他们都没有机会获得任何军衔。 谭友林的高尚品质和智慧，不仅体现在他的革命经历中，还在他年少时就表现得淋漓尽致。19岁时，谭友林便已担任了团政委。当时总理曾问他，如何在这么年轻的年龄管理一个团的同志？谭友林的回答简洁而深刻：不靠我，主要是依靠组织来管理。这一回答，展现出他卓越的智慧与组织能力。 2006年，谭友林将军因病去世，享年90岁。他的一生充满了对革命事业的奉献与对战友的关爱，值得后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