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的爆发，部分原因在于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决定撤销了东北军三个师的番号编制，这一决定激怒了东北军的高层和士兵。因为在民国的动荡时期，军队是否有正式的编制记录非常重要，它直接关系到军人的待遇和职业稳定。

回溯到民国初期，北洋政府就利用军队的编制问题来削弱对手、扩大自己的势力。辛亥革命爆发后，各地民军迅速壮大，湖北的民军人数从最初的两万多增至11万人，分为8个师、两个旅。湖南也有8万人加入民军，广东民军则有超过十万兵力，陕西的民军最多时有七万人，而江西、安徽、浙江等地也分别有几万民军。这些民军士气高昂，战斗力强，凭借勇猛的冲锋与北洋军展开激烈对抗，最终逼迫袁世凯放弃了满清政权。然而，此时北洋军的兵力仅有7万人，再加上一些附属部队，袁世凯可以调动的兵力也不过17万人左右。

此时，编制的重要性开始显现。袁世凯提出，要支付军饷可以，但前提是必须先发给那些有编制的正规军。清朝的新军原本有13个镇，其中5个镇投向了民军，这些部队对抗北洋军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此袁世凯不得不保留这些有编制的军队，特别是蔡锷等主将也得到了重用。相比之下，缺乏编制的民军大多数被要求解散。与此同时，革命党内部分政府如同盟会等，由于财政困难，根本无法支付民军的高额薪资，尤其是湖北省，政府的存款无法支撑如此庞大的军费开销。

根据张骞的估算，南京临时政府每年面临的财政赤字大约为8000万银元。由于孙中山等人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只能接受袁世凯的提议，裁撤了包括20个师、近30万民军在内的大部分民军。剩下的部队大多都是前清的老部队，像黎元洪曾任旅长的第八师等。袁世凯得到西方银行的贷款后，迅速为北洋军增加了编制，扩充为12个师和16个混成旅，这一转变大大增强了北洋军的实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同盟会的势力。

民国时期虽然拥有枪支就是草头王，但对于军头和普通士兵来说，是否拥有正式的编制依然具有极大的影响。比如晋绥军的楚云飞便深知这一点，民国初年，晋绥军只有一个旅和一个师，而阎长官在接受段祺瑞的帮助后，才得以保住这些部队的编制。袁世凯去世后，段祺瑞掌握了陆军部的权力，阎锡山借助这一机会，先后两次扩军，将军队规模扩大至十个旅。

在北伐和随后的中原大战中，阎长官不断吸纳西北军等部队，经过多次扩军，最终将西北军发展为拥有14个军、45个师的庞大武装。中原大战结束后，少帅在山西进行裁军，计划将晋绥军压缩成四个军、八个师。少帅的裁军计划类似于冯玉祥的计划，最终留下的八个师，基本上都是晋绥军早已存在的编制部队。此举将晋绥军的兵力裁减三分之二，对其造成了极大的打击。阎长官返回山西后，由于无法继续支撑军队的开支，他也将一些临时编制的部队大规模裁撤。

四川的刘湘在掌控四川后，也进行了类似的裁军，削减了四川军队三分之一的兵力。总的来说，民国时期的军阀首先要裁掉的就是那些没有正式编制或者带有临时性质的部队。

在民国时期，军队失去地盘后，失去编制的部队常常成为裁军的首选目标。西安事变发生前，东北军一共有13个师的编制，而在裁撤了三个师后，东北军的高层和士兵感到极度愤怒，最终导致了事变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