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首先逃亡至日本。1903年,他途经加拿大,最终抵达美国,开始了长达近十个月的游历考察。梁启超并非单纯地游玩,他将所见所闻和感受记录下来,并编纂成《新大陆游记》,并在国内通过《新民丛报》增刊陆续发表。从这本游记中,我们可以窥见梁启超对美国的观察与思考,同时也能了解他为何在后期反对孙中山及资产阶级革命的原因。 20世纪初,位于东方的中国依旧处在腐朽、落后的状态,而西方的美国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头号强国,二者之间的反差极为鲜明。作为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的政治家,梁启超对美国的繁荣既感到羡慕,又充满了希望。他特别钦佩美国在短短百年间的巨大进步,以及其经济飞速发展的速度。在他的游记中,他详细描述了自己眼中的美国奇迹:1860年,英国的工业总产值人均为95元,而美国仅为59元;但到1894年,英国增至110元,美国则增至400元;到了1900年,美国的人均工业品总额已达到710元,而英国仅为200元。他认为,美国的进步速度不可思议,尤其是在1894至1900年间,变化尤为显著。 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垄断现象逐渐显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垄断组织托拉斯迅速崛起,并主导了美国的经济。梁启超对托拉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称托拉斯是前世纪与今世纪之交产一怪物,并进一步指出,这个怪物诞生于纽约,势力遍及整个美国,并且影响力逐渐扩展至全世界。根据梁启超的分析,当时美国的资本已经占据全球资本的一半,而托拉斯控制着其中的80%。他还特别提到,托拉斯大王摩尔根所掌握的铁路资本足以绕地球一圈。这些令人震惊的数字让梁启超对美国的资本主义产生了更深的敬佩。 梁启超还对托拉斯的利弊进行了分析,认为企业联合和资本集中能够大大提高生产力,但也带来了小生产者破产、劳动者失业等问题。此外,托拉斯的独断专行也为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梁启超在描述美国的经济时,提到了纽约的迅速发展。19世纪初,纽约的人口仅为2万,而到20世纪初,已增加至350万,成为世界第二大都市。他惊叹于纽约的繁华,并感叹城市建设的壮丽。
梁启超还亲眼见证了美国的高效运作和现代化文明。在游历期间,他与托拉斯大王摩尔根会面,得知摩尔根每次会客都限定在5分钟内,不管谈论什么问题,都要迅速做出决断。梁启超对此深感佩服,并将其视为摩尔根一生成功的秘诀。他还注意到,在美国商店里,工作人员的效率极高,一个人能做三个人的工作。此外,梁启超感受到了美国社会的高效与秩序,街区整洁、街道卫生、严格惩罚不文明行为,这些在中国极为罕见。 在纽约,梁启超参观了贫民窟,亲眼看到贫富差距的巨大。他写道,虽然纽约是全球最繁华的城市之一,但其中的贫民窟却极为肮脏、拥挤,死亡率也大大高于其他地区。梁启超指出,美国社会严重的贫富差距是无法通过慈善事业解决的,社会革命不可避免。他由此对美国资本主义的弊端产生了深刻的思考,并开始倾向于社会主义,认为这一体制或许能够解决社会的根本问题。 梁启超还接触到了一些社会主义者,并对他们的热情和理想表示敬佩。虽然他认为社会主义在当时尚不成熟,但他预言它将成为全球政治界的主流力量。然而,在他深入分析美国社会后,他也发现了美国议会制的弊端,认为这种体制下的大统领和国会议员未必能代表真正的社会精英。 在梁启超的政治理想中,君主立宪制一直占据重要地位。他反对共和制,认为中国人不适合享受自由和立宪制。在游历美国后,他更坚定了这一立场,认为中国人应继续接受专制制度,而不适合实施立宪制或共和制。然而,梁启超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国民性是可以通过社会变革来改造的,而这种变革的动力来源于革命。最终,梁启超的思想逐渐偏向保守,反对了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他认为暴力革命会带来不可预见的后果,因而选择支持保皇派,成为一个彻底的保守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