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后的秦岭南五台如梦如幻。　（通讯员　李龙盛　记者　李明　摄）

编者按

一座秦岭山，半部中国史。横亘华夏腹地的秦岭，不仅以“和合南北、泽被天下”的自然禀赋划分中国南北，更在数千年岁月中，承载着文明基因，也镌刻着历史年轮。

千年间，秦岭始终是多元文明对话的核心枢纽，在守护中连接，在连接中共生。秦岭的文脉，是一轴浸润唐诗的精神长卷。作为唐代都城长安的“南山”，秦岭既是文人墨客寄情山水的胜地，更是抒发家国情怀的载体；秦岭不仅是地理符号，更成为承载士人风骨、家国情怀的文化意象，铸就了中华文学史上的璀璨篇章。

今天，我们不仅要仰望秦岭之自然雄奇，更要用心守护其历史文脉。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充分挖掘秦岭文脉中的唐诗印记与当代价值，西安市社会科学院（西安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秦岭文化研究院组织专家学者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并形成一系列研究成果。对秦岭文化与唐诗文化持之以恒的关注和理性深入的思考，将不断推进秦岭北麓生态和人文价值创新性发掘、创造性转化，不断提高对唐诗文化的战略地位与人文价值的系统性认知，并助力西安打造世界人文之都。

挖掘唐诗资源

推动秦岭文旅高质量发展

周荣（市社科院秦岭文化研究联络服务中心主任、研究员）：秦岭和合南北、泽被天下，是我国的中央水塔，是中华民族的祖脉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秦岭之于我们民族、国家文化具有无可比拟的显著地位。唐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留存了大量描绘秦岭山水胜景、历史故事的经典篇章，为在保护秦岭生态的基础上推动文化旅游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丰富的资源禀赋。深入发掘唐诗与秦岭这两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IP之间的内在关联，以文化旅游、文化产业等为载体，进一步提升秦岭文化、唐诗文化品牌影响力，既是西安挖掘秦岭北麓生态和人文价值、实现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目标的重要举措，也是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促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山诗相契，形神共生：秦岭唐诗的双向成就与文旅价值。秦岭作为地理维度的物质实体，唐诗作为文化维度的精神载体，二者深度契合，构成一体两面、互相成就的辩证统一关系，让自然禀赋与人文价值共生共荣、绵延不绝。

从物质载体角度来看，秦岭以其雄奇险峻的地理格局、清雅灵秀的自然肌理，为唐诗提供了最鲜活的创作源泉与最坚实的现实基底。正是秦岭群峰叠嶂、云海积雪、溪谷林泉的具象物质景观，催生了“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沉郁壮阔，孕育了“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的清雅意境，更铺就了“太乙近天都，连山接海隅”的雄浑气象。这些具体的物质景观，为诗人们提供了可感可触的创作对象，得以借山水寄情、托风物言志。

从精神内核的角度出发，唐诗中所承载的家国情怀、人生智慧、文化积淀，为秦岭注入了深邃的精神灵魂与丰富的人文内涵。诗人们基于秦岭这样的物质载体，或借终南隐逸抒发“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人生哲思，或借秦岭雄姿彰显盛唐气象，或借山道艰险寄托“汉朝陵墓对南山，胡虏千秋尚入关”的家国担当。这些精神意蕴依附于秦岭这一物质载体，让秦岭从单纯的生态屏障，升华为承载盛世文化、隐逸情怀、人文关怀的精神象征，使它的物质属性之外叠加了更加厚重的文化价值。

秦岭与唐诗二者的融合，本质是物质形态与精神价值的共融互促。秦岭以物质存在为唐诗提供了创作的“形”，让精神表达有了坚实依托。唐诗以精神内涵为秦岭赋予了文化的“神”，让自然景观有了灵魂深度。这种“形神兼备”的融合，既让秦岭的自然之美获得了文化注解，也让唐诗的精神之韵有了具象载体，最终共同构成西安推进文旅融合发展的核心价值内核。

——诗映秦岭，文旅增效：文化资源活化的现实意义。发掘唐诗文化资源对挖掘秦岭生态和人文价值、发展文旅产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借助文旅项目能够活化唐诗中的秦岭意象，让游客在山水游览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推动文化传承与文化普及深度结合，坚定文化自信。在产业升级层面，依托唐诗打造特色文旅产品，能够解决当前秦岭文旅发展中存在的同质化问题，形成“生态+文化”的文旅品牌形象，提升竞争力，助力乡村振兴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在品牌塑造层面，将唐诗与秦岭两个IP结合，能够提升秦岭作为世界名山的美誉度，为西安打造世界人文之都提供更加丰富的文化内容。

——研转传融，全链发力：秦岭唐诗文旅发展实施路径。推动唐诗文化资源赋能秦岭文旅发展，需构建“研究+转化+传播”的全链条发展路径。在学术研究层面，依托西安市社会科学院（西安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秦岭文化研究院的智库平台，联合高校专家开展唐诗与秦岭文化关联性研究。同时，在市社科规划基金中设置专项课题，系统梳理唐诗中的秦岭地理标识、文化符号与精神内涵，编纂《唐诗中的秦岭》研究成果集，为文旅开发提供理论支撑。通过举办“秦岭与唐诗”主题学术研讨会、秦岭大讲堂等活动，汇聚跨学科智慧，深化研究成果。

在产品转化层面，需要充分考虑文旅市场发展趋势，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推出唐诗主题实景演出、文化情景剧，让游客在秦岭山水间感受“诗中有画”的意境。整合秦岭沿线文旅资源，设计“唐诗寻踪”研学线路，串联终南山、蓝关古道等唐诗中提及的地理、文化标识，系统设计开发诗词研读、书法体验等具有互动性的项目。同时，开发唐诗主题文创产品，将诗句、秦岭风光融入文创产品设计，让秦岭、唐诗文化走入寻常百姓家。

在宣传传播层面，构建全媒体推广矩阵。利用微信公众号、短视频等新媒体平台，推送唐诗赏析、秦岭文旅攻略等方面的内容，扩大受众覆盖面。组织实施“走读秦岭・唐诗寻踪”创新实践项目，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唐诗文化传播。联合《西安日报》、西安广播电视台等媒体推出唐诗与秦岭文旅专版，借助主流媒体资源提升唐诗文化、秦岭文化品牌影响力。同时，深化校地合作，通过社科普及活动将唐诗文化与秦岭生态知识送进校园、社区，培育潜在游客群体。

秦岭的山水间藏着唐诗的灵魂，唐诗的意境中映着秦岭的神韵。发掘唐诗文化资源，推动秦岭文旅融合发展，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也是践行生态保护与文化发展协同推进的生动实践。未来，需持续强化研究支撑、创新转化路径、拓宽传播渠道，让唐诗文化成为秦岭文旅的核心竞争力。

宋代秦岭：

横断南北的互动廊道与民族交融的千年回响

赵龙（秦岭文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党委统战部副部长）：秦岭本是地理意义上的南北分界线，但在两宋320年的历史进程中，因与西夏、吐蕃诸部等政权的互动政治格局，在不经意间超越了自然地理的原始定位，不仅成为横断南北的战略边界，更化作连接东西的民族互动廊道。

首先，在地缘格局上，秦岭是宋与周边政权博弈的战略要冲。北宋立国之初，西北边地便处于多重压力之下。秦州（今甘肃天水）作为北宋西北军政重镇，在抵御西夏东进的同时，也担负着联络吐蕃诸部的使命；凤州（今陕西宝鸡凤县）则因控扼嘉陵江河谷地带，成为北宋军队粮草转运的关键节点。除西夏外，秦岭西南的吐蕃诸部中，唃厮啰部（活动于今青海东部、甘肃南部）为对抗西夏，主动向北宋示好并结盟，使秦岭西段的河州（今甘肃临夏州）、岷州成为汉藏民族往来的重要通道，也为后续民族文化交融奠定了基础。

金政权占据中原后，与南宋以秦岭-淮河为界。其在秦岭北侧设置京兆府（今陕西西安市）、凤翔府（今陕西宝鸡市）等重镇，以图南下突破巴蜀之地；南宋则在秦岭南侧的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市）、金州（今陕西安康市）等地构建防御体系，由此秦岭的边界属性被进一步强化。此时的秦岭，不仅仅是地理边界，更是宋金军事对峙的主要战场。而战争带来的人员流动与物资需求，反而在客观上间接推动了民族交融。

其次，在榷场互市方面，推动了民族交融的经济实践。尽管秦岭是宋与周边政权的天然战略边界，但它并未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诸如陈仓道、褒斜道、嘉陵江河谷天然通道等，让秦岭地区成为沟通南北、连接东西的经济廊道。而支撑这一廊道顺畅运转的核心要素是榷场。自北宋中后期起，随着秦州战略地位的提升，秦州榷场成为规模最大的宋夏贸易集散地，宋境内的丝绸、茶叶、铁器等经此地运往西夏，而西夏的马匹、皮毛以及药材等则由此输入中原。宋金对峙时期，秦岭榷场的分布更具对称性，南宋在秦岭南侧的兴元府、金州等地设立榷场，金政权则在北侧的凤翔府、京兆府对应设场。榷场的设立，不仅带动了秦岭地区的经济发展，更直接推动了多民族杂居。许多商人因长期生活需要在榷场周边定居，逐渐形成了党项、吐蕃与汉人混居的村落。这种自然聚集、互通有无的多民族聚居，是两宋时期秦岭地区民族交融最鲜活的体现。

再次，在文化互鉴方面，奏响了秦岭地区多元文明的交响曲。伴随经济交流的深入，文化层面的互动也随之活跃。宋、西夏、吐蕃、金等不同的民族文化在此交融，形成了独特的秦岭多元文化圈。

在宗教方面，秦岭沿线佛寺众多，随着宋与吐蕃唃厮啰部的交流加深，藏传佛教也逐渐传入秦岭，形成了汉藏佛教共生的局面。道教的发展同样体现出交融特征，道教全真派在终南山创立，成为跨越民族地区的重要道教流派。秦岭地区也由此成为汉藏佛教、道教与儒家文化多元融合的兴盛荟萃之地。宋代山水画通过榷场传入西夏、金等地，进而深刻影响了其艺术创作。而西夏的游牧题材绘画、吐蕃的唐卡等艺术也丰富了中原艺术形式。乐舞戏剧等领域的互动同样频繁，宋代宫廷音乐的发展深受民族融合的影响，而西夏、金则融合了汉地乐舞风格。宋杂剧和金院本的融合，更成为元杂剧诞生的直接源头。

最后，在人口流动方面，是民族互嵌的自然推手。宋代秦岭地区的多民族交融，还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北宋时期，由于秦岭地区是宋与西夏博弈的直接前沿，双方的驻军和移民屯田亦随之增多。南宋与金对峙时期，双方军队在进出秦岭的过程中，再次引发人口迁徙。在陕南地区，由于金人长时间未能实现目标，转而在凤翔府开垦屯田，作长期驻守之计。这些因素共同促成秦岭地区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交错分布格局。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不仅重塑了秦岭地区的民族分布格局，更推动不同民族在共同生活中形成文化认同，逐渐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态势，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支撑。

回望宋代秦岭地区的多民族交融，绝非孤立的历史事件，而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演进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就当时而言，秦岭地区的民族交融有效缓和了宋与周边政权的对立态势，宋与西夏、金通过秦岭沿线的榷场构建起紧密的经济依存关系，彼此物资互通既满足了民生之需，也使战争成本显著提升，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大规模冲突的爆发。文化层面的深度互鉴更推动民族认同感持续增强，西夏仿宋制修订法律与礼乐制度、金代尊孔崇儒推行汉学，俱使中华文化成为跨越族群的共同精神符号，各政权间的对立情绪逐渐消解。以长远而言，两宋时期该地区的民族交融为后世民族大融合筑牢了根基。明清时期，秦岭地区迎来新一轮大规模移民潮，至清中叶，秦岭地区已形成汉、回、藏、满等多民族杂居共处的局面，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得以进一步巩固与深化。

“诗路寻踪”：

秦岭古道西安段文化的传承与开发

董春林（秦岭文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四川师范大学教授）：西安不仅是古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也是秦岭古道文化网络的北方枢纽与精神原点。开发秦岭古道西安段的文化资源，是对古都文明脉络的深度梳理，也是区域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

与秦岭腹地相比，秦岭古道西安段的资源呈现出“起点性、人文性、集成性”的鲜明特点。西安拥有明确的古道“起点”符号，如子午道起点、库峪古道入口等，这些地点是构建“古道从长安开始”叙事体系的物理基石；与古道相关的唐代诗篇，其创作、流传与吟咏的核心场景多在长安，这使得西安具备打造“古道诗词创作与体验中心”的独一无二的优势；古道的故事离不开长安城的背景，大明宫、兴庆宫、大雁塔等城市遗产，是理解古道为何如此重要的宏观注解，能提供腹地无法比拟的完整历史场景。基于此，秦岭古道西安段开发应聚焦“起点”核心，打造多层次文化产品。

一是要深挖古道历史文化资源。整理和研究相关历史文献，解读和解构相关出土文物的历史内涵，从历史文化中找到更多的支撑，将唐诗、石刻、遗存整合为一个体系完整、脉络清楚的资源库，并且依托西安高校云集的优势，设立“古道文化国际论坛”，积极开展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打造永久性会址，确立西安在古道文化研究领域的话语权，为秦岭古道西安段资源开发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是要打造“古道起点”核心标识区。在子午道北端起点（如长安区子午峪入口），规划建设一个兼具纪念性与功能性的文化公园。以艺术地景、诗碑长廊、起点标志雕塑等形式，营造“从此出发”的仪式感。同时，在西安市内建设一座专题博览中心。运用现代展陈技术，系统阐述古道的历史、工程、文学与商贸价值，使其成为研学旅行的核心阵地。

三是要设计“都城-古道”联动线路。规划“诗路寻踪”一日游线路，上午在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体验“九天阊阖开宫殿”的盛唐气象，下午乘车至子午峪或傥骆道北段，进行轻徒步。在专业文化向导带领下，于古道现场吟诵相关诗篇，感受“从庙堂到山川”的时空转换。同时，还可开发“古道烟火”深度体验线路，白天徒步体验库峪或汤峪等临近且开发成熟的古道段落，夜晚返回长安区或鄠邑区，在特色古镇或文旅街区体验“古道市集”。

四是要开发“可带走的古道”文创体系。设计“通关文牒”式文创护照，可在各节点盖章；开发以古道为主题的文具、以古道地图为元素的丝巾、以石门石刻书法为灵感的文创饰品等。联合本地酒庄，推出古道主题定制酒，包装附上相关诗句；开发“唐诗茶宴”，将古道沿线茶叶与茶诗文化结合，打造高端文化体验。

古道文化资源开发，必须从国家战略、法规体系、顶层设计以及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来审视。秦岭古道西安段的开发，首先，要对接国家战略，明确古道保护利用相关工作，肩负起传承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使命，落实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传承总体规划的地方方案。其次，要精准管控，施行政策引领下的精细化管理，确保保护的精准度和开发的有序性，同时要有融合发展意识，坚持保护与利用两手抓。最后，要确保政策落地，明确责任主体，坚持“属地负责、部门协同”的原则，建立资源调查的动态长效机制。

总之，以“诗路寻踪”为媒，开发秦岭古道西安段的文化资源，在符合地方政策的同时，要跳出“就古道谈古道”的局限。通过“起点”引爆、多城联动、文创活化与学术赋能，不仅能盘活一段沉睡的历史，更能构建一个以西安为原点的、完整的古道文化叙事体系。

秦岭：

唐诗的地理风骨与精神原乡

刘缙（秦岭文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在唐诗的璀璨星空中，秦岭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诗人精神世界的重要载体——它的雄奇险峻催生豪放之吟，它的温润灵秀孕育婉约之韵，它的历史积淀点燃怀古之思，成为唐诗不可或缺的地理风骨与精神原乡。

——秦岭的自然景观是唐诗的“山水素材库”。秦岭的地理特质，为唐诗注入了雄健豪迈的气魄。“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以浪漫笔触将山的巍峨与仙韵融为一体，尽显盛唐士人敢于登临、与自然对话的豪情；“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高峰夜留景，深谷昼未明”，一生仕途坎坷的诗人，被终南山的雄伟壮丽和清幽宁静所触动，借景抒情，以夸张的手法描绘了终南山的高大雄伟，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谁将倚天剑，削出倚天峰”，精准捕捉了华山壁立千仞、剑指苍穹的雄姿。若说太白山、华山是壮景，秦岭深处的辋川则是“幽境”。《终南别业》中“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寥寥数语，勾勒出终南山的宁静淡泊。

——秦岭的隐逸文化是唐诗的“精神家园”。终南山作为秦岭中段的核心山脉，自古以来就是隐士的聚集地。“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诗人在暮色中眺望群山，内心的孤独与迷茫在山水之间渐渐消散，秦岭的宁静成为治愈心灵的良药。而隐士避世的精神追求，又为唐诗注入了淡泊、禅意与自由的灵魂。“暮春天气和，登岭望层城。朝日悬清景，巍峨宫殿明。圣君常临朝，达士复悬衡。道近无艮足，归来卧山楹”，诗中既有对朝堂的遥望，更有对“归来卧山楹”的坚守，唐诗读懂了这份“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的通透，将隐士的精神追求从“避世”升华为“守心”。可以说，以山水为巢，安放了唐代隐士的心灵；以笔墨为桥，让终南隐逸的精神得以流传。

——秦岭的区位因素是诗人家国情怀的情感锚点。秦岭“近朝堂而远尘嚣”的区位，成为唐代诗人见证家国兴衰、抒发兴亡之叹的重要场域。“回首望泾渭，隐隐如长虹。九逵合苍芜，五陵遥瞳矇。鹿游大明殿，雾湿华清宫”，表现出战乱之后衰败的京城之景，诗人更多地将秦岭作为观察社会、思考人生的载体，赋予其更深层的人文内涵。“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此时的秦岭，不仅仅是一座山脉，更是诗人与家乡、与朝廷之间的一道屏障，反映出诗人对国家命运的关切和个人仕途的坎坷。

总之，唐诗与秦岭文化的相互交融，不仅丰富了唐诗的内涵，也提升了秦岭文化的影响力。唐诗以其广泛的传播和深远的影响，让更多人了解和认识了秦岭的美丽风光和深厚文化底蕴；而秦岭文化则为唐诗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和灵感源泉，使唐诗具有了更加独特的地域特色和文化魅力。

秦岭文化在唐诗中的呈现与阐释

魏景波（秦岭文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秦岭不仅是自然地理的枢纽，更是文化交融的象征，唐代诗人通过对秦岭的书写，将自然景观与人文精神相结合，构建了独特的诗歌意象与书写模式。

——秦岭文化的内涵与价值。秦岭既是一座自然宝山，也是一座人文名山，其内涵与价值不仅表现在天然形成的自然地理风光，也积淀在长期形成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里。秦岭从自然到人文再到诗歌，从宏观上来说可以分为四个层面：

其一，天然形成的地理坐标。秦岭横跨中国南北，是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重要分水岭，也是地理、气候和文化的分界线。《史记》载：“秦岭，天下之大阻。”秦岭宛如一道天然的屏障，将中国的地理格局划分为南北两个截然不同的区域，其地位之重要不言而喻。

其二，源远流长的历史脉络。秦岭如同一部厚重的中华文明史书，兼具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功能。古迹遗存类型多样、内涵丰富，涵盖了从史前文明到明清时期的各类文化遗产，可以说“一座秦岭山，半部中国史”。

其三，丰富多元的文化底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秦岭和合南北、泽被天下，是我国的中央水塔，是中华民族的祖脉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秦岭北麓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多元文化的共存交融与和而不同，体现了秦岭文化兼容并包、丰富多元的特质。

其四，诗情画意的自然景观。秦岭险峻奇绝的山势、幽深邃远的景致，激发了无数文人墨客的灵感，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文学作品中对秦岭的书写，可追溯至《诗经》“秩秩斯干，幽幽南山”，至唐代文人往来秦岭比比皆是，关于秦岭的文学书写也蔚为大观。

——终南山与长安城的互望模式。在唐诗中，秦岭常以终南山、太白山、商山等具体山名出现，其自然景观与人文内涵交织，成为诗人抒怀的载体，且常以秦岭与秦川对望模式出现。如孟浩然在《送新安张少府归秦中》以“试登秦岭望秦川，遥忆青门春可怜”开篇，通过登高远眺的视角，将秦岭的雄壮与秦川的春色相映衬，既展现地理空间的辽阔，又隐含对故土的眷恋。祖咏《终南望余雪》云：“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以“浮云端”的雪景展现终南山的仙逸之气，林表霁色与城中暮寒的对望与对比更显空间审美张力。白居易的视野在终南山与长安城之间，体现出严整的互望模式，更值得品味。《登观音台望城》写登山所见长安早朝景象：“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遥认微微入朝火，一条星宿五门西。”

——唐诗中的秦岭古道。秦岭峪口众多，分布有多条连接南北的古道。武关道作为秦岭重要的交通要道，连接关中与荆楚，在唐诗中既是地理通道，也是历史记忆的载体。白居易《蓝桥驿见元九诗》云：“蓝桥春雪君归日，秦岭秋风我去时。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前两句以季节转换隐喻人生际遇，将秦岭意象转化为情感投射的时空坐标，后两句则通过“驿路传诗”的细节描写，展现古道文化对人际交往的塑造。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写于韩愈被贬潮州途中，颈联云：“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通过对秦岭的险阻与政治失意的对写，形成双重隐喻，“云横”与“雪拥”的意象既实写秦岭气候，又暗喻仕途坎坷，成为唐代贬谪诗的经典。

蜀道是翻越秦岭山区，沟通关中平原、汉中盆地与成都平原的古道。千里蜀道以汉中盆地为中转站，汉中北达关中通道有四，即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与子午道。汉中入蜀之道有三，即金牛道、米仓道与荔枝道。长安是汉唐盛世的政治文化中心，成都平原是汉唐的后花园，沟通二者的千里蜀道，是中国古代最奇险、最壮美、也最具文化色彩的古道之一，留下了无数的文化古迹与经典名篇，西晋张载的《剑阁铭》，唐李白的《蜀道难》、李商隐的《筹笔驿》，宋陆游的《剑门道中遇微雨》都是有关蜀道的名篇。

总之，唐诗中关于秦岭的书写，通过自然景观、交通要道与文化资源的结合，构建了地理空间与人文精神的交融，反映了唐代文人的空间认知、历史意识与审美情趣，值得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