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傅国涌在《人物》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即使在持续了103天的戊戌变法过程中，康有为的作用也相当有限。而在2009年1月，杨天石在《北京日报》上指出，戊戌变法发生在1898年，这一年是戊戌年，康有为作为领袖，得到了光绪皇帝的大力支持。对于捧康派和棒康派的争论，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双方各自引用史料，自有各自的论据，各有说法。我的观点是，只有回到历史的原点，才能真正弄清楚谁才是戊戌变法的真正领袖。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但由于康党并不了解其他上书人的情况，也不了解朝廷采纳上书的决策过程。到了7月5日，梁启超在给友人夏曾佑的信中得意洋洋地表示：新政的来源，真可谓全出自我们这些人。 10月6日，康有为在逃亡途中途经香港接受《中国邮报》采访时，公开批评太后专权，虚耗军费，并揭露了皇帝与太后的矛盾。他还详细讲述了新政的经过，特别强调自己如何被光绪皇帝启用，并努力塑造自己为戊戌变法领袖的形象。不久后，康有为与梁启超在日本会面。10月26日，梁启超上书日本外务大臣大隈重，指出：西太后垂帘听政后，荣禄主政，康先生深得皇上信任，几个月的时间里，新政大多出自他之手，结果却被加上了篡逆的罪名。 从12月23日起，梁启超开始陆续发表并出版《戊戌政变记》，首次从整体上描述戊戌维新运动，并构建了以康有为为领袖、以康有为政治活动为主线的叙事框架。书中的《变法实情》第一章《康有为向用始末》详细说明了康有为与戊戌新政的关系。两篇文章相互衔接，形成了以康有为为主线的变法运动历史叙述，康有为是戊戌变法领袖的神话由此开始成型。后来，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也做了自我反思，表示二十年前所著的《戊戌政变记》虽然对戊戌事件的研究影响深远，但也因为感情因素的干扰，导致一些事实被放大，不能再当作完全的信史。 此后，康有为以衣带诏为幌子，开展保皇运动，迅速提高了自己的知名度。邝兆江在《戊戌政变前后康有为》一文中提到，康有为的身份变化非常迅速，从一个六品官员转变为国际瞩目的流亡政要，他周游四大洲30多个国家，成为了一个全球瞩目的人物，官方和舆论对他的评价也经常夸大其词，而康有为则往往对此不加纠正。 上世纪50年代后期，戊戌变法的研究进入了新阶段。之前研究戊戌变法和康有为的上书，大家都以康有为自己于宣统三年出版的《戊戌奏稿》为依据，深信不疑。然而，后来发现，康有为所刊行的并非戊戌时期的真实奏议，而是在辛亥革命期间，为了政治需要，康有为修改和增删了当时的上书，扭曲了历史，导致后来的研究者陷入误区。1957年，汤志钧在《戊戌变法史论丛》一书中根据《戊戌奏稿》内容，得出了康有为主导变法的结论，这一观点影响深远。1984年，他再次出版了《戊戌变法史》和《康有为与戊戌变法》，提出新政几乎完全是根据康有为的上书建议而实施的结论，为康有为是戊戌变法领袖的说法提供了理论依据。 从上述种种不难看出，康有为是戊戌变法领袖这一神话的形成路径：首先，在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通过康梁等人的宣传和谣言，逐渐成为公众人物；其次，戊戌事变后，康梁合力创作了戊戌变法史，并在海内外反复宣传，逐步塑造康有为为变法的中心人物；第三，1911年，康有为根据戊戌新政资料，再次编辑并出版《戊戌奏折》，将自己美化为新政的发源者。《戊戌奏折》成为后世研究戊戌变法的重要文献，进一步巩固了康有为是戊戌变法领袖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