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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凡陈，行惟疏，战则密”一句，出自中国古代名气颇高的《司马法》一书的佚文，战国兵书《尉缭子》对此亦有所引用，称“陈以密则固，锋以疏则达”。传世《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周礼》，及银雀山汉墓出土《孙膑兵法·十阵》中，亦有“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故用兵之法：教戎为先……分而合之，结而解之”、“教……疏数之节”、“疏阵者，所以吠也；数阵者，为不可掇”之语。

汉末时期，曹操政权的军令中也保持了对于《周礼》、《孙膑兵法》中所谓“疏数”的强调，见《通典》卷一四九引《魏武步战令》：“……诸部曲者，各自安部陈兵疏数，兵曹举白，不如令者斩。”

至明朝时，中国古代的军事家仍然在根据他们自己的理解而强调这一原则，《明太宗实录·卷二百六十二》有：“丙寅，上命诸将于各营外布阵，神机铳居前，马队居后，令军士暇间操习，且谕之曰：阵密则固，锋疏则达，战斗之际，首以铳摧其锋，继以骑冲其坚，敌不足畏也。”

按此所言，则在永乐皇帝看来，草原游牧首领们的用兵也是遵从这一规律的。相对地，明军应以火器摧其疏锋，继以骑兵蹂其密阵，如此才能赢得胜利。而事实上，这一原则也确实在《蒙古秘史》所记载的成吉思汗训令中有所呈现：

像灌木丛般地前进，摆开海子般的阵势，像凿子般地攻进去！——《蒙古秘史》195节

更进一步地，我们还可以参考如下史料：

会战中，西徐亚人不会像罗马人或波斯人那样将战线分为三个部分，而会将全军分成好几支规模不等的部队。各部队之间距离十分接近，看起来就像是一条十分漫长的战线……

西徐亚人会依据环境不同调整阵型纵深，但通常他们更倾向于采用较大的纵深，同时保持完整而密集的正面……他们也善于在诈败之后回身反击，或分散成小股部队，采用楔形队形进行冲锋。——拜占庭兵书《战略》十一章各民族的特点及战术

德光乃令千骑为队，前锐后方。——《册府元龟·卷一百十八》

前文所引，无论是蒙古史料中所记载的，成吉思汗对于将士们的训令，还是中国史料对于契丹骑兵的形容，描述的实际上都是同一种布阵方式，即拜占庭兵书《战略》形容西徐亚人的战法时所说的：

“一条十分漫长的战线……采用较大的纵深，同时保持完整而密集的正面”、“他们也善于……分散成小股部队，采用楔形队形进行冲锋”：所谓“像灌木丛般地前进”，正是“分成小股部队”的意思；“像凿子般地攻进去”，说的也正是“采用楔形队形进行冲锋”。

而“海子”这个词，在蒙古语中指的就是湖泊，蒙古人把认知范围内稍大一些的湖泊都叫做“海子”，这里的意思是成吉思汗的部队摆出的阵型广阔，犹如湖泊一样庞大，因此也正是《战略》所说的“采用较大的纵深，同时保持完整而密集的正面”——这样的阵法，当然也就是《册府元龟》中记载的“前锐后方”之阵。

综上所述，“锋疏、阵密”这一原则，在各种不同类型的军队中，都是存在应用空间的。但这样，也就带来了一个我们当前尚未能得知答案的问题：坚持这一理论原则的现实原因是什么？

传统中国兵书，对这一原则的解读是以“奇正相变”为主，所谓“分、合”者，相变为奇，不变为正。这样的解读，固然可以说是有其理论高度所在，但也未免有些失于空泛。

前引《十阵》的解释是“必疏钜间，多其旌旗羽旄”，虚张声势以吓唬敌军，但这样的解释是与后文所谓“玄襄之阵，必多旌旗羽旄，鼓翟翟庄”是存在明显重复的，所以也不能说是什么可靠的解读（出土《孙膑兵法》只是将多篇不同的文章用同一个作者的名义进行归纳的产物，理论水平存在参差）。

其它观点，诸如疏散队形能方便士兵使用兵器，灵活机动的说法，也只是片面强调了疏散队形的优点，而没有考虑到疏散队形的缺点。因此，我认为这个问题在目前还没有得到良好的回答。

步兵与骑兵各自的交战方式：

若要对之前我们已经提到过的“游牧民族的布阵法”作进一步的延伸讨论，《黑鞑事略》的记载就无疑是相当具有参考价值的历史材料：

其破敌，则登高眺远，先审地势，察敌情伪，专务乘乱。故交锋之始，每以骑队轻突敌阵，一冲才动，则不论众寡，长驱直入。敌虽十万，亦不能支。不动则前队横过，次队再冲。再不能入，则后队如之。方其冲敌之时，乃迁延时刻，为布兵左右与后之计。兵既四合，则最后至者一声姑诡，四方八面响应齐力，一时俱撞。

可见，蒙古人的战法，乃是以“疏锋”发动多个波次的冲击，以此掩护后续部队（“密阵”）的迂回包抄，即所谓“迁延时刻，为布兵左右与后之计”。一旦“疏锋”取得战果，“则不论众寡，长驱直入”，万一“疏锋”不能取得战果，后续部队亦可以迂回、包抄敌人，徐徐图之，或在宛城合围以后，“四方八面”“一时俱撞”。

可以说，这就是一支主要由骑兵所组成的军队，在对敌作战时一般所采用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作战方式。

然而，问题在于，所谓“锋以疏则达”的说法对于步兵部队而言似乎并不成立。这里，我们可以参考百年战争后期被称为“英格兰之祸（Fléau des Anglais）”的让·德·布伊尔（Jean V de Bueil），于1466年创作的半自传体小说Le Jouvencel（《青年骑士》）中，对于步兵战术的说明：

有些指挥官偏爱设置前锋部队，但依我之见，这种战术在步兵作战中并无益处；真正需要的是在主阵前方布置一支由精选士兵组成的大部队，并确保主阵紧随其后。因为一旦阵型分散，部队便溃败无疑——而若未保持紧密队形，阵线极易被割裂。正因如此，我主张军队应保持密集阵型，如此方能如楔子般突入敌阵。

事实上，保持密集队形是步兵队伍在抵抗敌人冲击，主动发起冲击时的必然选择。采用疏散队形作战的轻装步行散兵若不能及时结为密集阵型作战，就无疑会被敌军迅速击溃，少数的几名勇敢者很少能在齐射之下幸存，剩余的散卒在面对敌人的围攻时也常常会不知所措。

但骑兵则不是这样，因为闯入队列的马匹不可能被人类用力气阻挡，问题仅仅在于大多数士兵和马匹都没有冲到敌人近前的勇气而已——只需要有少数骑兵能发挥勇气，就完全足以从敌阵中打开缺口，而他那些见状鼓起勇气的战友，也会在这时一拥而上，发挥出十倍于其个人的杀伤效果。

理解了“锋以疏则达”的战术原则，实际上并不像“阵以密则固”一样适用于步兵作战以后，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以车战为主流的中国早期战争史，为何会有这一教条存在了。作为相对骑兵而言更极端地强调冲击力和速度的兵器，驾驭战车作战的士兵，可以说是完全没有使用密集队形作战的可能的。

前引《十阵》的作者，之所以不能很好地理解这一战术原则的意义，实际上，也与历史进入到战国时期以后，车战的重要性被愈发削弱，显然是存在一定关系的。

总之，能否维持一条完整的战线，并不是骑兵冲击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疏锋”的战术价值并不由其数量和规模所决定，列成一条过于宽广而又得不到后续部队支持的战线，甚至反而会对骑兵们展现自身勇气的倾向产生负面影响，这些困难，在德·布伊尔《青年骑士》和莫里斯二世所著《战略》的内容中，其实是说得很清楚的：

假设敌人也有预备队：至少你能与他的部队相匹配——这意味着你绝不能忽视预备队。意大利指挥官总是给预备队派去的人数比骑马作战的人数多出一半以上；其他民族则不是这样。

因此，如果你与意大利军队交战，你应该留出更大的预备队。其他国家不会这样做——但指挥官的工作就是注意新的部署：任何新的发展都需要新的战术。

排布两条战线的作用和必要性：

在一场大规模骑兵战中，倘若一位将军将全部骑兵都排进一条单独的战线，没有留下任何预备队来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那么此人肯定要算是有勇无谋。会战并不像门外汉所想象的那样，单凭人数、勇气或单纯的进攻就能获胜。

上帝在上，会战必须凭借战略技巧才能获胜。战略让我们能够利用时间和空间，出敌不意地使用各种智谋，不战而屈人之兵。对战略艺术的熟练运用，不仅是在战争中幸存的必要技能，也是一位智勇双全之将的主要特点。

这种技艺不仅让将军们能够维持军队的秩序和协调，能在变换战斗队形或发动进攻时保证军队安全，而且还能让将军免受敌军诡计的威胁，甚至还可能将计就计，利用敌人的诡计来对付他们。

正是在考虑这些因素后，先代的军事学者们才将军队编成了团、师或者战团，并像今天的阿瓦尔人和突厥人那样编组成拥有两条战线的战斗队形，以便任何位于第一线的单位在即将支撑不住时，都能很快得到支援。

无论是罗马人还是波斯人，都不会将军队仅排成一条战线，那样无疑相当于将数以千计的骑兵命悬一线。正因为如此，罗马人和波斯人才将部队排成两条战线，有时甚至是三条，为各部队提供足够的纵深，尤其是在军队人数庞大之时。

只有这样，军队才能够面对任何情况。在我们看来，将所有骑兵全部排列进一条战线，无异于自取灭亡，而这一点在军队仅拥有枪骑兵时尤为突出。在军队人数较多的情况下，仅排一条战线会导致战线过长，部分士兵必定会被布置在不适合作战的地形上，而战线过长本身也会导致部队秩序混乱，难以驾驭。

这样一来，各单位之间便很难协调作战，战线在与敌军接战前就很可能自行破碎了。倘若遭遇敌军迂回或者奇袭，单条战线会因为缺乏预备队来保护第一线，其后方和侧翼也完全没有掩护，只能依靠前线部队掉头来对付这些威胁。

不仅如此，在实际战斗中，倘若战线延伸过长，那么全军的指挥官便无法准确掌握整个会战的情况，不少士兵也能够借此机会，在无人注意的情况下逃出战场，从而给其他士兵留下撤退的借口。

一旦士兵们真的开始撤退，便再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们逃跑或者让他们重整旗鼓，因为在仅有单条战线的情况下，第一线的撤退即相当于全军溃败。在某些情况下，那些仅排出一条战线的部队似乎也能获得会战胜利并将敌军击退，但他们在与敌军短兵相接时阵线必然也曾四分五裂，追击也只是在混乱中进行。

如果撤退之敌在此时像西徐亚人经常做的那样，调转方向反扑追击者，又或者其他军队突然伏击了追击者，则追击者必将被迫逃跑，因为军中已无人能够阻挡这些奇袭。将全军排入一条战线，乍看之下似乎也会带来一个优势，但实际上这个优势也仅仅是流于表面。

这个优势所指的是，当敌军从远距离观察时，可能会认为我军规模十分庞大，而且这种阵型似乎也很容易包围敌军。而实际上，这种包围行动同样也可以用后文中我们将要介绍的办法来完成。我们相信，只要人类理智尚存，就能找到大量极具说服力的理由来支持后文图示的双线阵型（其中一条为支援线）。

作为军队前锋的骑兵保持“疏锋”阵型，而非以“一条连绵的战线”的形式投入作战，彼此保持一定间距，同样也有利于后续部队通过预先留下的空隙上前支援战斗。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参考美国学者斯坎伦（George T. Scanlon）于1961年翻译为英译本（书名A Muslim Manual of War），由死于1408年，名为乌玛尔·伊本·易卜拉欣·奥西·安萨里（Umar Ibn Ibrahim al-Awsi Al-Ansari），又名伊本·阿迪姆（Ibn al-'Adim）的马穆鲁克官僚撰写的Tafrij al-Kurun fi Tadbir al-Hurub（《战争艺术之书》）：

（军事）专家们判定，如果敌军兵力强大，例如像一支大军那样，那么将己方军队布置成五条阵线是妥当的。第一条阵线将是军队的先锋，（军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其中的骑兵必须以其力量、勇气、征服精神和战争经验而著称，因为他们将直面对敌，在他们后面的其他阵线都依赖他们。

（专家们）认为将先锋部队分成三个部分是恰当的：一个中军，一个右翼和一个左翼。中军是位于中间的部分，他们指的是（整个）军队的中心。右翼是位于中军右侧的部分，左翼是位于其左侧的部分。这三部分各有其特殊作用。他们称右翼和左翼为"al-mujamabatain"（两个前卫），右翼和左翼也被称为"al-janālain"（两翼）。因此人们会说"右翼之翼"和"左翼之翼"。或许右翼和左翼的每个（部分）都被称为"janāḥ"（翼）。

中军、右翼和左翼的所有部分都根据前述原则再分为三个部分。因此，将（先锋的）中军布置为一个中军、一个右翼和一个左翼。（先锋的）右翼和左翼也作同样处理。在这些分支部队中的每一个之上，都设置一名将领（al-muqaddam），这样在军队的先锋部队中就有九名这样的将领，以便能密切监督他们（即各分队）的行动。

诚然，在军队的各分队中大量设置骑兵将领，是加强各分队并延长其坚守时间的因素之一，特别是如果每名将领都直接指挥一支分队的话。（专家们）说，必须在中军以及右翼和左翼的各翼之间留出一条清晰的通道，任意两者之间的宽度要足以让马匹和进行单挑对决（al-mubārizīn）的将士轻松通过。

使用战术的缘由：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收缩间距，增强第一线人员的投入，在击溃敌军的第一线以后乘胜追击，迫使敌军的第二线亦随之退却，同样是一种早已被历史证明了其可行性的战术。

在近代以来的欧洲，随着骑兵盔甲的覆盖率的日益削减和步兵火器威力的愈发增强，前后多次在骑兵混战中投入生力军，从而在避免己方骑兵撤退的同时阻止敌军骑兵推进的做法，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哪怕只是一支规模很小的步兵队伍，也毋庸置疑地，远比规模更大的骑兵队伍要有能力承担“阻拦追击而来的敌军骑兵”这一战术任务。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对于战术原则的讨论绝不能脱离时代背景，泛泛而谈、一概而论。

在前文关于“疏锋”与“密阵”实际上是一个整体的说明中，我们讲过了《黑鞑事略》的内容以后，便草草结束了这一主题。现在，我们有必要通过德·布伊尔在《青年骑士》中为读者提供的战场经验，对其作进一步的深化讨论：

我特别强调险要地形中的作战，因为此种情况下任何进攻都必须以冷静规划为前提。在此类攻势中，若首波部队被迫撤退，其中的懦夫无法逃脱，其行为会阻碍后续推进；若让最精锐部队率先进攻，他们会专注于攻击，带动后军推进，并阻止他们溃逃——但当他们转身反击，试图冲出敌阵时，会发现敌我混杂难以分辨。

此时已突入险要的部队虽愿固守，却也自顾不暇。通常结果是：进攻者被击退，而首批突击者若素质优良则会回到后方，与友军汇合（若他们素质低劣，则攻、守皆不可行）。因此我认为：若守军意志坚定，不宜强攻据守险要或狭道之敌。

另有一条教训：骑兵不可贸然冲锋，除非能看到后方安全退路——无数人用鲜血验证此理：常有大军冲击小股敌军，当前锋被迫后退时，后续部队却无法前进。

由此可见，一支规模较小但人员精干的骑兵队伍，如果不能在狭隘的地形中直接击溃当面敌军，便不可能得到来自友军的任何帮助。

所以，如果敌人已经在桥梁、渡口、关隘等位置有所防备，又不至于因士气低落和指挥失误便轻而易举地放弃这些有利的防御阵地时，派遣小股精锐步兵作为前锋参与战斗，以密集队形投入作战，无疑是完全具备可行性，而且具有相当程度的重要性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有了步兵打头阵，骑兵就不用参与侦察行动和接触战了）。

若条件不允许完全由步兵承担进攻任务，指挥官也应保证己方骑兵撤退路线的安全，同时更要注意避免队形过于密集，导致己方骑兵退却以后无法及时重组的情况发生。

先锋为一军之胆，不可失之，使骑疏、使阵密、使令行、使远虑，都是为了保存先锋部队的有生力量。《孙膑兵法·十阵》：“斗一，守二；以一侵敌，以二收”，所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结语：

综览古今中外的军事实践与理论，“疏锋”与“密阵”二者的辩证统一，绝非玄虚之谈，而是根植于实战经验的深刻总结。这一原则在骑兵主导的战场上尤为凸显：以疏散灵活的锋线进行多波次冲击或试探，既能为后续部队创造迂回包抄的契机，也能在遭遇挫败时保全主力、维持战线；而密集稳固的本阵，则是承受压力、发动决胜一击的基石。

从蒙古骑兵的“灌木丛般前进，海子般列阵”，到拜占庭对西徐亚战法的记载，再到明代永乐皇帝对于火器与骑兵协同作战的阐释，无不印证了这一战术逻辑的跨文化普遍性。

然而，军事原则的生命力在于其具体性与时代性。步兵作战因其兵种特性，更依赖密集队形维持防线与冲击力，正如《青年骑士》所强调的“阵型分散则溃败无疑”。车战时代强调“疏锋”，源于战车的高速度与冲击需求；火器时代骑兵战术的演变，则反映出技术条件对战场选择的深刻塑造。

因此，“疏密”之分绝非僵化教条，而是指挥艺术中灵活运用的动态平衡——何时该“疏”以惑敌、耗敌、寻敌之隙，何时该“密”以固守、强攻、一锤定音，始终考验着将领对兵种特性、地形环境、敌我态势的综合把握。

归根结底，“疏锋密阵”之道，既是一种具体的战术部署，更是一种深层的军事哲学：它体现了战争中“奇正相生”“分合为变”的辩证思维，强调了前线弹性与纵深稳定性的有机结合，揭示了保存力量、创造战机、最终决胜的战争理性。

剥开后世附会的玄学外壳，其中蕴含的实战智慧与组织逻辑，至今仍值得我们在理解历史战争、乃至思考现代组织管理时，予以深思与借鉴。

参考资料：

《孙子兵法》

《吴子兵法》

《司马法》

《尉缭子》

《孙膑兵法》

《通典》

《周礼》

《明实录》

《蒙古秘史》

《战略》

Le Jouvencel

A Muslim Manual of War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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