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股“悼明之风”在互联网兴起。“悼明派”认为，明朝强盛繁荣，制度文明，经济科技领先世界，如果不是清朝的出现，中国会远比今天更加繁荣；而反对者则强调，明朝严刑峻法、专制强化，以现代视角来看，并不值得悼念。

回看历史，明朝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朝代？

历史学者方志远在他的新书《走进明朝：从严峻冷酷到自由放任》中深入剖析了明朝的社会变迁。他认为，明代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意义，在于它经历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自我发育”过程。不同于社会结构被安史之乱打断的唐朝、长期承受外族压力的宋朝、短暂的元朝，以及被外力强行改造的清朝，明朝主要依靠内部变化，从凋敝走向繁荣，从严峻冷酷到自由放任，又在内在矛盾中走向衰亡。

正因如此，明朝成为理解中国传统王朝运行逻辑的重要样本，其近三百年的历史大致可分为如下四个阶段。

高压管控：洪武至正统时期

从朱元璋建国到明英宗正统年间，明朝初年大体可视为一个以严刑峻法和高压管控为特征的时期。经历元末长期的全国性战乱，新政权的首要任务是恢复经济、重建秩序、维系社会稳定，国家权力因此强势下沉，深入社会各个层面。

朱元璋以“刑用重典”著称。包括《明史》在内的后世史家指出，明律不及宋律宽厚，甚至比唐律严酷。凌迟这一极刑在唐代已被废除，却在明律中重新确立，成为明初严刑峻法的象征。

《朱元璋》剧照

在编户齐民和基层治理方面，朱元璋用二十余年推进全国性的土地丈量与人口普查，编制赋役黄册，并据此建立里甲制度：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推丁粮最多的十户为里长，其余百户分为十甲、每甲十户。里甲不仅承担赋役征发和劳役动员，更通过相互监督与连坐责任，成为国家深入基层的控制工具，构筑起严密的社会监控网络。

同时，明初确立路引制度，规定出行百里之外必须核验通行证。其核心目的在于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之上，维持小农经济与宗法秩序，减少社会流动所带来的不稳定性。

高压管控还延伸至日常生活领域。明初陆续颁布禁令，对官员住宅规模、服饰样式、器用等级作出严格区分；即便是普通百姓，房屋不得超过三间、衣饰不得僭越身份，也被明确写入制度之中。

在思想与文化层面，朱元璋更是大搞文字狱。诗文、奏章、碑记中凡被认为影射其出身、讥讽现实或含有“不敬”之意者，往往遭到牵强附会、从严治罪。这种高压态势并未随着太祖去世而迅速消退，至明英宗正统年间，朝廷仍对戏曲、小说等民间文化形式保持严格限制。

控制松动：正统至成化时期

正统至成化年间，明初严酷而紧绷的政治氛围开始逐步松动。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财富持续积累，民间社会力量随之壮大。商帮日益活跃，富裕商人群体逐渐成形，社会结构也由此发生新的变化。

在这一背景下，政府的治理方式开始由单向的控制与压制，转向与社会力量的合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变化体现在赈灾制度上：朝廷开始主动向地方富户募集粮款，并以“义民”“冠带”等荣誉称号，乃至国子监入学资格作为回报。

值得注意的是，在正统年间，国家仍将向民间授予荣誉视为一种恩典，地方社会亦积极回应。“义民”在不少地区享有极高声望，成为地方精英竞相追逐的头衔。然而，随着灾荒频仍，赈灾动员逐渐常态化，其效果不断递减。到景泰年间，一些地方不得不持续降低授予门槛，甚至显露出以名号换取钱粮的倾向，国家荣誉的价值也随之贬值。

在这一过程中，民众的态度也悄然转变：从主动纳粮、接受表彰，转向以财富为筹码，与政府讨价还价，争取更有利的条件。这一变化表明，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的关系正在重塑，走向一种更为复杂而微妙的博弈。

多元社会：成化至正德时期

成化至正德年间，明代社会在政权长期稳定与经济持续发展的推动下逐渐走向繁荣，整体氛围呈现自由放任与多元化趋势。社会结构松动，价值体系分化，科举作为“唯一合法上升通道”的地位开始受到冲击。越来越多的人凭借技艺与专长，而非出身与功名，获得社会地位和政治身份。

“传奉官”制度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成化时期形成的这一制度，允许皇帝不经吏部选拔、不走常规荐举与考核程序，直接以“传奉”名义任命官员或授予官职。

成化帝即位时，明朝已立国百年，政治与行政体制相对稳固。土木之变后，蒙古瓦剌势力分化，东南沿海倭患尚未形成大规模威胁，这一难得的“太平时期”使皇帝更多沉浸于个人兴趣，而传奉官则成为满足皇帝及后妃需求的重要角色。工匠、艺人、医士、儒生、军人、宦官等各类身怀专长者，皆有可能通过传奉获得官职。

传奉官的出现向社会释放出明确信号：只要具备才能、能够服务皇权，就有机会晋升。上行下效之下，社会风尚与价值观念发生深刻转变。至成化、弘治、正德时期，明代社会进入相对多元而活跃的阶段，无论物质生活还是精神文化，都呈现出显著的繁荣景象。

走向崩溃：正德至崇祯时期

正德、嘉靖时期，既是明代多元化社会的形成阶段，也是一系列社会矛盾频发的时期。民变不断、倭寇骚扰、边患加剧，成为王朝统治的长期困扰。若说明朝最终亡于党争与财政崩溃，那么原本象征社会进步的多元化，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这一趋势。

晚明思想活跃，学派林立。思想多元本身并非破坏性因素，但在缺乏有效政治协商机制的背景下，这种分化转化为党争、清议政治和道德化的相互否定，使国家决策体系长期陷入内耗与瘫痪。

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同样冲击以农业为核心的传统财政体系。商业与手工业快速发展，但政府税收仍高度依赖农业，未能建立多元、稳定的财源结构，财政基础日益脆弱。

《大明王朝1566》

万历年间，张居正在这一社会背景下，选择以强力国家干预应对危机。他通过清丈土地、推行一条鞭法，提高财政汲取能力；以考成法整顿吏治，强化官僚执行力；同时拆毁书院、压制清议与言官，打压反对意见。在此过程中，国家财政迅速充盈、行政效率显著提升，但社会弹性被压缩，税负层层转嫁到民众身上，形成“国库充实而民生紧绷”的失衡。

张居正去世后，改革很快遭到清算。在财政崩溃、党争激烈及内忧外患叠加的冲击下，明朝失去自我修复能力，最终走向不可逆转的崩溃。

撰文 | 李俊浩

编辑 | 钱琪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