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好的谍战剧，其实就像历史纪录片一样，有时候可以反映出很多真实的历史情节。比如，军统（保密局）曾经有几十个少将级别的省站站长，其中沈醉比吴敬中更为知名，但吴敬中也不是一个完全没有影响的人。他的前任有郑士松（原名王仁锵、王天木）、王子襄、陈仙洲等人，而继任者则是李俊才。虽然这些人较少被人提及，但吴敬中因电视剧《潜伏》的关系，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吴敬中（原名吴景中）在历史上确实存在，并且曾担任过保密局天津站站长。他和沈醉一样，曾在军统的临澧特训班当过教官，沈醉教授的是行动术，而吴敬中教授的是情报学。两人私下关系非常好。在沈醉的回忆录中，戴笠是最常提到的名字，紧随其后的是毛人凤，吴敬中也被提到过几次。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从史料中找出答案：为什么吴敬中能保护余则成，而戴笠和毛人凤却容不下郑耀先？

有些人根据蒋中正的《游峨眉口占》推测，吴敬中可能比峨眉峰的余则成地位更高、潜伏更深，把他比作雪山，虽然这一说法有些道理，但似乎并不完全符合史实。在沈醉的回忆录中，吴敬中是叛徒，也是戴笠死心塌地的追随者。曾有一次，他想将自己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徐冰（后来的北京市副市长、统战部部长、政协副主席）介绍给戴笠。吴敬中的介绍实际上是一种出卖，因为当时正值国共合作，徐冰可以公开在重庆活动，但与戴笠见面是非常危险的，毕竟抗战期间潘见汪的后果就非常严重。徐冰拒绝了吴敬中的邀请，和沈醉一同感到很困扰：他看我全身武装，腰皮带上还挂了一支精美的左轮手枪，用威胁的口吻回答我，转身不理我，反而一边埋怨吴敬中。可以看出，吴敬中对徐冰的邀请，意图并不单纯，沈醉也很清楚：当吴景中提到他的同学后，戴笠马上决定要在第二天请他吃晚饭，由他亲自出马收买。

如果徐冰听从了吴敬中的建议，与戴笠吃饭，后果可能难以预料。幸运的是，徐冰非常机智，断然拒绝了邀请，避免了吴敬中设下的陷阱。虽然吴敬中不是为了执行特殊任务而潜伏在敌人内部，但他保护余则成并非没有可能。虽然史料中没有直接提到吴敬中掩护地下党的事情，但如果我们综合分析吴敬中的经历，并与类似经历的文强对比，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他们或许出于对过去战友的情谊，愿意给予宽容。大家熟悉历史的都知道，军统在东北的特务机构是文强建立的，文强接替了陈诚和杜聿明后，继续在东北活动，而吴敬中通过与蒋建丰和郑介民的关系，调任天津。吴敬中和文强不仅是同事，还有着叛徒的标签，但文强始终否认自己是叛徒，这一点在电视剧《特赦1959》中也得到了体现——刘安国的历史原型正是曾参加南昌起义，之后又为贺龙、程潜等领导工作过的文强。

文强之后通过程潜和张治中的介绍，加入军统，担任了多个重要职务，甚至在1946年蒋中正发布军衔大晋升时，他晋升为陆军中将。同年，戴笠和孙立人也晋升为陆军少将。文强在淮海前线时，为了救放七名八路军武工队员，和第二处（特务处）及军法处发生争执，坚决主张优待这七个人。文强能够做出这个决定，显然是出于自己的判断，正如吴敬中有时也可能出于类似的原因保护余则成。

吴敬中与文强有着类似的背景，因此也可能会有意无意地保护像余则成这样的潜伏者。从历史背景来看，吴敬中和戴笠、毛人凤的不同之处在于，吴敬中和文强的立场较为宽容，他们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分界线。相比之下，戴笠和毛人凤从一开始就与地下党敌对，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他们与潜伏者之间的关系几乎是死生对立的，而文强和吴敬中则能宽容待人，甚至有更多选择。正是这种选择的宽容，让吴敬中可以在某些时刻保护像余则成这样的潜伏者。

另外，吴敬中能够容忍余则成，而戴笠和毛人凤无法容忍郑耀先，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吴敬中的主要目标是保护自己，并且关心自己的利益，他并不在乎老蒋的命运。在他看来，像李涯陆桥山这样的人，比余则成还要危险。余则成既不争权夺利，还可能在关键时刻帮助吴敬中保住职位。然而，郑耀先不仅威胁到蒋中正的政权，还可能动摇戴笠和毛人凤的地位，尤其是毛人凤的局长职位。因此，戴笠和毛人凤对郑耀先的态度就显得极为敌视，而吴敬中则对余则成相对宽容。

总结来看，吴敬中能够宽容余则成，而戴笠和毛人凤无法容忍郑耀先，主要是因为两者在立场上有所不同。吴敬中和文强一样，属于那些有过转变经历的人，他们的情谊和立场较为复杂，能够看到事物的另一面，而戴笠和毛人凤则从未有过这样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