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很多人早期并不出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凭借个人的才能逐渐崭露头角，最终成就一番伟业。但同样也有一些人，虽然早早就担任了高级职务，但由于各种原因，逐渐没落，像是高开低走。何长工就是这样的一位人物。如果你不是特别了解党史的人，可能对何长工没有太多印象，但他在早期的地位是非常高的。1930年，他就被任命为红8军军长，1935年又担任了红九军团政委。以这样的时间节点来看，如果他的事业按常理发展，1955年他应该能够被授予上将军衔，但后来他却逐渐淡出了历史的舞台。至于原因，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是草地分兵时走错了路。

何长工的本名是何坤，湖南华容人。除了职位高，他与毛泽东、周恩来两位领导人的关系也非常密切。1919年，何长工参与了五四运动，并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旅欧支部工作，期间与周恩来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22年，他从中国少年共产党转入中国共产党，正式投身革命事业。1927年，何长工参加了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甚至设计了红军的第一面军旗。至于长工这一名字，正是毛主席亲自为他所改。按理来说，无论如何，何长工都应当站在中央红军一边，但历史的变化往往出人意料。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为了统一番号，红一方面军的各军团改称军，而红九军团则改为红32军，何长工继续担任政委。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依仗自己兵强马壮，生出错误的想法，强行要求南下，尽管中央机关在右路军一再劝阻，但最终还是分开行动。被编入左路军的红五军、红32军只能随着红四方面军一起南下川康。当时，左路军中还有朱德、刘伯承等人，原红一方面军的高级干部们后来有了明显的分歧。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会议，企图另立，他鼓动了一些原红一方面军的干部站出来做表率，此举让不少人感到震惊。红四方面军电讯局长宋侃夫在回忆录中提到，会上有几位原红一方面军的干部讲话，这些干部长期与毛主席共事，讲话内容对大家产生了很大影响。虽然宋侃夫并没有具体指明是哪几位干部，但在徐向前元帅的回忆录中，类似的情形也有记录：会场气氛沉闷，张国焘指定了几位干部发言，他们的发言令不少人感到震惊。何长工正是其中之一，他曾参与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根据地的建设，因此他站出来的影响尤为深远。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朱德、刘伯承以及红五军团的董振堂都没有发表任何言论，董振堂因反对南下，甚至被黄超当场打了几个耳光。会后，刘伯承暗中策划了捉张行动，而董振堂本打算发动起义，但朱德出于大局考虑最终否定了这一计划。

如果将何长工和董振堂的经历进行对比，便更加让人唏嘘。何长工从一开始便紧随毛主席，而董振堂则是1931年宁都起义后才加入红军。更值得注意的是，何长工还是董振堂的入党介绍人，但两人在面对压力时的表现却截然不同。如果何长工是红四方面军出身，可能还可以理解，因为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中的影响力较大。但何长工是毛主席的亲信，深得毛主席信任，他的行为就像是在背后捅刀子一样。事后，何长工也对自己的错误做出了深刻的反思，并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我们被分到左路军的同志，有部分跟随张国焘走进了死胡同，这里面有许多曲折和压力，但最根本的，我在主观上执行了张国焘的路线。这些话反映了他对自己错误的认识。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会师，何长工的心情复杂。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人都曾找他谈话，毛主席告诉他不要有思想包袱，继续投入革命事业。然而，面对自己的错误，何长工依然无法轻松释怀。此后，他主要从事军事教育工作。

在抗日战争时期，何长工曾担任抗大第五大队大队长、总校教育长、副校长等职，为革命培养了大量人才。许多高级干部也曾返回抗大学习，因此他的职务虽然不算显赫，但意义非凡。随着日本投降，中央决定进军东北，并让何长工带领抗大总校人员前往组建东北军政大学。这一决策具有远见，人民军队在东北建立立足点后，需要大量优秀干部，而军政大学的建立正好为未来的干部培养做好了准备。1945年10月，抗大总校的主要人员离开延安，前往东北，并于12月抵达吉林通化，改建为东北军事政治大学（简称军大）。虽然林彪是名义上的校长，但实际事务由副校长何长工负责。

何长工为军大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从招生到办学，都是他一手操办。后来，他还创办了东满、西满、南满和北满四个分校。短短三年，军大为东北的人民军队培养了数万名干部，这些人后来成为了军队的中坚力量。正是有了这些干部的支撑，东北战局才得以顺利推进。在辽沈战役中，军工部为我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援，使得我军能快速突破坚城锦州，并为后来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何长工在这一过程中的贡献不容忽视。 虽然人生难免会有些许错误，但能够及时纠正并回归正轨，才是真正的胜利。何长工的后期贡献，依然证明了他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