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史上，唐代唱和诗占据着重要地位，其中《盛山唱和集》作为中唐时期的重要文学作品，长期以来却面临着严重的认知偏差。唐次在贞元八年（792 年）被贬为开州刺史，在任十二年期间与友人僚属诗歌唱和，由权德舆编为《盛山唱和集》。然而，后世学者却普遍将这部作品与韦处厚创作于元和年间（816-819 年）的《盛山十二景诗》相混淆，误认为两者是同一部作品或性质相同的唱和诗集。

这一误解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源于多重历史因素的叠加。首先，两部作品均以 "盛山" 为名，且都包含 "十二" 之数，在文献流传过程中极易产生混淆。其次，《盛山唱和集》中的《盛山十二讲诗》在宋以后亡佚，而后世书目罕见著录，导致信息严重不对称。更为关键的是，从明代开始，方志编纂者就将两者混为一谈，如乾隆《夔州府志》独记韦诗而忽略权、唐之作，《蜀中广记》著录已有讹误，至乾隆、道光《夔州府志》讹误更是增至 24 处。

这种混淆不仅造成了时间上的悖论 —— 权德舆与唐次如何能 "穿越" 二十载为韦处厚未来的诗作唱和、作序？—— 更重要的是，它掩盖了《盛山唱和集》的真实面目，误解了其文学价值和历史意义。事实上，《盛山唱和集》并非唱和盛山山景诗，而是唱和盛山县、郡的诗，权德舆在序文中明确指出，该集内容包括 "营合道志，咏言比事"、"暌携寤叹，惆怅感发"、"班春悲秋，行部迟客"、"烟云草木，比兴形似" 等多个方面，体现了诗歌的教化功能。

笔者旨在通过严谨的史料分析，从历史地理沿革、文学内容对比、版本流传考证等多个维度，深入剖析这一误解的形成过程，还原《盛山唱和集》的真实面貌，强调权德舆编集作序的历史事实，为唐代文学研究提供准确的文献基础。

一、《盛山唱和集》的历史背景与基本面貌

1.1 唐次开州任职的历史背景

唐次，字文编，是唐朝开国功臣、礼部尚书唐俭的后裔，唐陵的玄孙。他于建中初年（780-783 年）进士及第，贞元初年入朝为侍御史，后转任礼部员外郎。贞元八年（792 年），因受宰相窦参案牵连，唐次被贬为开州刺史。

开州在唐代的行政区划设置经历了复杂的变化过程。开州在唐代属山南西道，州治设在盛山县。根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开州为盛山郡，下领三县：盛山、新浦、万岁（后改名为万世）。从历史沿革来看，西魏废帝二年（553 年）分汉丰县置永宁县，隋开皇十八年（598 年）改永宁县为盛山县，属开州。唐玄宗天宝元年（742 年），改开州为盛山郡；唐肃宗乾元元年（758 年），复为开州。

权德舆在《唐使君盛山唱和集序》中明确记载："八年夏，佩盛山印绶，朱雨轓而西，天子雅知其文采，慰勉甚厚"，并提到唐次 "理盛山十二年"。这里的 "八年夏" 指贞元八年（792 年）夏天，而 "理盛山十二年" 则表明唐次在开州刺史任上整整十二年，直到贞元十九年（803 年）冬才 "既受代转迁于夔"，即转任夔州刺史。

1.2 权德舆编集作序的具体情况

权德舆（759-818 年），字载之，是中唐时期的重要政治家和文学家。他在贞元、元和年间执文坛之牛耳，成为新一代文坛盟主，曾执掌纶诰长达九年之久，又在贞元十八年（802 年）至二十一年（805 年）三次主持贡举。

权德舆与唐次有着密切的交往。据《唐使君盛山唱和集序》记载，权德舆曾与唐次有 "木桃琼瑶之往复"，即诗歌唱和往来，因此受唐次之托为其唱和集作序。在这篇序文中，权德舆详细阐述了《盛山唱和集》的编集过程和内容特征：

"理盛山十二年，其属诗多矣，非交修继和，不在此编。至于营合道志，咏言比事，有久敬之义焉。暌携寤叹，惆怅感发，有离群之思焉。班春悲秋，行部迟客，有记事之敏焉。烟云草木，比兴形似，有寓物之丽焉。"

从这段描述可以看出，《盛山唱和集》的内容极为丰富，涵盖了多个方面："营合道志，咏言比事"体现了诗歌的教化功能；"暌携寤叹，惆怅感发"表达了离群之思；"班春悲秋，行部迟客"记录了地方治理的日常事务；"烟云草木，比兴形似“ 则包含了对自然景物的描绘。

更为重要的是，权德舆在序文中明确指出，这部唱和集的参与者包括 "凡汉庭公卿左右曹方国二千石军司马部从事暨岩栖处士令弟才子，稽合属和，二十有三人，共若干篇"。这二十三人的身份涵盖了朝廷公卿、地方官员、军司马、幕僚以及隐士才子等各个阶层，体现了当时文人唱和活动的广泛性。

1.3 《盛山唱和集》的文学性质与价值

《盛山唱和集》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这不仅体现在其参与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更体现在其内容的丰富性和思想的深刻性。

从文学性质来看，权德舆在序文开篇即言："古者采诗成声，以观风俗，士君子以文会友，缘情放言。言必类而思无邪，悼《谷风》而嘉《伐木》，同其声气，则有唱和，乐在名教，而相博约"。这段话明确表明了《盛山唱和集》的创作宗旨：诗歌唱和不仅是文学创作活动，更是一种 "观风俗"、"思无邪" 的教化行为，体现了儒家诗教的传统。

从内容构成来看，《盛山唱和集》包含了《盛山十二讲诗》。根据开州文化史研究，权德舆所撰《唐使君盛山唱和集序》明确指出，唐次在开州任内 "为刺史十二年"，与友人僚属诗歌往还，由权氏编为《盛山唱和集》，内含《盛山十二讲诗》。这里的 "讲诗" 二字至关重要，它表明这些诗歌具有讲解、阐发义理的性质，偏重教化功能，与纯粹描绘自然风光的 "景诗" 有着本质区别。

遗憾的是，《盛山十二讲诗》原诗已佚，宋以后亡佚，后世书目罕见著录。但从权德舆序文的描述来看，这些诗歌的内容必然与唐次在开州的施政感悟密切相关，体现了 "观风俗"、"思无邪" 的儒家诗教理念，旨在教化与传承名教，与韦处厚诗的审美取向截然不同。

二、韦处厚《盛山十二景诗》的创作背景与内容特征

2.1 韦处厚开州任职的时间与背景

韦处厚（773-828 年），原名韦淳，为避宪宗李纯名讳改名处厚，字德载，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他出身于关中士族京兆韦氏逍遥公房，自幼酷爱读书，博涉经史。元和元年（806 年）进士及第，元和三年（808 年）举贤良方正，以优异成绩登才识兼茂科，授秘书省校书郎，直史馆，迁右拾遗、考功司员外郎。

韦处厚的开州之行源于一次政治斗争。元和十一年九月辛未（816 年 10 月 3 日），他因党附宰相韦贯之，由考功员外郎贬为开州刺史。据《旧唐书・韦处厚传》记载，韦处厚在开州任职三年，直到元和十四年（819 年）正月才奉诏回京，任户部郎中。

与唐次的长期任职不同，韦处厚在开州的时间相对短暂。但就在这三年间，他创作了影响深远的《盛山十二景诗》。据史料记载，韦处厚到开州后，与同时被贬为开州司马的侍御史温造相识，二人成为挚友，共同游览盛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韦处厚以诗人的敏锐捕捉着自然之美，用简洁凝练的五言绝句，为盛山十二处景致立传。

2.2 《盛山十二景诗》的具体内容

韦处厚的《盛山十二景诗》是一组五言绝句，共十二首，分别吟咏盛山的十二处景观。这十二景包括：宿云亭、隐月岫、流杯渠、琵琶台、盘石磴、葫芦沼、绣衣石榻、梅溪、桃坞、茶岭、竹岩、上士瓶泉。

从诗歌内容来看，这十二首诗纯粹是对自然景观的描绘，体现了典型的 "景诗" 特征。例如：

《隐月岫》："初映钩如线，终衔镜似钩。远澄秋水色，高倚晓河流。"—— 描绘了月亮在山峦间的变化轨迹，从如线的弯钩到如镜的圆月，秋水清澈，月亮高挂，营造出宁静而壮美的氛围。

《流杯渠》："激曲萦飞箭，浮钩泛满卮。将来山太守，莫向习家池。"—— 描写了流杯渠上举行 "曲水流觞" 宴饮的盛况，箭矢般的流水激荡回旋，酒杯漂浮满溢，诗人劝诫山太守莫要贪恋习家池的美景。

《宿云亭》："雨合飞危砌，天开卷晓窗。齐平联郭柳，带绕抱城江。"—— 描绘了宿云亭在雨雾中的景象，雨雾聚合飞落危阶，天空放晴如卷晓窗，平齐的柳树连接外郭，江水如带环绕城池。

这些诗歌的共同特点是：语言简练明快，意象清新，意境优美，完全是对自然景物的审美描绘，没有任何说教或义理阐释的成分。正如韩愈在《韦侍讲盛山十二诗序》中所评价的："读而咏歌之，令人欲弃百事往而与之游，不知其出于巴东以属朐䏰也"，充分肯定了这些诗歌的艺术感染力。

2.3 《盛山十二景诗》的文学影响

韦处厚《盛山十二景诗》的文学影响远超其作者的预期。据韩愈《韦侍讲盛山十二诗序》记载，这组诗 "大行于时，联为大卷，家有之焉"，甚至达到了 "长安纸贵" 的程度。

唱和的规模空前盛大。韩愈明确指出："于时应而和者凡十人"，并列举了其中六位的姓名和后来的官职："元司马稹为宰相，洋州许使君康佐为京兆，忠州白使君居易为中书舍人，李使君景俭为谏议大夫，黔府严中丞谟为秘书少监，温司马造为起居舍人，皆集阙下"。这六人分别是元稹、白居易、温造、许康佐、李景俭、严谟，都是当时文坛的重要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在韩愈列举的唱和者中并没有张籍，但张籍却实实在在留下了《和韦开州盛山十二首》，见《全唐诗》增订本卷三百八十六，所有诗作严格遵循韦处厚原题，全然不似后人那般掐文改字。这种 "不在名列却有和诗" 的现象，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唱和活动的广泛性和自发性。

《盛山十二景诗》的影响还延续到了宋代。北宋时期，仍有韦骧（1033-1105）《和唐韦相国盛山十二咏》、冯山（？-1094）《开州盛山十二题》等隔代唱和之作，见《全宋诗》卷七百三十三、卷七百三十四。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积淀中，"盛山十二景" 逐渐成为开州历史上最富文化意蕴的人文景观，并派生出 "汉丰八景" 等地方文化系列。

三、千年误解的形成过程与传播路径

3.1 误解的起源：从南宋开始的混淆

《盛山唱和集》与《盛山十二景诗》的混淆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根据现有史料分析，误解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南宋时期。

南宋祝穆《方舆胜览》引绍兴十五年（1145 年）进士夏侯孚先记："盛山风物，冠冕峡郡，其间十二景，唐宋巨公，更酬迭唱云。"这段话中的关键问题在于，它将唐次、权德舆等贞元时期的诗人与韦处厚等元和时期的诗人混为一谈，统称为 "唐宋巨公"，模糊了时间界限。

更为关键的是，《方舆胜览》首次披露了诗句 "拄笏看山寻盛字"，并自注："盖山如 ' 盛' 字也。" 此句上为杜甫《寄常征君》："开州入夏皆凉泠，不如云安毒热新。" 下句为南宋谢谔（1121-1194）失题残句诗 "金房开达皆名州，盛山更在天上头"。然而，"拄笏看山寻盛字" 这一诗句并未见于《全唐诗》及《杜甫全集》，其真实性存疑，很可能是后人的伪托。

从文献著录的角度看，南宋以下历代著录，无论诗题还是文字，舛误众多，以讹传讹的现象极为严重。这种著录上的混乱，为后世的进一步误解埋下了伏笔。

3.2 明代的推波助澜：方志编纂的错误导向

进入明代，两部作品的混淆进一步加剧。自明代以降，两部作品的界限在文献中逐渐模糊。最为典型的表现是，后世方志常将二者混为一谈，如乾隆《夔州府志》独记韦诗而忽略权、唐之作；《蜀中广记》著录已有讹误，至乾隆、道光《夔州府志》讹误更是增至 24 处，讹误文字 30 字，占组诗总字数的 11%。

明代曹学佺的《蜀中广记》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曹学佺以藏书宏富、学识博雅著称，"丹铅满卷，枕籍沈酣"，堪称大家，然其《蜀中广记》著录《盛山十二诗》竟有 12 处错误。这些错误不仅包括文字上的讹误，更重要的是混淆了作品的归属和性质。

明代方志编纂者的另一个错误是对 "古诗" 的不当引用。大抵明人比较审慎，天顺《大明一统志》、嘉靖《四川总志》、万历《四川总志》、康熙《四川总志》、雍正《四川通志》、正德《夔州府志》等皆笼统言 "古诗云"，不妄自牵扯。但这种 "审慎" 背后，实际上是对两部作品关系的模糊认识。

3.3 清代的固化：以讹传讹的恶性循环

清代是误解固化的关键时期。与明代的 "审慎" 不同，清人则多喜夤缘，除康熙《四川总志》外，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雍正《四川通志》、乾隆《夔州府志》、乾隆《开县志》、咸丰《开县志》皆指实为杜诗，三人成虎，越传越广。

乾隆时期的方志编纂尤其值得关注。乾隆《夔州府志》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出现了严重偏差：一方面，它独记韦处厚诗而忽略权德舆、唐次之作，造成了信息的严重缺失；另一方面，在著录韦处厚诗时又错误百出，仅《宿云亭》一诗的引述就有多处错误，如将 "齐平联郭柳" 误作 "荠平联郭柳"，"带绕抱城江" 误作 "带绕抱城" 等。

这种错误并非孤例。据统计，乾隆《夔州府志》、道光《夔州府志》在著录《盛山十二诗》时共有 24 处错误，讹误文字 30 字，占组诗总字数的 11%。更为严重的是，"十二诗" 非全文著录，仅以古迹或亭台入志，这种选择性的著录方式进一步加剧了误解的传播。

3.4 误解形成的深层原因

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以总结出误解形成的几个关键原因：

第一，"讲" 与 "景" 音近易讹。《盛山十二讲诗》与《盛山十二景诗》仅一字之差，在口耳相传和文献转抄过程中极易混淆。特别是在方言环境中，"讲"、"景" 读音相近，更容易造成误传。

第二，文献存佚的不对称性。《盛山十二讲诗》在宋以后亡佚，后世书目罕见著录；而韦处厚《盛山十二景诗》则被《全唐诗》完整收录，相关唱和及序文亦流传有序。这种 "前作亡佚、后作流传" 的状况，导致后世学者只能依据流传下来的韦诗来理解 "盛山唱和"，自然会产生偏差。

第三，年代久远导致的记忆模糊。从唐次、权德舆到韦处厚，再到明清时期的方志编纂者，时间跨度长达数百年。年代久远不仅造成了文献的散佚，更重要的是造成了历史记忆的模糊。方志编纂者在缺乏第一手资料的情况下，只能依据前代文献进行推测，而前代文献本身就存在错误，这种 "以讹传讹" 的循环最终导致了误解的固化。

第四，编纂过程中的因袭错误。许多方志编纂者在编纂过程中因袭旧误，缺乏独立的考证精神。他们往往是 "照着葫芦画瓢"，前代志书怎么写，自己就怎么抄，即使发现了疑点也不愿深究。这种缺乏批判精神的编纂态度，是误解得以长期流传的重要原因。

四、正本清源：还原《盛山唱和集》的真实面目

4.1 从历史地理角度论证：盛山郡、县与盛山的区别

要还原《盛山唱和集》的真实面目，首先必须厘清一个基本概念：唐代的 "盛山" 既是山名，也是郡名、县名。这种一名多义的现象，是造成后世误解的重要原因。

从历史地理沿革来看，盛山县的设置早于盛山郡。西魏废帝二年（553 年）分汉丰县置永宁县，隋开皇十八年（598 年）改永宁县为盛山县，属开州。唐高祖武德元年（618 年）改万州为开州，以盛山县为州治；唐玄宗天宝元年（742 年）改开州为盛山郡；唐肃宗乾元元年（758 年）复为开州。

这种复杂的行政区划变化带来了一个重要事实：在唐次担任开州刺史的贞元年间（785-805 年），开州的正式名称是开州，而非盛山郡。虽然天宝年间曾改开州为盛山郡，但乾元元年就已恢复为开州。因此，权德舆在序文中所说的 "理盛山十二年"，这里的 "盛山" 指的应该是盛山县或开州，而非盛山山景。

更为重要的是，权德舆在序文中明确提到唐次的职责是 "惠而保之，四封熙熙，比岁连课，为百城表率"，这显然是指治理地方、安抚百姓的政务活动。序文中还提到 "班春悲秋，行部迟客，有记事之敏焉"，这些都是典型的地方官员日常事务的描述，与单纯的山水游览毫无关系。

4.2 从文学内容角度论证：《盛山十二讲诗》与《盛山十二景诗》的本质区别

文学内容的对比是澄清误解的关键。通过对权德舆序文的分析和对韦处厚诗作的解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两部作品的本质区别。

首先，从文体性质来看，"讲诗" 与 "景诗" 有着根本的不同。"讲诗" 偏重讲解、阐发义理，具有教化色彩；"景诗" 则纯粹描绘自然风光，属于山水抒情诗。权德舆在序文中明确指出，《盛山唱和集》的内容包括 "营合道志，咏言比事，有久敬之义焉"，这明显体现了诗歌的教化功能。

其次，从创作目的来看，两者的差异更加明显。《盛山唱和集》的创作宗旨是 "古者采诗成声，以观风俗，士君子以文会友，缘情放言。言必类而思无邪，悼《谷风》而嘉《伐木》，同其声气，则有唱和，乐在名教，而相博约"。这段话清楚地表明，这部唱和集的目的是通过诗歌唱和来 "观风俗"、"思无邪"，体现了儒家诗教的传统。

相比之下，韦处厚的《盛山十二景诗》则完全是另一番面貌。这十二首五言绝句，如《隐月岫》的 "初映钩如线，终衔镜似钩"、《流杯渠》的 "激曲萦飞箭，浮钩泛满卮" 等，都是纯粹的景物描写，意象生动，意境清丽，完全契合 "景诗" 特质，与 "讲诗" 的教化属性无涉。

再次，从参与人员来看，两部作品也存在显著差异。《盛山唱和集》的参与者包括 "汉庭公卿左右曹方国二千石军司马部从事暨岩栖处士令弟才子，稽合属和，二十有三人"，这是一个涵盖了朝廷官员、地方官吏、隐士才子等各个阶层的庞大群体。而韦处厚《盛山十二景诗》的唱和者则主要是同时代的文人墨客，如元稹、白居易、张籍等，身份相对单一。

4.3 从版本流传角度论证：《盛山唱和集》的独特价值

版本流传的考证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重要视角。通过对历代书目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盛山唱和集》的流传轨迹及其独特价值。

根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盛山唱和集》著录为一卷。权德舆在序文中提到，这部唱和集是他受唐次委托而编："是集也，编于德舆，尝有木桃琼瑶之往复，辱求序引，所不敢让者"。这一编集过程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从文学价值来看，权德舆在序文中对《盛山唱和集》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引用魏文帝称刘公干五言诗 "妙绝一时" 和抱朴子称 "读二陆之文，恐其卷尽" 的典故，来形容《盛山唱和集》的艺术成就："今览盛山之作有似之"。这种评价绝非客套之词，而是基于对作品的深入理解。

更为重要的是，《盛山唱和集》保存了一个时代的文学风貌。序文中提到，唱和活动呈现出 "盍簪则七子偕赋，发函亦千里善应" 的盛况，这种 "聚集时如建安七子般共同赋诗，分离后也能千里唱和回应" 的文学现象，生动地展现了中唐文人的精神风貌和文学追求。

4.4 从学术史角度论证：纠正误解的必要性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纠正这一千年误解具有多重意义。

首先，它关系到对唐代文学发展脉络的正确认识。权德舆、唐次的《盛山唱和集》秉承大历以来注重教化、交际的诗风，符合贞元时期雅正的传统；而韦处厚的《盛山十二景诗》则体现了元和诗歌转向个性化、审美化，注重捕捉自然美感的趋势。这种差异正是中唐诗歌内部演进的缩影。如果将两者混为一谈，就无法正确理解中唐诗歌的发展脉络。

其次，它关系到对开州文学史的准确把握。开州在唐代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先后迎来了唐次、韦处厚两位重要诗人。唐次带来的是注重教化的诗风，韦处厚则开创了山水诗的传统。这两种不同的文学传统共同构成了开州文学的源头，承载了唐代文化的两次演变。如果混淆了两者，就无法正确认识开州文学的多元性和丰富性。

再次，它关系到对权德舆文学地位的重新评估。权德舆作为贞元、元和间的文坛盟主，其编集《盛山唱和集》的行为本身就具有文学史意义。这部作品集不仅体现了他的文学理念，更展现了他作为文坛领袖的组织能力和学术眼光。将《盛山唱和集》与韦处厚诗混淆，实际上是对权德舆文学贡献的忽视。

五、结论：还原历史真相，传承文学遗产

通过对唐次《盛山唱和集》与韦处厚《盛山十二景诗》的系统考证，我们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

第一，《盛山唱和集》是唐次在贞元八年至十九年（792-803 年）任开州刺史期间，与友人僚属的唱和诗集，由权德舆编集并作序，内含《盛山十二讲诗》。这部作品的内容涵盖了地方治理、友朋交游、风物描写等多个方面，体现了 "观风俗"、"思无邪" 的儒家诗教理念，具有鲜明的教化色彩。

第二，韦处厚《盛山十二景诗》创作于元和十一年至十四年（816-819 年），是他被贬开州期间创作的一组纯粹描绘盛山十二处自然景观的五言绝句。这组诗以其清新的语言、优美的意境，展现了元和诗歌注重自然审美、追求个性表达的新趋势。

第三，两部作品在创作时间上相差约 20 年，在文学性质上有着本质区别 —— 前者是具有教化功能的 "讲诗"，后者是纯粹的山水 "景诗"。后世学者将两者混淆，主要源于 "讲" 与 "景" 音近易讹、文献存佚的不对称性、年代久远导致的记忆模糊，以及方志编纂中的因袭错误等多重因素。

纠正这一千年误解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它还原了唐代文学发展的真实面貌，为我们理解中唐诗歌的演变提供了准确的文献基础；从地方文化建设的角度看，它厘清了开州文学传统的多元构成，有助于更好地传承和发展地方文化；从文献学的角度看，它提醒我们在研究古代文学作品时必须保持严谨的态度，重视版本考证和史料辨析。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考证过程本身就体现了 "正本清源" 的学术精神。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似是而非的 "知识" 充斥着我们的视野，如何辨别真伪、还原真相，成为每一个学者必须面对的课题。《盛山唱和集》的案例告诉我们

（）（），只有通过扎实的史料考证、严密的逻辑推理、审慎的学术态度，才能穿透历史的迷雾，抵达真理的彼岸。

最后，我们应当认识到，文学遗产的传承不仅是对作品文本的保存，更是对历史真相的还原和对文化精神的延续。《盛山唱和集》与《盛山十二景诗》虽然都是开州文学的瑰宝，但它们代表着不同的文学传统和文化价值。只有正确认识和理解这种多样性，我们才能更好地继承和发展这笔宝贵的文学遗产，让千年诗韵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

（文|刘登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