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23日，蒋军第12兵团司令黄维终于下定了转移的决心。当时，黄维的兵团几乎被我军完全包围在双堆集地区，但他迟迟没有决定撤退。一方面，我军在接触后突然撤退，让黄维误以为我军不堪一击，他可以凭借强攻轻易突破；另一方面，黄维的任务直接来自蒋校长，如果贸然转移，就等于违背上级命令，这让他心中犹豫不决。然而，随着我军包围圈越来越严密，局势愈发危险，黄维最终不得不下令转移。85军军长吴绍周接到命令后，立即返回军部，对110师师长廖运周和23师师长黄子华下达指令：我军任务是掩护第18军和第10军安全转移，待两军通过后，我军从罗集向固镇以西集结。110师暂归黄维直接指挥。

听到军长的指令，廖运周心中异常激动，这是他重回革命大家庭、发挥潜力的最佳机会。廖运周早在1927年就加入我方阵营，此后长期潜伏在蒋军内部，等待最有利的时机发挥作用。我军能够在与蒋军的较量中屡次以少胜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情报工作。在蒋军的关键岗位，我军安插了大量地下工作者，像熊向晖、申健、廖运周等人，都为我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情报，甚至包括蒋军高级将领的性格、习惯与脾气。黄维虽然书生气十足，但在情报面前仍败下阵来。很快，黄维在指挥部见到了廖运周，虽然两人军衔差距悬殊，但当时局势紧急，黄维当面将转移命令下达给廖运周。黄维计划四个主力师齐头并进突围，其中就包括110师。廖运周听后迅速分析，如果自己和其他三师同时行动，他一旦带兵起义，很可能遭到其他三师的夹击，这对起义极为不利。

于是，廖运周提出建议：四个师齐头并进不如三个师先行，我师可以先行动，让第18军主力做预备队。如果行动顺利，其他三师可以迅速跟进，扩大胜果！第18军是蒋军王牌，也是第12兵团主力，更是陈诚的重要筹码，危险任务由别人去做正合适。廖运周的建议恰好契合黄维的意图，黄维欣然说道：好，有你这样的勇士，我们一定能成功突围！好同志，你想要什么，我都满足，坦克、大炮随你调！廖运周的起义计划随即紧锣密鼓地展开，他派信任的同志杨振海前往我军接洽。

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部迎来一位特殊客人。作为作战参谋，杨振海被请进司令部时，司令王近山和政委杜义德脸上都露出惊色——杨振海身穿蒋军军装，这可是第六纵队司令部，谁能随便进来？参谋见状赶紧解释：这是我们在110师的地下工作者，杨振海同志。王近山仔细一看，认出了杨振海，立即道歉：让你受惊了，我们见过面的。杨振海不多客套，立即将黄维的转移计划和地图一五一十地交给我军。确实，黄维准备撤退，而廖运周带领的110师计划起义，他希望我军给他们开一道口子，让110师安全通过后，再将缺口封闭。

王近山对于冲锋陷阵经验丰富，但对于这种起义事件却没有实践经验。他对杨振海很信任，但对110师能否掌控部队仍存疑虑——毕竟黄维可能暗藏计策。杨振海急切解释：不会出问题的，黄维现在全力突围，这件事经过多次考虑，非常稳妥。

王近山没有立即做决定，而是让杨振海休息，纵队指挥员们再行商议。淮海战役是决定敌我命运的关键一役，如果第六纵队出差错，后果不堪设想。即便情况稳定，我军让出缺口，110师可能顺利过去，但若黄维紧随其后，这口子该如何封堵？王近山作为纵队司令，责任重大，他必须谨慎。虽然大家沉默，但王近山清楚，廖运周潜伏已久，这次起义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必须果断行动。

思考片刻，王近山正要开口，政委杜义德抢先说：这么大的事，要请示刘陈邓首长。王近山拍了拍脑门，意识到确实需要上级决策的指示。于是他立即联系总前委，电话接通的是邓政委。邓政委了解情况后，只简短回答：好，完全同意！这不仅表明总前委对廖运周起义的充分了解，也体现了对王近山的信任。王近山深知，总前委明确同意后，他只需确保行动万无一失。经过讨论，决定让起义官兵在左臂扎白毛巾便于识别，并在两军接触前发射三发信号弹作为标志。

廖运周的起义充满曲折。当天大雾弥漫，他的部队打了两次信号弹，王近山未能看到，但幸运的是，一切平安，我军顺利接应了110师部队。同时，最后一个官兵通过后，我军第六纵队将缺口严密封闭。廖运周的起义对黄维及其部队造成了沉重打击，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黄维兵团的失败进程。